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重思历程

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国学术界，较长时间一直流行这样的观念：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连贯一体的理论活动，也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系统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如果按此逻辑，那么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生成逻辑似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英美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有一个历史性渐进过程。在过去几十年间，众多英美学者积极参与这一重建活动，持续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去深入（乃至系统）地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终于创立了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甚至可以说，它的整个“出场”历程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出场历程并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知，这一困境也阻碍了人们对它的整体性认同。基于此，我们在这里拟探索一下它的兴起、发展和深化的演变历程。我们发现，它的出场大体上历经以下几个重要演变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时期，到80年代中期的自主性变革和转型，90年代的整合与创新，以及21世纪初以来的再创新发展。

一 兴起阶段

英美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不过，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终于打拼出一片“江山”，他们主要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生态主义理论领域中思考和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及现实意义。

人们知道，在欧洲大陆和南欧半岛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而迁移至英美国家寻找生存空间，并且与英美学者一道，经过战后20余年努力，发展起各种理论，不仅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功转型，而且催生了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

当然，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得益于英美本土学者自身的学术旨趣和努力。正如曾枝盛在《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一书中所说的：“新一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佼佼者是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政治学教授G. A．柯亨（1941～2009），他于1978年发表了成名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从而历史地宣告了旧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式亮相。柯亨为此而努力了近20年。”在这里，曾枝盛指认了G. A．柯亨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他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这段文字还暗示了柯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开启时间——20世纪70年代。正如曾枝盛在这段话的脚注中所说的那样：“柯亨早于1960年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批判》的论文，从此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柯亨及其分析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启的主导性研究方向，其目的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某种意义的重建。这也得到曾枝盛自己的认可，他在《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的另一处这样写道：“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推断，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于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而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1978年正式出版则将这一事实定格在国际学术史的时间表上。

也许有学者认为，70年代的英美学术界出现了多个新思潮，如文化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它们都对历史唯物主义有过这样那样的重建性研究，为什么它们的研究不被视为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呢？我们的回答是：在英美学术史上，柯亨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具有无可争辩的开启一代风气之意义。

第一，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也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标志性成果。一直以来，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实际上将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1976年出版视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问世的标志性时间。然而，哈贝马斯在1975年5月提交给斯图加特黑格尔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就是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标题，这样，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问世时间又提前一年。其实，这个时间也不是最早的，还可以前推到柯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批判》一文发表的1970年（有人说是1960年），而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恰恰构成了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的核心主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重要的是，柯亨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化了他自己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主张。从这里可以看出，柯亨实际上先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重建性研究，至少在同期开展了这项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方式、志趣、语境都具有某种始源性和范导性意义，由此来看，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哈贝马斯的著作冠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就把开创者的桂冠戴到他一个人的头上，这对柯亨是极不公平的。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修正和复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而对英美学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起的影响，间接的远多于直接的；相比较之下，柯亨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创立“分析马克思主义”，开启了英美学者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风范，直接奠定了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基础和发展方向，这些都是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学术影响。由此来讲，不是哈贝马斯而是柯亨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和启动了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第二，柯亨也先于其他英美学者开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并且为其他英美学者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范导性资源。正如前文所述，早在1970年，柯亨就批判地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在1978年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使得自己的多年研究系统地面世，尤其是他无心插柳地开启了英美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之风。有异议的学者可能举出与柯亨同一时期的威廉姆·肖，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威廉姆·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上同样受到了柯亨的极大影响，尽管威廉姆·肖的成名作也是在1978年出版的，但是威廉姆·肖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多次引述柯亨的前期作品的观点。俞吾金和陈学明也说过：“虽然他（威廉姆·肖——引者注）的著作（《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是在同一年出版的，但他对柯亨的著作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还“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到了柯亨以前的一些观点”。实际上，英美学者对柯亨的关注也远多于关注威廉姆·肖，正如俞吾金和陈学明所说的：“在罗默主编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1986）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1994）两书中均未收入W. H．肖的相关论著，甚至这两本论文集中的作者都未提到W. H．肖的名字。……罗默在论述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时，也只追溯到柯亨的上述著作和埃尔斯特的《逻辑与社会》（1978），没有涉及W. H．肖的上述著作，而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1985）一书中也未提到这部著作，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由此看来，作为英美学者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源头，是柯亨而不是威廉姆·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也不是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更不是同期兴起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比如，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在1974年出版为标志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重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以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1963年出版为标志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成逻辑和历史作用，重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以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在1972年的出版为标志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批判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重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如此等等，虽然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实施了某种意义的重建，但是他们的重建在80年代前远不如柯亨做的深入。可以说，柯亨不仅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中心研究任务，而且为之创立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为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规范性基础。与之相比，很多学者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逐步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事实正是如此。当时间进入80年代以后，英美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率先加入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行列，比如佩里·安德森在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7）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之时，还反思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成果形成了1983年在伦敦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沿革》，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突破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单一化重建格局，确证了其他英美学者参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当时间进入90年代，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迎来了第一个成长期。

