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问题框架

在英美语境中，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反思，也批判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征，这两方面包括九个主要问题，并依一定的逻辑共同组成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框架”，即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内容。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源于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什么？”的解答。卢卡奇在这本名著中在同一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如此来看，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什么”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问题的重心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卢卡奇的答案。

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方法，是历史辩证法。卢卡奇的理解影响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成就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解界面，由此，人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某种哲学方法，比如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批判分析方法等。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某种理论，比如社会进化理论、历史理论、生态理论、文化理论、政治哲学等。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界说并不走单一路线，实际上都兼而有之，只不过各人有所侧重，有人侧重于方法意义的界说，但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的界说，也有人侧重于理论意义的界说，但也伴有一定的方法意义的界说。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理解，理论意义的界说盛于方法意义的界说。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大多数学者侧重于理论意义的界说，视历史唯物主义为某个历史理论。不少学者的著作都直接以“……理论”来命名。比如，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悉尼·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罗默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著作也不时地讨论马克思的方法，比如阶级分析法，就是说，不仅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反思，而且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方法的反思。正如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所说，“马克思由于清算了他那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传统和态度，而达到批判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并没有写什么教科书并把冷藏的真理装到它们里面去。他的著作都是一些行动的纲领；而他的分析则是一种为行动扫清道路的方法。因而如果不领会他所明确地或含蓄地提到的相反立场，便不能理解他的任何著作。”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们几乎也是侧重于理论意义的界说，视历史唯物主义为某个生态理论。比如，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和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都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做了“人类生态学”指认，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对马克思学说做了生态哲学指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做了生态唯物主义指认，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做了生态辩证法指认，等等，所有这些指认不仅重新反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而且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研究生态问题的分析视界，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生态问题，为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视界和方法。

在世界体系论派阵营，人们视历史唯物主义为某个社会历史理论，同时将它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比如，沃勒斯坦就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研究世界历史和考察资本主义史及发展趋势的社会历史理论，同时认同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是最佳的历史分析法；阿瑞吉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社会经济理论，强调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其探索资本主义演变特征的理论的社会经济价值；阿明与弗兰克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不平等发展批判理论，同时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方法，并且运用于分析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和欠发达状态的原因和实质。

在文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们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某个文化批判理论，当然也有人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范式，甚至当作某个历史分析方法。比如，雷蒙德·威廉斯和E. P．汤普森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就建立于他们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解读；特里·伊格尔顿、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方法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丹尼尔·贝尔等美国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文化批判理论与方法。

二 历史问题

这是关于“历史是什么”的追问，包括历史的本质内涵以及历史的发展动力、发展路径和归宿。那么，英美学者对历史问题做了怎样的思考呢？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又做了怎样的反思？

关于历史的本质，人们围绕“历史一元论”展开了讨论。胡克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最倒霉的特征描述——而且还是它的信徒们对它所作的描述——是 ‘一元论的历史观’。一元论是一个极其含糊的词。它可以是指历史的素质，那就是说，必须予以解释的东西，只是由一种行动所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意味着历史无非是经济上的活动而已——这是对一个批判的思想家的最荒唐的歪曲。或者历史的一元论可以是指只有一种解释是有效的，对于一切历史事件都能够从经济的或社会的方面来加以解释。某些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这一点，但是，马克思却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它”。那么，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并不是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事件。历史也不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或年表。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结果——都是必须先加以说明和解释，然后才能有意义的材料。历史是一个过程——它同一切别的自然过程的区别，就在于 ‘它是人追求其目的的活动’……人类的行为是为了种种目的或理想的缘故才采取的这个事实，把历史的题材同物质自然界的题材区别了开来。”就是说，对历史的本质的把握既不是一元论的理解，也不是多元论的理解，既不能像传统唯物主义者那样抓住“物质”、“存在”之类的东西不放手，也不能像唯心主义者那样抓住“精神”、“意识”之类的东西不放手，而要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确证实践是历史的本质，历史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历史既不是主体演变史，也不是客体演变史，而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史。

关于历史的演变路径，人们注意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经典阐述，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一般说来，人们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将历史演变路线直线化了，即历史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历史进程。不过，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同上述历史路线图，他们认为，历史变化实际上是复杂的，并不是直线式演变的，由于伴随着人类史、劳动史、文化史、技术史等复杂性演变，且彼此并不同步经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因而这种“不同步发生”实际上导致了人类历史路径的曲折变化。比如，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历史不是社会形态演变史，而是世界体系史，表现为世界体系的扩张、更新的演化过程，即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帝国体系→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经济体系→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样的历史进程。

