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阶段

“放乱收死”是计划经济的顽疾，已被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实践所反复证实，早在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便有反映。当时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放放收收”，即隔若干年调整一次。显然，这是治标不治本，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1978年以后试图放活市场，提高效率，效果是有了，付出的代价却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闯关”不成反而引发政治风波。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1989～1991年全面紧缩期间，“一放就乱”这个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和政治的老大难问题竟自然解决了。此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显然，在紧缩情形下所有企业都断了向上伸手的非分之念，眼前只有市场一条路可走。可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保证改革目标的有效实现。以前我们总以为，只有宽松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改革，紧缩的经济环境不利于改革，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宽松的市场环境不利于提高市场效率，不能有效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以后的实践也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证明了这个道理。1989～1991年经济紧缩，“三角债”成堆，结果却被证明是产业结构调整最到位的几年。正是在这个阶段，过去调整不过来的产业结构自动地调整了，过去不被看好、不起作用的市场，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了，过去层出不穷、难以整治的假冒伪劣商品也被市场淘汰了，品牌意识在市场角逐中占了先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速推进阶段的最初几年，改革开放事业终于突破了历史周期律，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也正因为它突破限制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了，这个阶段才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速推进的阶段。

无独有偶，1996～1998年也处于紧缩状态，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说“软着陆”过头了。然而，正是在这种相对紧缩的环境下才成功地推动了房改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将住房从“单位”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变成“商品”，实现了住房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一般来说，调整利益格局、动别人的“奶酪”通常会引起山呼海啸、社会动荡，而这次完全实现了安全着陆、平稳转换，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不能不首先归功于相对紧缩的环境。

这段时期还有一起重大事件，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它再次掀起了改革高潮，中国自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让市场发挥更加基础性的作用；分税制充盈了中央财政，不至于像1988年那样无助——是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感叹“手中无米叫鸡不灵”。总之，企业改制、下岗分流、住房机制转轨等过去认为“老大难”的改革任务，在这段时期大部分都迎刃而解了，而且异常顺利，这是改革和发展的全面推进阶段。

如果说前一阶段是“破”字当头，那么，这个阶段就是再“立”新功，获得了改革的红利。试想，如果经济环境一直处于过热状态，哪容得下市场的精耕细作，哪来市场秩序？

改革开放又一里程碑式的标志是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人为此进行了15年不懈的努力。这一方面说明过去几年外贸的成绩、贡献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同时也是向世人承诺，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市场和贸易的发展。此后我国改革和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呈现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尽管这段时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法轮功”猖獗、台海紧张、洪涝灾害等事端层出不穷，但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

当然，这段时间也暴露出许多日渐严重的问题，如过度消耗资源竭泽而渔，大干快上拼尽资源，吃干榨尽使环境丧失自我修复功能，以及民生工程没有跟进，全面配套不够有力等，其波及面越来越广。可以说，发展了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没有发展时少。但是，它们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如果不发展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特别是“两极分化”，只有“先富”和“后富”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才会有此类问题。“先富”和“后富”分化固然令人不安，但毕竟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如果还处于普遍的贫困状态，也不可能提出此类问题，更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

应当看到，此时中国所承受的内外压力前所未有，形势依然严峻，很多国家正是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后自行解体或产生内部分裂的。这类悲剧频繁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最鲜活的例子，而几十年前拉美国家的表现又何尝不是呢？这种现象就是日后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将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关键因素上。紧装速行、加速推进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以此带动其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其中，党起到了领跑和助推的作用，同时还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在党建问题上也有许多新观念新提法，高度重视并强调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专门作出有关决议，提出了德治，强调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协调并重的思想。那么，体制机制上如何确保并有效实施，这是下一阶段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