第三，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兴起阶段主要是由柯亨创立的，这就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解释法”。所谓功能解释，是指“被解释现象的性质是由解释它的现象的作用决定的”，比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恰恰要由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解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恰恰要由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来解释”，注意，“功能解释不能颠倒过来，这里的关系不是对称关系：经济可以从功能上解释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不能从功能上解释经济”，这样，“就有效地维护了生产力的首要性、经济的首要性”。当然，柯亨的功能解释法并非凭空而来，是受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的启示。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陷入了某种不可解救的解释困境，于是柯亨远离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汲取分析哲学的阐述方法，创立“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解释法。柯亨曾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的“序言”中做过如下解释：“阿尔都塞强烈地影响了当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我应当说几句我对他的著作的态度……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使我相信，永久重要的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中被发现的。这种确信促使我写作这本书，因此我要感谢他。但是当我进而读阿尔都塞和其他一些人的论文集——《阅读〈资本论〉》时，我却大失所望。我从阿尔都塞那里所得甚少，不管法语是多么的优雅和含混。我喜欢别的更好一点的东西，特别是巴利巴尔（Balibar）的贡献。但是我不认为它的价值在于它显示了阿尔都塞的影响。首先，我发现《阅读〈资本论〉》极其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这或许是一件遗憾的事。英美哲学已经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很久了，但好在它一直同它打交道。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曾枝盛也说过，以柯亨之见，“尽管结构主义学派曾经试图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们并未成功，原因是他们仅仅依靠‘结构的’、‘没有主体的’主观方法。因此，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失却严谨、明确、清晰的理论方法。柯亨决心克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缺陷，用分析哲学的程序和方法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以便建构一种他认为 ‘站得住脚的历史学说’。柯亨的成名作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去写作的，终于使他成名。”重要的是，柯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得到了许多英美学者的认同，比如B．韦尔和佩里·安德森，前者认为，柯亨“把分析技术应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我把某一些成果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后者曾经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纷争》（1980）、《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1983）中给出如下评价：柯亨的这本书“第一次引进分析哲学的程序标准来铺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该著作无疑是这十年中的里程碑”。比较来看，哈贝马斯沿用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阐释模式，而柯亨不仅开创了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这一理论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在于全力捍卫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奠定了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性阐释方法。

简而言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长时间里，英美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做出突出贡献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柯亨及其创立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正如詹姆斯·奥康纳所说的：“在英语世界过去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的研究少得可怜。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早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新著的确一阵风式地出版了不少（一般来说，柯享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是其中的最重要的著作），但之后这一课题的研究又沉静了下来（惟一的例外是德雷克·塞耶尔的杰出著作《抽象的暴力：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基础》在1987年的出版）。即使是在骚动不安的20世纪60和70年代，当历史唯物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一理论是离奇和过时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兴起，它既是英美语境中的原创性理论，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自觉地变革自身理论的必然产物。由于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植根于英美分析哲学之土壤，因此当它在70年代一问世就立即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暴，招来了一大批英美学者的热烈参与，正因为有了这一集体的力量，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八九十年代逐步走向理论繁荣。

二 发展阶段

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进入自身理论的创新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柯亨发起，又得到乔治·莱尔因、佩里·安德森、安东尼·吉登斯、J. E．罗默、J．埃尔斯特、詹姆斯·奥康纳、艾伦·伍德等学者的鼎力支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风暴席卷了英美地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往那样时有时无、若隐若现地讨论，而是明确谈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甚至一些学者直接将自己的著作冠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名称；另一方面，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获得了丰富和深刻化。从总体上看，对于英美学者来说，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就像没有国界的自然科学知识被英美各地“土人”真诚地领略、传颂、发挥，在客观上推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正如詹姆斯·奥康纳所说的：“在最近几年中，一些主要的左派学者已经开始运用现代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成就来修正唯物主义的观念。女权主义者也在此列。譬如，按照艾略尔·塞乐（Ariel Salleh）的说法，真正对文化和自然的关系起整合作用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妇女的劳动。尤其是值得指出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远远没有消失，而且还在不断繁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埃尔默·阿尔特弗塔（Elmar Altvatar）、恩雷克·利夫（Enreque Leff）、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Juan Martnez-Alier）、艾雷·利比茨（Alain Lipietz）、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特德·伯顿（Ted Benton）、爱伦·鲁迪（Alan Rudy）等人的著作已经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在英美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明确的方式积极地参与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深入展开，越来越多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参与到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之活动中。不过，此时的重建性研究大不同于第一阶段。人们不仅明确地打出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旗帜，而且把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带进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生态哲学、解释学、经济学等语境中，结合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具体地审查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比如，艾伦·伍德的《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副标题；英国学者乔治·莱尔因还直接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书名，发布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重新理解，深刻化了这个时代的“民主”议题；美国学者德布拉·萨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历史进步》一文也提出，从道德重建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可能更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他还说：“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澄清，提出了一些与马克思理论的前提性假设有关的有趣问题，也对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范畴如生产力作了精确表述。但我认为，柯亨关于有可能完全以物质和技术原因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核心主张是错误的。在解释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时，还必须求助于其他原因，特别是伦理的原因。换句话说，一个仅仅把社会变迁解释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理论是不充分的。另外，伦理原因也隐含在马克思自己对历史变迁的解释中。我在本文中，将批判性地评价柯亨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诠释的适当性，并提出另外一个诠释。”这一诠释就是道德诠释论，又曰“非物质诠释论”。他强调道：“我相信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将有助于解决一个与马克思道德概念有关的矛盾。”他在这篇论文的最后还强调道：“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不削弱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下拒绝马克思超越道德立场的目标。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认为历史上有效度的价值是 ‘非道德’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历史上有效度的价值。然而，如果我们打算捍卫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我们就不能拒绝价值的解释性作用。”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也明确提出：“任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首先必须迈出的一步是，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再迈出第二步，即建构一种能够阐明文化与自然界对所有者或统治阶级的力量产生影响或起促进作用的方式，所有者或统治阶级的这种力量正是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因素联合起来并对之施加强制作用的力量。”这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必需的“第二个机制”，是马克思不曾重视的重要内容，因而必须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问题框架加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或生态史（包括文化形态史）的研究进行有效的修正”。