关于历史的发展动力，人们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不过他们却否认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反而把科学技术、文化和上层建筑诸要素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因素。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提出，在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既不是人也不是自然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是文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人类社会史本质上是环境史，而环境史“不仅以生物学、土壤学等为理论前提，而且也以政治和法律的历史……、经济史……、社会与文化史……为理论前提”。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E. P．汤普森也认为，文化在阶级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文化动力论还为斯图亚特·霍尔、特里·伊格尔顿等第二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

关于历史的演变归宿，学者们也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展开讨论。人们知道，英美学者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且也没有明确承认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财产私有制度的社会，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复杂的，但是强调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比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罗默、埃尔斯特提出市场经济机制论，并认为，作为市场经济机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极可能被后者所替代，成为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新状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世界体系论，并认为，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差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生命和边界，经历产生、形成、衰亡的过程，最后必然被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所取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生活方式论，并认为，作为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差异，资本主义推崇“生产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生活方式，而社会主义倡导“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才是理想的“主要生活模式”，因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也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归宿。

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关系问题

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的反思，提出了新见解，甚至改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在这里，我们简单地陈述其要领。

1．生产力

在英美语境中，对生产力的理解并不是单个学者的事务，而是众多学者参与的集体活动，比如，阿瑞吉将生产力与生产效率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是指市场经济下的生产效率；詹姆斯·奥康纳认为，生产力是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等等。在其中，威廉姆·肖关于生产力的界说颇具典型意义。他认为，从生产物质的使用价值过程上看，有广义和狭义的生产力，所谓狭义的生产力就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尽管马克思有相当直观的论述和许多具体的规定，但是，“生产力不过是那种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被运用（或至少是适于运用）的要素”，所以，“那些引起生产或允许进行生产的东西，同那些在物质上是生产的组成部分、在物质上为生产所必需的东西，是有区别的。只有后者可以是生产力”。所谓广义的生产力，是包括劳动力在其中的生产力，劳动力是生产力的构成要件，除去劳动力，还包括其他内容，比如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本身仍然是关键性的生产力”。

2．生产关系

同样，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对生产关系的理解也呈现出差异。比如，阿瑞吉将它与经济利益关系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关系；奥康纳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G. A．柯亨提出了广义的和狭义的生产关系之别，所谓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所有权关系，而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所有权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合称”。威廉姆·肖认为，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可分为两种：劳动关系和所有权关系，所谓劳动关系是指“那些包含在物质东西的生产中的关系，是不问其社会结构构成实际劳动过程的关系”，所有权关系是指“调整物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力的控制和利用的关系”，而且“它们包含对生产力的所有权关系以及那些包括这种所有权的关系”。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理解，不能仅仅抓住劳动关系或财产所有权关系，而要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因为作为生产关系的劳动关系已经“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联结起来”了。

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人们重点思考的内容之一，因为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理论的反思与重新阐释。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理论遮蔽了自然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意义，这是因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同样，“生产力始终只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生产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等多元因素决定的”，由此来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是单向的决定作用，也蕴含了双向决定作用，而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角度看，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更加具有基础性意义，重要的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的是双向决定作用。与奥康纳有别，威廉姆·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哲学的贫困》等论著中只不过承认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没有说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后一内容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发挥的，而且是片面发挥的；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决定与被决定本身也是辩证关系，所谓辩证关系是指双向决定作用，在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中，相互决定是事实性的，但并不是同一层意义的，马克思把生产力视为历史变革的长远的决定因素是正确的，但错在把这种决定作用视为本体论意义的，实质上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是一种技术决定论。

四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关系问题

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一样，人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关系都做了重新思考，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做了反思和重新阐释，比如用“需要论”、“双向决定论”、“经济结构论”重新阐释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二者关系。

1．经济基础

人们用经济结构定义“经济基础”。比如，柯亨将经济结构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提出，“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其生产关系的全部总和”，是“由不同的生产关系的集合构成”的共同体，其中，“生产关系是人们对人和生产力的有效权利的关系，不是法律所有权的关系”。他还强调，如果把经济结构完全等同于生产关系，那就会混淆二者的社会作用，不能只根据生产关系定义一个社会的性质，需要依据一定的经济结构来判断。威廉姆·肖也认为，依据经济结构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是可行的，如果说经济基础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那么社会经济结构并不会完全等同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还包括其他经济要素。

