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开创阶段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被“文革”弄得千疮百孔的中国领到新的发展航道，从此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977年，再次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抓了三件大事。一是恢复高考，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高考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不啻在乍暖还寒之时炸响的第一声春雷，宣告改革的春天已经提前到来。二是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党内“走资派”第二号代表人物，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本身就极具代表性，传递出超强的政治信号，冤假错案将要启封，相应的，必然涉及对毛泽东晚年的历史评价。三是着手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在国门尚未开放之际，邓小平就已经将外资外贸和人才培养纳入通盘考虑，把它们放在战略高度来决策，本着为我所用、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目的运筹帷幄。他访美期间戴西部牛仔帽的照片给世人留下了既亲切又深刻的印象。

这些举措不正包含着后来我们所讲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元素吗？当大多数人还在沉睡浑然不觉之际，邓小平气定神闲、举重若轻，悄然地改变了历史格局，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当时的这些布局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再如，对深圳逃港事件，邓小平判断“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只有这样的判断力才会想到要去建特区桥头堡，否则就会立起另一堵柏林墙——如果只想着筑牢篱笆、加高铁丝网，就不会有今天的深圳，也不可能有蔚为壮观的沿海开放地带，更不会有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而当初的这项决策在党内也是有争议的。又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即裁军百万，举世震惊。邓小平正确地预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中国人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这些举措都是实打实的思想解放，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与真理标准大讨论配合默契。可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此之前已有诸多铺垫，早就蓄势待发。有人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正确的时间召开的一次正确的会议，此话不无道理。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全国总动员，因而这一年也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元年。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归来看了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之后，重拟闭幕式的讲话，这就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振聋发聩的改革“宣言书”。

改革的前景是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展开的。正是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才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的就是释放出市场的活力，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经过十多年不懈探索，最终落在了“三个有利于”上。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尝试实行资源分配双轨制的改革设计。但是，实行双轨制之后，又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使得价格“闯关”功亏一篑。这是此阶段留下来的难题，曾长期阻碍改革的进程。1986～1988年是在通货膨胀的风口浪尖上度过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与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不无瓜葛，后者可以说是重要的导火线，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经历了1989～1991年经济硬着陆之后，市场的功能和地位反而得到巩固，个中原因耐人寻味，这些经验都极大地丰富了宏观调控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

我国经济在1978～1989年经历了快速成长期，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由补充作用（地位）变成了辅助作用（地位），未来还将进一步起到（上升到）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一波三折，突出的问题是经济重心不稳，受通货膨胀牵制，不得不在1988～1990年花三年时间治理整顿，1989年各方面因素汇集在了一起，导致全面紧缩，一石击起千层浪，此过程也是百转千回跌宕起伏，最后以1992的南方谈话收尾。总之，这个时期的发展过程用“虎头、豹肚、凤尾”来比喻并不为过。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理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改革既然已经破题，余下的就是如何在它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丰富、发展和完善。邓小平谆谆告诫后人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压舱石”。经济改革可以试，即便错了还能改，因为它背后还有党的坚强后盾，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允许失败，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失足成千古恨，东欧剧变就是深刻的教训。当然，党建该怎么抓，下一阶段还要更加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