（二）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关于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

这个时期，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许多新成果，推动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从无形走向“有形”，从口号式研究走向实实在在的理论建树，从单个人的努力走向多数人的集体活动，从单向度研究走向多元化思考，从隐形的思考走向显性的书写，甚至已经造就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英美地区的新理论、新境界、新研究范式。

1．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

其代表人物G. A．柯亨、J. E．罗默、J．埃尔斯特、范·帕里斯、埃里克·赖特、罗伯特·布伦纳、艾伦·伍德和威廉姆·肖等学者出版了大量论著，进一步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开拓了新的重建路径、研究方法和问题域。比如：埃尔斯特将1978年出版的《逻辑与社会》一书修改以后以《理解马克思》之名出版，这部书显示了埃尔斯特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视界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达到了既显性又具体的把握程度；罗默的《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1988）、《共产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可能存在吗？》（1992）、《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分配正义理论》（1996）、《机会平等》（1996）等著作，都显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重建，深化了1982年出版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艾伦·伍德的《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89）、 《是解释一切还是零？》（载《新左派评论》1990年第184卷）、《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博弈上算吗？》（载《新左派评论》1989年第177卷）以及《公正与阶级利益》（1984）等著作，都显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学重建；范·帕里斯在1987年出版的《信念的进化解释》《阶级理论中的革命》等著作集中讨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进步问题和阶级与革命问题的重新理解；埃里克·赖特在1985年出版的《阶级》中重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问题的本质内涵和历史功能，因为阶级既是赖特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重思的切入点，所以说，他的《阶级》（1985）一书是对先前思考的一次总结，而这一总结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威廉姆·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发展命题》（载《社会科学的哲学》1986年第16期）、《统治地位的观念》（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1989年卷）等著作，都深化了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罗伯特·布伦纳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土地起因》（1985）、《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载《分析马克思主义》1986年卷）等著作，结合欧洲社会发展特征，重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础问题，深化了前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柯亨自己在这个时期也写了大量的著作，最需要注意的是1988年出版的《历史、劳动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论题》一书和1988年发表的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探讨》，它们从自由、正义与人的生存的关系上重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

2．生态马克思主义阵营

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戴维·佩珀、本·阿格尔、威廉·莱斯、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等学者，他们出版了大量论著，在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强调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框架，作为中心问题来处理。比如，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1997）一书中这样写道：“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马克思倾向于把他对社会劳动即劳动分工的讨论从文化和自然中抽象出来。在马克思或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是不可能找到将社会的文化和自然系统这两者都包含在内的某种内涵丰富的、成熟的社会劳动概念的。第一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们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之中的。第二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恩格斯自己就曾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为 ‘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在此，‘历史’是主词而 ‘唯物主义’是修饰词。”就是说，将历史唯物主义置于生态学语境中“重建”是非常必要的。要知道，“直到马克思去世以后，欧洲和 ‘新世界’的社会本身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才形成。这涉及到了两种基本变化：其一，劳动变得更像雇佣劳动了，并且需求满足型的商品形式也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在20世纪末期，消费主义和这种 ‘景观社会’达到了最高潮。其二，土地也日益商品化了，最后它变成了一种投资，‘不动产’被看成与其他投资没有什么两样。与劳动在工作场所失去了它的自治权一样，土地也变得不再是一种场所、一个家园或一个社区了，它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也变得更为个人主义化、私人化和物化了。……在此期间，资本已日益将自然系统本身商品化了（例如对 ‘可持续性发展’的讨论），这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互为因果关系”。这样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 “不管是 ‘第一’自然还是 ‘第二’自然的历史”, “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产生影响”。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 《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等论著中提出，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把自然置于辩证唯物主义之中，而把历史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因此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没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狭隘的历史观，而且是错误的历史观，它制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紧张，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么它一定也是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体，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关于人类史的观念和方法，那么它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文化史，还应当包括人化自然史，因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而生产方式就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劳动方式，换言之，在生产方式中，已经内在了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重建一个生态学维度，重新审视人类在自身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困境。比如，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研究，就需要确立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确立生态矛盾与生态斗争的本位意义，认识到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人类的生存斗争，阶级斗争是生态矛盾，亦即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或者说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性生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性消费的矛盾，由此得出，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危机。