2．上层建筑

葛兰西曾经将“市民社会”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共享资源，这也影响了英美学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解。柯亨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有很多交叉内容，因此不能把上层建筑完全理解为由非经济制度的内容所构成，它包含作为法权关系的财产所有权关系这个经济基础成分，即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即使上层建筑中的法律观念，在其中也包含了法权关系，但它并不是生产关系中而是经济基础中的所有权关系，只是这两个层次中的所有权关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对这一问题也做了不同的回答。柯亨从“需要论”出发，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在于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只有得到了它想要的上层建筑，它才能成为现实的、可运作的经济基础。与柯亨的解释不同，伊安·亨特提出“双向决定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由于生产关系同样决定着生产力、上层建筑同样决定着经济基础而无法维持”。然而，威廉姆·肖则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出发，提出，如果人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联系做出某种精确的分析，即便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进行，那也不能“推断出生产方式在一个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独特表现”等特定情况，尤其需要从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联系上，亦即从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与上层建筑现象之间的联系上来理解，就是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五 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反倒是我们语境中的敏感话题，学术界时下很少公开讨论，实际上这种敏感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这样说来，我们的学术界忌谈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为时不短了。与中国学术界的情形有所不同，英美学者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和理论的反思在过去几十年间反倒持续不断，甚至很多时候结合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阐释。现在，我们就将他们的这方面的思考归纳在下文（其具体内容可参阅后面章节相关讨论）。

1．阶级

阶级是什么？人们重新思考了阶级的定义。比如，E. 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前言”中提出，阶级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所确定的那种相互关系——历史关系，他坚决反对一些人把阶级定义为一个“东西”。威廉姆·肖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的产生、划分及其发展与消亡都与作为所有权关系的生产关系有着紧密联系。胡克认为，“从逻辑上说来，在任何领域里，阶级总是由这样一个集团所构成的，这个集团的全部成员都具有着一种不为某些别的成员所分享的共同特征。”埃尔斯特认为，根据财产、剥削、市场行为和权力来定义阶级，都是不准确的，真正的阶级定义应当根据资产和行为来界说，因此“一个阶级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借助其占有的东西被迫从事同样的活动，如果他们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资产的话”。

2．剥削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的一个理论着力点。不过，英美学者结合现代西方社会的剥削现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做了新思考。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将剥削定义为“依附性积累”，尤其是阿明，他曾在《世界规模的积累》一书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发达国家（中心）的组成部分和 ‘欠发达’世界（外围）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价值的转移运动，这就是世界规模的积累问题的本质。”阿瑞吉将剥削称为“剥夺性积累”，剥削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固有内容，世界的两极分化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欠发达皆根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性。与这些学者的认知有别，罗默对“剥削”问题做了另一番定义，他认为，“如果能够确定富人的福利在因果关系上依赖于对穷人的剥夺，富人就被说成是剥削了穷人”，这种“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普遍存在的，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的直接表征。重要的是，罗默还提出“社会主义剥削”概念，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剥削”，但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剥削”，后者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是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前者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表现为全社会的“积累”，并且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返回到全社会，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3．阶级斗争

人们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异。罗默认为，“作为一种论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之所以如此说，就在于“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沃勒斯坦认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其表现形式又是复杂的，有的表现为民众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有的表现为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比如1789年革命、1848年革命、1968年革命等。胡克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的自觉对立，不是根源于自然的差别状态下的对立，是受到某种阶级意识的驱动而出现的社会对立，所以，阶级斗争是解决阶级之间的对立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完成财产关系方面的变革，这就是说，才能完成社会革命”。不过，学者们也避谈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尤其避谈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六 国家问题

国家问题，是国外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自然也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结合现代西方国家的新变化、新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做了反思与重新阐释，重新诠释了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功能。

从总体上看，人们并不赞同将国家定义为纯粹的暴力工具，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的公共管理权力的象征，也是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比如，埃尔斯特认为，国家是一个有能力、有选择、自觉的，且不受干扰的主体，是一个具备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能够实施自己制定的决策的行为主体。胡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实际上已经把革命与国家本质性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变革的国家政权。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国家就是一种霸权，或者霸权体系。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的“缝合点”，亦即将一个社会的各方面要素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有机体，所以国家既是一个“接合点”，又是一种“接合力”。米利班德等学者还提出，国家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维护者。

七 文化问题

这个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中，并未获得主题化。正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反思和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时几乎都没有忽视它，而是作为一个重要主题纳入其重建论域加以深入思考，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的修正与补充。比如，哈贝马斯就将文化问题重建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主题，甚至用文化来修正历史的本质、发展动力及演变路径。

