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主题。本书所要展现的就是这种上下求索、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和它的精神丰碑，将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进一步总结好、归纳好，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理论强党是我们党能够不断从艰难困苦中创造出新的辉煌的很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自身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在中共历史上，有过两次十分重要的总结：一次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系统地总结了建党20多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入挖掘产生错误路线的根源，划清了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的界线，为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保证；另一次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达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团结起来的目的，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次思想总动员。而今，改革开放积累了近40年的经验，40年持之以恒不懈探索、一心一意谋求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伟大事业，为此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基本方法、基本方略等，还需要进一步上升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度，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

这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最大动力。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意义十分重大，是党的一门必修课。在半个多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无论国家大小、实力强弱，也无论国家性质、发展条件、发展程度如何，都没有做到持之以恒保持长期发展，只有中国成了全球最耀眼的新兴增长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已经成为新发展理念最丰富的滋养，是发展理论再次兴盛的最大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新的发展理论，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提供了中国范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采用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发展为依据，探寻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存在根本对立的阶级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整个生产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决定了该阶级社会的性质，由此有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不同社会形态的分别，诚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言，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当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剥削关系及其经济基础被彻底铲除之后，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此时阶级对立不复存在，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剥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新型生产关系。它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促进生产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以此工作为中心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最重大的历史任务。

回顾1956年的中国，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积极回应，提出今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将转向经济建设，由此兴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新时期新阶段的历史任务。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阐述的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这个讲话与其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用的都是矛盾分析法，但是这些矛盾多数已不再是对抗性矛盾，而是没有内在根本冲突的非对抗性矛盾。显然，矛盾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改变。党的八大将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同时期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则将社会主要矛盾直接概述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都旨在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不在于别的方面，而在于如何协调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真正转向经济建设。由这个历史节点出发，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出一条发展中大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长期持续发展的道路。

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规范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直到党的十九大表述才有所改变。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面貌、新气象。以需求为例，需求层次由过去的温饱型、小康型的基本需要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不再是原有落后生产力下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而是要着眼于发展了之后的新表现、新动向，以及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主要矛盾的这种转变和转向，赋予现时代新特征、新任务，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当然，这个新时代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至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办法，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全面协调整个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让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实现共建共享美好家园这一愿望。这是我们积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历史重任，这些任务和要求都是从现实当中突出的矛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中提炼出来的，同时也产生了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战略指导思想、谋划布局及其实施和推进的过程。由此铺陈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路、恢宏进程、历史脉络及其来龙去脉也就全面展现出来了。它犹如浩瀚江河奔腾不息，历经百转千回，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满足不断发展变化了的现实要求，引领时代进步的潮流。

一个国家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理论每一次取得重大进展，都是实践的要求，同时，也激发了民众的巨大热情和实践的相应跟进。有什么样的实践，便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论；有什么样的理论，便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践。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最好概括，实践也是对理论的最好说明。理论只有进一步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又是抽丝剥茧、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从而造就了理论体系开放包容的品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汇流成河发展壮大，缘于改革开放这项伟大实践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开展、不断前进。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独特的风景线，即着眼于我们所从事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立足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理论，然后再去实践，而是理论体系、道路、制度、文化四者的高度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经过检验、为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证明的正确道路、科学理论、先进制度，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凝结成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五千年中华文明最终汇成滔滔江河，铸就了这股生生不息的向心力。

综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最深刻的理论创新在中国，最广泛的实际运用在中国，最显著的历史成就也在中国。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动而又内容丰富的教科书。

风物长宜放眼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立意高远、视野开阔，于改革开放起步时就提出了要管一百年、能覆盖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方针，现在回过头来看，其高屋建瓴之至令人佩服。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无不与40年前制定的这条总纲对接，受其荫庇，各项事业推陈出新无不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延伸与拓展。

本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按其历史发展进程、发展条件和执政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