3．文化马克思主义阵营

其代表人物E. P．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佩里·安德森、乔治·莱尔因、安东尼·吉登斯、特里·伊格尔顿、弗里德里克·詹姆森、丹尼尔·贝尔等学者也出版了大量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再认识，其中，前二位属于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后五位对80年代及以后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莱尔因在80年代后期出版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部著作总结性地考察了自哈贝马斯以来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得失，又阐述了自己对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莱尔因说过：“尽管哈贝马斯（Habermas）好象是第一个正式提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作者，然而，在他前后已经有不少人论述了类似于重构这样一个题目。当然，这些人中间对重构的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每个作者都有他自己固有的或明确的意义，并且都用各种方式来论证重构的必要性。然而，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基本上区分为两类。一方面，是法国的阿尔都塞（Althusser）和英国的柯亨（Cohn）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系统的阐述，虽然他们中间有着很大的分歧，两者互不搭界，但是，他们都运用严格的科学公式进行论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任何解释世界的能力，那么，这是因为人类的活动、阶级斗争、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就是由能够精确地严格地界定的结构因素所引起、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德国的弗莱谢尔（Fleischer）和法国的萨特（Sartre）也提出了不同的重构概念，他们不强调科学的严格性和用结构界定的理由，相反，他们强调用实践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这意味着，虽然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是以结构的要素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最终只能解释为不能完全预定的人类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结果。”紧接着，他分析道，第一类重构概念在英语国家里占优势，极大地影响了英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人们知道，“从阿尔都塞到柯亨，他们在盎格鲁撒克逊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起到的巨大影响，是弗莱谢尔、萨特和哈贝马斯所不能比拟的”。由此来看，莱尔因注意到柯亨开辟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意义，然而由于英美学者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过去几十年单一化，未能有效地汲取弗莱谢尔、萨特和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因而补充和借鉴后一方面的合理内容就显得非常必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处在十字路口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批判性质，并试图用不同于苏联教条的非决定论、非经济方式来发展它的做法，已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在讲英语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却已导致这样一种倾向：或者低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或者用严格公式的附加力量来恢复苏联决定论的解释。由此，我得出用实践论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并以此来提供理解历史、社会、个人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关系的基本要素。我同意弗莱谢尔关于用人类解放的实践哲学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请读者注意，莱尔因在这里还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再像前期那样只有一条阿尔都塞-柯亨路径，而是多了一条弗莱谢尔-萨特-哈贝马斯路径，也不再像前期那样仅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功能上获得重构理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是转向从实践论上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社会变革功能。当然，这种重构既不是阿尔都塞的“断裂式”重建，也不是哈贝马斯的“拆分式”重建，而是正如柯亨所说的，重建在于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的模糊性，也正如弗莱谢尔所说的，“重构的含义远远不止于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对互相矛盾的章节进行细心的权衡”，而是“我所使用的重构概念，其含义不是用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的同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绝然不同之处，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一句话，莱尔因的“重构论”意在清除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中的含混不清的内容，使之精确化。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出版了《西方左派图绘》（1994）、《后现代性的起源》（1997）、《欧洲向何处？欧洲问题》（1997）、《德国问题》（1999）、《交锋地带》（1992）、《文明及其内涵》（论文，1997）、《今日社会民主》（论文，1986）、《英国问题》（论文，1992）等论著，站在社会历史变迁的意义上，结合文化批判语境，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重要的是，安德森强调了以下认识：其一，不同意人们从政治学、经济学退缩到哲学语境中理解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不仅保留政治学、经济学语境参与的权利，而且更需要融入文化因素于其中，增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功能；其二，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思考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尤其同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后果结合起来思考，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优化的思路、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策略、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建构等问题；其三，将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反思和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思考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挑战，提出历史变迁、理论转向以及新帝国主义霸权都应当成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课题。

4．世界体系论派阵营

其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瑞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学者在其著作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征和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比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80年出版、第三卷1988年出版）、《自由主义的终结》（1998）、《世界体系分析法》（论文，1992）、《世界-经济政治学——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化》（论文，1985）等论著，探索了资本主义历史以及人类历史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性问题，揭示了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历史都是按照“世界体系”的方式演变的，并非像众多历史教科书描述的那样，历史遵循着线性演变路径。其一，他提出，人类史与世界历史是不一致的，人类史不等于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形成而开始的，人类史要比世界历史长久得多。其二，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否认它是一个社会形态，更不同意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或环节，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史。其三，他还强调道，他对世界历史的判断得益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历史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大历史视野”和“世界历史分析”范式，只要遵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逻辑，那就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长时段中考察，才能把握历史对象的真相。我们应当知道，人类史并不是沃勒斯坦所要研究的核心对象，他所关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虽然他试图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方式，重写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社会形态、世界贸易、异化问题、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等，但是他并非延续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语言和思维，而是创立了一套新语言和思维阐述上述主题性问题。比如，在他那里，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社会形态”而是作为“反体系运动”（或“左派”激进运动），或者说，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又时常被看作“左派”激进运动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他还将社会主义看作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世界体系”，一种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代替物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再比如，他否认有社会基本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和不平等交换的产物。所有这些都是为着重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与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渐行渐远。