事实上，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不亚于哈贝马斯。不过，英美学者虽然视文化问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但是他们并不主张极度抬高文化的社会作用，而是将文化问题置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境域中思考，揭示文化问题的实质以及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正如戴维·钱尼所说：“我认为，之所以让文化研究在当代思想中占据特权位置，有三个方面的——暗含的——原因。它们是：文化被认为是生成性的，或者为普通经历创造意义；这些意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它们用来维系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这些意义被政治化了，因为它们给围绕集体认同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把这些方面概括为：虽然文化被列为理论对象，但它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分层，只有运作于社会实践中时才能被理解。这样我们走向了社会决定论……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戴维·钱尼还在《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一书中强调道：“霸权理论不考虑文化生产的经济层面，以致一种排他性的消费主义立场得以从它的内在矛盾中诞生出来：这是为什么它不再是它过去曾是的结构性框架的一个原因。”雷蒙德·威廉斯和E. P．汤普森认为，文化是对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把握，尤其是，没有工人阶级文化，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是不可能的。

丹尼斯·德沃金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一书中提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文化属性，启发人们引入“霸权”概念来理解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重视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斗争的社会作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是一种探讨社会危机的真相的愿望。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领域是符号和意义得以表达的领域，它的轴心原则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所以，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诸如主体死亡、理想破灭、传统丧失、文化虚无、游戏人生等，在实质上都是文化危机的表征，是角色和人的断裂、功能专门化或角色与象征表现之间的断裂、词汇从隐喻向数学的转变，所有这些危机都本质性地根源于现代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分裂，只有从经济冲动力与宗教冲动力的交会处寻找突破口，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后工业化时代的宗教与文化”，才能重建人们的精神信仰。

八 生态问题

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所未曾主题化的问题，虽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讨论过自然、环境、生物一类主题，但是并没有直接且系统地思考过像今天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危机问题、生态文明问题。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应当将生态问题纳入自身论域中加以思考，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之所以缺失对生态问题的系统且深入的思考，根源于生态问题的时代性。我们今天遭遇的生态问题始发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过去不可能注意到这一问题，过去出现过自然灾害和少许的破坏自然环境的现象，但是整个生态环境并没有出现今天遭遇的不良状态。当现代西方工业化在二战以后快速进入新发展、新阶段之后，生态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出来，并且呈现出日益恶化之势，关键在于这个时候的生态问题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环境冲突，也开始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今天，生态问题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自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回避的重要论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毅然地将生态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框架，探索这一主题的相关内容，创建新理论，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比如，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生态危机问题时，不能仅仅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必须立足于文化和自然。“事实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通过文化理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历史就是文化史，如果没能领悟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这一真实意蕴，那么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还认为，马克思早已启示过我们，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客观的；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生态危机的最直接根源。由此来看，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有效地消除因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产生的生态危机，必须通过生态革命，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控制人的消费需求，合理调整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关系，实现生产、消费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消除生态危机。

以上内容告诉我们，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一套新的问题框架上。尤其是，它的问题框架还有鲜明的理论特征。

第一，传统问题与时代问题的多重融合。一般说来，很多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有多重理论问题，不过在具体层面上是有所区别的。有些理论问题的多重性恰恰体现了多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融于一身，包含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等领域的问题，组成一个复合型理论的问题框架，进行“一体化学科视界”研究。另一些理论则引入不同时代的理论问题，形成一个包容性理论的问题框架，进行“创新性研究”，比如英美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既包容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问题，又整合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换言之，既反思了历史、国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等传统意义的问题，又思考了现时代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比如文化异化、生态危机、科学技术异化、人的全面异化、金融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全球化、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崛起、亚洲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新问题。这样，他们就在继承与开拓中造就一个成分丰富、层次清晰、不落俗套、时代感强的问题框架。

第二，修正与创新并重。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出现在问题框架上。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情况，它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的解释效力构成严峻挑战，一方面，新时代的新社会问题游离于传统理论之外，导致传统理论的问题框架变得越来越狭隘、陈旧；另一方面，基于传统问题框架而建立的传统理论对新时代的新社会问题缺乏有效的解释力，正因此，传统理论需要修正，当然仅仅修正还不够，必须在创新中修正。于是，人们修正了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理论做了原则性的颠覆，并且创立一套“新理论”取而代之，美之名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正是在修正与创新的双重作为的驱动下，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拥有自己的问题框架，实际上也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当代的问题框架，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