阿瑞吉的《半边缘的发展：20世纪南欧政治》（主编，1985）、《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合著，1999）、《漫长的20世纪》（1994）、《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论文，1990）、《世界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论文，1991）等论著，也探索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从总体上看，阿瑞吉的基本观点包括：其一，提出了霸权转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和推动力量，其中，经济霸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保障，而文化霸权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软实力”；同时，阿瑞吉还强调，周期性变化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不过，在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变化是其最深刻的变化，每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资本主义霸权转移就要来临，金融危机来势越猛、持续时间越久，其影响就越深刻，资本主义霸权转移就会越迅速和彻底。其二，探索了东亚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东亚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阿瑞吉着重思考了二战后的日本快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复兴，他认为，东亚复兴说明了英美资本主义模式不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也有多样性；还强调了东亚复兴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的可能性趋势，东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其三，研究了古代中国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尤其探索了古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对于稳定和推动世界市场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拟的作用。其四，研究了古代中国经济模式及其社会意义，揭示了古代中国经济是一种国家市场经济，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和中华帝国绵延数千年之根本原因。当然，阿瑞吉的分析范式是政治经济学的，他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他自己的世界体系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综合地考察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演变特征，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不过是其自身向外围不断扩张的过程，也不过是世界经济中心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所谓全球化、现代化、世界经济一体化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外围扩张相关联，换言之，全球化、现代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曰世界资本主义化。

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不平等的交换与价值规律》（1973）、《资本主义的危机》（1975）、《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 《脱钩：为了走出世界体系》（1985）、《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1997）、《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欧洲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毒素》（2003）、《为多极世界进言》（2005）等论著，探索了非洲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之历史特征，揭示非洲大陆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原因和真相。从总体上看，阿明提出了以下基本观点：其一，非洲大陆的长期欠发达状态主要根源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对非洲大陆实施殖民主义入侵、掠夺、压制，非洲人民渴望的现代化遥遥无期，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又被西方发达国家盗挖一空，陷入日益严重化的发展困境。其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区发展中国家严重依附于中心区国家的援助，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援助，一句话，大多数边缘区国家沦为中心区国家的附属国或殖民地。其三，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毒害，提出非洲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选择是，首先清除作为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彻底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

（三）在英美语境中，学者们对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这一阶段也有了很大突破和创新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借鉴和融合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创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他们能够有那么多新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1．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体现为对英美语境中的分析哲学方法的汲取与发挥

柯亨擅长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罗默擅长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埃尔斯特则擅长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各种方法（由于在其他部分对这些方法有过较多讨论，因此在这里仅作概述）。从总体上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这些方法属于人们现在所说的 ‘决策论’或 ‘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 ‘合理选择理论’”。正如曾枝盛说过的，他们“除大量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外，还使用了当代社会学、经济学甚至数学所常用的最先进的方法，如量化法、统计法、博弈论法等等”。不过，当范·帕里斯、埃里克·赖特、罗伯特·布伦纳、艾伦·伍德和威廉姆·肖等学者加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后，他们的研究方法向政治学、解释学和伦理学领域拓展，尤其是博弈论法的运用，有效地促进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的精细论证。一方面，在整体性研究中高度重视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的研究，化整为零，彻底剖析问题；另一方面，将形式设计与意义表达结合起来，探索命题和推理中的本质内容，追踪元问题、元意义、元逻辑，达到对无意义的虚假概念和命题的清除，“把抽象、模糊、艰涩难懂的原理变为具体、精确、明晰易懂的理论”，就像曾枝盛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构成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构成总体转变过程基础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说明宏观现象和总体理论，作为理论研究方法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2．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研究方法上既受到分析哲学方法的影响，也接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创立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

一般说来，他们的文化批判还引入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因而又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但是在操作上往往表现出现象学研究、结构主义研究和解释学研究相融合特征。比如，姜兴宏和刘明如在乔治·莱尔因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译者序》中说过，莱尔因将解释学方法运用于重构方法，创立了解释学重建方法，这是因为：“同一句格言，不同的人对它进行解释，可以产生不同的含义。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句格言的理解，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不同时代里的人们，其生活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实践会赋予这句格言以更丰富的含义。”实际上，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之所以有多个版本，就在于人们的理解差异，而这又根源于理解时所遵循的解释学程序和方法，这又启示我们注意以下内容：一方面，“通过不断地被阅读、理解、解释其涵义才能逐步得以显现、彰明和发展”；另一方面，理解的差异取决于理解视界融合状况。要知道，“理解活动既是本文对主体的一种开放和显现，也是理解者的精神对本文的介入和融合。理解这种双向过程使我们超越了各自的局限，而走到了一个新的同一地平线上，达到了一种新的视界融合。当我们用这种解释学意识去重新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时，我们就会达到一个不同于前人的广阔的崭新的意境”。所以，每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上，不仅“应该对我们所普遍接受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传统解释进行重新理解，重新审视”，而且“应该找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含义，破除后人对这一理论的附加成分和教条主义的理解，抓住唯物史观的精髓和实质，并在吸收当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使之能成为认识和改选现实世界的锐利武器”。

如果说莱尔因推崇的研究方法是解释学的，那么安德森则偏重于结构主义方法。他自己也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处于过去与未来、经济与政治、历史与策略的交叉点上，即处于今天一切社会主义讨论的中心点，而正是在这里它可能取得突破。这种中心地位并不是排他性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仍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化范型：它包容面很广，能够把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展望与当前的种种现实矛盾和运动、及其从过去的结构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独特动态的理论。”在他看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既需要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构，也需要懂得批判者——主体及其批判活动，这样的理解活动并不是单纯的结构主义分析所能担负的，必须结合主体活动，在其历时性中作出必要的分析，将同时性与历时性结合起来，才能让人们看到自然与历史、现在与未来、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本然的存在。正因此，安德森不同意柯亨完全放弃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而是设法对结构主义方法作出某种修正，使之成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便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放弃与结构主义的“共同的理论领域”，而是试图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的 ‘发展逻辑’的概念”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原理。实践的教训也告诉我们，不是放弃结构主义方法，而是应当懂得结构和主体“一直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对主体过多的非难在一定时候必然也会伤害结构”，而“这种作用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主观性的无限膨胀”。所以，结构主义方法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有的。安德森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悬而未决的难题和僵局，尽管结构主义曾许诺要超越它们，但在这一竞争领域中却从未在细节上得到解决。把语言模式当作解开 ‘所有神话的钥匙’，远未阐明或解释结构与主体的关系；这种情况导致由结构的夸张的绝对主义发展为对分裂的主体的盲目崇拜，但并未发展关于结构与主体的关系的理论。这种在历史上有限定和在区域上有区别的理论，只有辩证地尊重其相互依存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里的结构主义方法不可能还是阿尔都塞的“无主体”研究方法，而是结构与主体相结合的新结构主义方法。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结构与主体的关系也是它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除非马克思主义能够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它就没有完成作为批判理论本身的使命”。

那么，特里·伊格尔顿在研究方法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方珏博士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探要》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权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她说：“将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对待的，主要是用以梳理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西方学者，如大卫·麦克里兰（David Mclellan）和乔治·拉伦（Jouge Larrain）。前者认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是一种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重构马克思理论的精彩尝试，后者则提及了他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联系；但二者都没有展开详细论述。”在这里，方珏主张，伊格尔顿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包括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柯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伊格尔顿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和“症候式阅读”研究法以及柯亨的“功能解释”法的汲取和发挥，创立了解构式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重新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正如伊格尔顿本人所说：“结构主义不是可以追根溯源到帝国主义的惟一文学理论分支。阐释学与这个项目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精神分析也是如此，在前者的背后潜伏着对于他者是否可以理解的充满忧虑的质询，而后者则在人类意识的根源发掘出一种返祖性的亚文本。神话或原型批评所做的也是差不多相同的事情，而后结构主义，它的一位主要阐释者来自前法属殖民地，对它认为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形而上学提出了怀疑。至于后现代理论，没有什么比一种可靠的、前现代的、严密一致的文化更不令它满意了；一想到这种文化，它就将手伸向其混杂性和末端开放性。但是，后现代与前现代比这可能暗示的有着更为新近的关系。它们所共有的东西是给予文化本身的很高的、有时过分的尊敬。事实上，人们也许会宣称文化是一个前现代或后现代的，而不是现代的观念；如果它繁荣在现代性的时代，也主要是作为过去的踪迹或未来的期望。”这段话本质性地暗示了我们，伊格尔顿本人倾向于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即带有解构品质的文化批判。伊格尔顿本人认为，随着现代的展开，文化的地位“或者是对抗性的，或者是辅助性的”，或者说，“文化要么变成一个颇为无效的政治批评形式，要么就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领域，人们可以抽出所有那些潜在的分裂性能量，包括精神的、艺术的或性欲的，不让它们进入其中，因为现代性能够提供给它的也越来越少”，正因此，“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本身”的界定，“依赖于社会对经济、意义对物质生活的一种独特的现代的异化”, “正如怀疑论者谈论精神分析一样，文化自己就是它主张治疗的那种疾病”。

请读者注意，伊格尔顿倾慕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研究也出现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丹尼尔·贝尔等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本中。詹姆逊将解释学方法融入后现代文化研究中，将解构的文化批判注入自己的研究方法。他的解释是：“至少我所描绘的那种后现代一下子同一些非常基本的基础结构性变化勾连起来”，而“这些变化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比如全球化的趋势”，等等，它们“便给了我一个融会贯通的框架来审视一切，把它们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为此，他创立了“元叙事”研究方法，这是对结构主义方法的改造，但又有别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更多的是属于马克思的总体性研究方法的后现代主义“改装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整体性的阐释，这使它优于所有那些仅从某些方面解释问题的批评方法——文化批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自由主义以及伦理的改良主义——在这些批评的有效性解释中都模糊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所有文化弊端的来源”，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转向探讨结构主义”方法，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的方法就是结构主义的，在我们的文本中，要想“单独挑出几个正式的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是很难的”。要知道，“在实际运用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对不同的两类。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称右翼，他们往往从语法结构、叙事层次或情节结构入手，在分析从表层到深层的准句法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基本的叙事运动，从而对个案作品中的形式作精细的描述性分析，完成由契约的破坏到契约的重建，由对象的失去到对象的恢复，由矛盾经由中介而达到综合。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支属于政治谱系。……然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詹姆逊的“元叙事”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之一种类型。

与詹姆逊有所不同，贝尔将意识形态批判融入后现代文化研究中。詹姆逊将文化理解为政治无意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关于物质生活的某种意识或反映，文化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可是，贝尔则不同意这样定义文化，认为，文化实际上承载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它是一种政治意识，或者说，就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不过，贝尔的意识形态批判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有所不同。比如，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相比较，贝尔融入了解释学和分析哲学方法，在这一点上又与詹姆逊有共通性，而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则沿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实际上贝尔在自己的论著中还指责过工具理性批判的不足。另外，贝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而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基本特征，揭露晚期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实质及深层根源。他还认为，人们应当把詹姆逊的“元叙事”方法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叙事”方法结合起来，这是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必备环节。

3．世界体系论派汲取了法国史学派的“时段”研究法、俄国经济学派的“长周期”研究法和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

在世界体系分析的引导下，沃勒斯坦提出，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并不主要表现为线性变化特征，而是表现为自身结构的横向扩张特征，世界是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组成的结构体，其变化情形是由中心向边缘不断扩张，直到将全球各个角落纳入世界体系之中。为此，沃勒斯坦还创立了一体化学科研究方法，放弃学科分隔思维，走学科知识融合之路，以深入确证上述论断。他自己也说过，“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个关于社会世界或关于部分社会世界的理论。它是对一些方法的抗议”。所谓“抗议”方法是指那些自19世纪中期以来已经“结构化”的学科研究方法，就是那些“以一系列常常不被质疑的预先假设为基础”，且都仅仅坚持在自身所在的学科范围内、催生一系列封闭性结论的研究方法。为着克服这类结构化的缺陷，世界体系分析法打破学科边界，走一体化学科研究之路，建立以世界为视角的研究方法，打破以历时态为基线的历史研究法，转向建立以同时态为基线的世界体系分析，分析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和扩张性及其根源。

与沃勒斯坦有所不同，阿瑞吉在世界体系分析中考察了亚洲与欧美在世界历史演变进程中的角色变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揭示了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相互转换的变化规律，强调了金融霸权在这一角色转换中的关键作用。在具体研究中，阿瑞吉遵循了世界体系分析，但是又更多地发挥了经济学因素的分析功能，尤其注意“金融周期”的方法论意义。这在今天尤其富有启示意义。

与以上两位有所不同，阿明在世界体系分析中紧扣“中心—边缘”结构和不平等的交换，分析非洲欠发达状态的实质和根源。他认为，非洲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主要根源于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的交换，即非洲处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经济体系中，这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非洲被预先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区，作为西方现代化的原材料供应市场、商品的倾销市场、资本的寻租市场、垃圾的倾倒市场，还为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巨量剩余价值、完成依附性积累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市场。由此来讲，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下，现行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是极端不公正、不平等的，非洲被迫处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地带和欠发达状态。可以说，阿明将“不平等的交换”和“中心—边缘”结构作为世界体系分析的主导性视界，丰富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

4．生态马克思主义汲取系统学、控制学、未来学以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创立了生态理性批判研究方法，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这种关系不是平面关系而是系统性关系

本·阿格尔在这一方法引导下，倡导用马克思辩证法批判性地研究生态危机，进而提出“期望的辩证法”。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刺激人们对商品的没完没了的消费的期望的基础上的”，可是，生态系统的承受力是有限的，无法永恒地支撑这种消费期望，当生态资源耗竭之时，生产就将无法维持下去，消费也必将因之停顿，这样，人们期望通过没完没了的消费来获得幸福生活的愿望就必然会落空。这就告诉人们，辩证地理解和处理生产与消费关系，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与阿格尔有所不同，莱斯直截了当地抓住“自然的控制”观念作为分析生态危机问题的切入点，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控制思想，揭露西方“自然的控制”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被异化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演变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认为，我们不是不要作为科学的控制学，而是不需要马克斯·舍勒所描述的控制学。“舍勒的基本错误是只研究整体对强力的追求，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它们相互冲突的成分；而后者恰恰是理解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的关键。”舍勒的理论不仅功利主义地理解了控制学而且带有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痕迹，因为他的理论讨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而不谈对人类自身的控制；他并没有看到自然的控制中还存在着深刻的对人的控制问题，不仅生态问题已经表现为人的生存危机，而且自然的控制也呈现出对人的生存资源的控制了。如果不揭示这一内容，就无法正确理解控制学的方法论意义。所谓控制首先应当表现为对自然的控制，即“理性首先变成一种工具，人为了自我保存用它来在外部自然中发现合适的资源。它把自己同感觉中给予的自然分离开来，并且在思维本身（我思）中找到了可靠的基点，在此基础上它试图发现使自然服从它的要求的手段”。这种服从就是服从于人的内部自然的控制需要。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与对内部自然的控制有内在的联系。换言之，由主观理性实行的对世界的控制预设了一个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的理性已经是它自家的主人，即在人性的领域中它已是主人。对外部自然的控制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对内部自然的控制表现为现代形态的为社会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个人的克己和本能克制”。莱斯认为，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上看，控制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的生产与消费本身，只有解决了生产与消费的系统关系，使之合理化，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协调好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现行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下，消费活动拉动生产增长，以消费促生产，陷入消费与生产的恶性膨胀，导致生态资源的迅速耗减，造成它的巨大浪费，因此人们需要做的是稳定的生产，规范的消费，节约资源，协调发展。从以上分析看，莱斯的研究方法突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深刻化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

三 新发展阶段

人们知道，我们的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新一轮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运动，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格局也出现了多极化态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美国霸权在短暂繁荣之后迅速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反恐困境，美国霸权也因之走向衰落。与欧美国家陷入困境相反，新兴经济体国家反倒表现出惊人的发展活力，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活力最强。中国的迅速崛起，激发了许多学者的研究热情，其中，英美学者还将中国崛起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及世界意义，分析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学说对中国崛起，乃至当代世界发展的解释效力。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英美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进入新发展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变化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结合现时代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拓展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角度。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罗默在2001年出版了《政治竞争》一书，艾伦·伍德在2001年出版了《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你怎么会这么富有？》一书，等等，都从政治哲学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试图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G. A．柯亨、威廉姆·肖、埃尔斯特等学者转向从后结构主义视域中审视当代世界历史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揭示全球化、现代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对于重新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的阐释意义；J. E．罗默和D．施韦卡特、埃尔斯特等学者还转向市场社会主义视域，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揭示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差异性和两面性。还有，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2000）、《站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的命运》（2000）、《第三条道路的全球性斗争》（2001）、《今天的工党何去何从？》（2002）、《超越右，布朗先生：新工党怎样再次获胜？》（2007）等从政治哲学角度思考了工党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施政的路线和策略问题，探索了当代政党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特征，等等。

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这个时期出版了The Story of a Yea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Marc Angenot's1889（2000）、“Introduction”Lenin and Philosophy, Louis Althusser（2001）、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2001）、Fear and Loathing in Globalization（2003）、Morus the Generic Wingdow（2003）、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Strategy（2000）、On the Matrix（2000）、The Imagi-nary of Globalization（2001）、End of Temporality（2003）、Experiments with Time: Realism and the Providential（2003）、Rousseau and Contradiction（2004）等论著，转向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视域，思考了现代化、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挑战，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需要一个解释学视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特里·伊格尔顿在这个时期出版了《文化的观念》（2000）、《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6）等论著，将现象学方法与解释学方法、后结构主义视域结合起来，研究文化、文本的可理解性、可阅读性及其意义的合法性，指出文化不再是一种意识，也不再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深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模式，因而，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应当引入现象学、解释学方法，揭示其内在的新帝国主义本性。

丹尼尔·贝尔在这个时期出版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论著，转向本雅明的文化批判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视域，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文化霸权控制社会大众，通过压制导致异化，通过机械复制泯灭创造精神，探索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上的视界意义。

在世界体系论派阵营中，沃勒斯坦的《转型中的世界体系》（1998～2004）、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007）等论著集中思考了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转变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揭示了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的客观性，探索了东亚和中国崛起的实质及其对世界经济体系转型所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肯定了中国崛起的积极意义和独特性，并且从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征上重新理解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几乎都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未来模式。

第二，结合现实问题的思考，拓展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

由于在21世纪的世界变化中滋生了许多新问题，诸如全球化、核危机、反恐斗争、美国霸权衰退与资本主义霸权转移、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东亚复兴与中国崛起、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边主义、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文化价值观冲突、“颜色革命”、新左派运动、科技革命、社会信息化、互联网、世界一体化进程等新问题，以及现代性、异化、阶级、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不平等的发展、革命等传统问题的新变化，都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英美语境中，研究者希望将上述诸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框架之中，拓展其问题域。正因此，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在英美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新理论，诸如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管理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妇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经济理论、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一时期，英美学者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形成，而不是着眼于构建这样那样的学术流派，其中，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是一种不再受制于某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走向了一体化学科研究，汲取广泛学科理论资源，在更加广阔的知识世界中反思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第三，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比如，大卫·哈维的Space of Hope（2000）、Space of Capital（2001）、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2003）、The New Imperialism（2003）、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2005）、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2006），艾伦·伍德等的《保卫历史》（1997），威廉·鲁宾逊的《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2000），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2002），福斯特的《帝国主义的新时代》（论文，2004）、《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论文，2003），赛义德的《帝国与阿拉伯世界》（论文，2003），沃勒斯坦的《新的反体系运动及其战略》（论文，200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及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启示》（论文，2005）等，在不同意义上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及其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消极性和破坏性影响，探索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已经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衰退表现出来了，沃勒斯坦甚至预言当代资本主义将在2050年衰亡，并被“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所取代，未来的世界社会将会清除掉今天的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