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渊源

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汲取了诸多理论资源。从总体上讲，我们将其所汲取的理论资源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内容。

一 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资源

英美学者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资源的广泛汲取，是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类学术资源。我们在这里仅就以下理论资源做一概览。

第一，社会学资源。社会学自19世纪中后期兴起以后，到马克斯·韦伯时代，建立了一套理念和方法，后经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努力而走向了理论成熟，国际学术界通常将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视为这一理论发展的标志。此后，社会学积极参与和推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话，这是顺应了克服西方文化的“两歧状态”的发展要求，通过对社会学的理念和方法的扩展与发挥，积极地与其他传统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相融合，从而创立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科学理论。比如，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就汲取了丰富的社会学资源，在国际学术界被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之一，沃勒斯坦本人还长期担任国际社会学会主席一职，领导着国际社会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同样，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也是如此，并被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之一，吉登斯的著作被列为当代社会学的学术经典；等等，不一而列。除去理论方面的贡献，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社会要素、社会构成特征等所进行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对于思考现当代西方社会的构成特征和发展趋势等关键问题，都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方法论资源。

那么，就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英美学者从西方社会学中汲取了哪些资源？其一，将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社会学理论。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是相通的，甚至一些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直接定义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其二，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参照，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他们认为，诸如社会要素及其构成特征，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及其与阶级、阶层、种族、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科学技术、大众传媒等，都可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其三，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构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他们认为，包括定性分析法（如决定论、预定论、必然论、静态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如统计分析法）、变量分析法（如周期变化、波状流动）、结构主义方法（体系构造法、单复线分析法、“中心—外围”空间定位法），等等，都可以成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其四，以社会学研究追求理论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为指向，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旨趣。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总是批判下去，也应追求分析的精确性、结论的准确性和观点的正确性，因而放弃过去那种阶级分析法，视社会现实状况为纯粹的社会要素之间的构成问题，探寻社会合理化建构的可能性路径和可行性方案。

第二，政治学资源。在英美语境中，艾伦·伍德、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还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门独特的政治学，甚至沿着政治哲学方向重思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必然走向汲取西方政治学资源，包括古希腊的政治学理论、近代的政治学资源（包括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斯密、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以及现代政治学资源（包括边沁、密尔、伯林、韦伯、施特劳斯、施米特、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罗尔斯、诺齐克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对国家、阶级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平等、正义等问题做出重新思考。其一，以政治学的国家为对象，重释国家的政治功能。英美学者发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西方国家的政治角色已经由原来的统治工具变成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成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理人，这样，国家的政治统治工具色彩被淡化了，反而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协调作用被凸显出来。其二，以政治学的自由民主运动为对象，重释现代西方社会运动的本质属性。他们发现，在现代西方社会，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存在，可是二战后的西方社会阶级斗争时常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自由民主运动，亦即“新左派”活动，这些活动时常以学生为主要参加者，包括少量流浪汉、商人、小贩及其他社会成员，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大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霸权主义的军事入侵，同时也抗议本国政府推行不公正、不平等的政策，这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阶级斗争被边缘化了，而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抗议活动反倒被凸显出来。其三，以政治学的意识形态为对象，重释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新功能。他们发现，现代西方文化对内以大众文化为表现形式，发挥“社会水泥”作用，实施对国民的精神控制，对外又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建立“文化殖民地”，这样，现代西方文化的辩护工具色彩被淡化了，而它的文化合作与交流色彩反倒被凸显出来。其四，以政治学的平等观和正义观为对象，重释现代社会的公正和平等观念的新特征。他们发现，个人权利和价值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认同度和可实现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源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对“主权在民”、“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理念的普遍推崇，也根源于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这样，“精英治国”模式和论调被淡化了，而民主化治理反倒被凸显出来。

第三，历史学资源。沃勒斯坦、E. P．汤普森、G. A．柯亨等学者，都具备历史学背景，有过专门的历史学训练，熟悉历史学研究方法，从而方便了他们汲取历史学资源。其一，汲取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资源，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沃勒斯坦在弱化阶级分析法的运用时，从历史学研究中汲取了历史周期研究法和大历史视野分析法，甚至将这些历史分析法设计为世界体系论的主导性研究方法，创立世界体系分析；E. P．汤普森汲取历史学研究法，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历史文化现象，批判地揭示其历史性特征，创立一种文化批判范式；G. A．柯亨汲取历史学研究法，创立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功能阐释，重新阐释历史的动因、演变路径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历史演变特征。其二，汲取了历史学的研究主题资源，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正如前文所述，二战后的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比如冷战、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功完成、中国改革开放、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覆灭、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兴起、世界范围的饥饿和贫困、两次海湾战争、反恐战争以及能源危机、债务危机、核危机、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进程，而且深远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迫使人们将上述诸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框架，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归宿、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国在未来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其三，汲取了历史学的研究路径资源，创新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一般说来，传统历史学通常以“事件”或“人物”为单位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路径凸显了“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方法意义，但它有别于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研究法，后者凸显了“长时段”研究法的分析优势。英美学者融合上述两种路径资源，创立新的研究路径，展开对相应领域的研究活动，比如，E. P．汤普森从长时段研究与事件研究的结合出发，创立新文化批判范式，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形成、演变及其在英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沃勒斯坦将长时段研究与中时段和短时段（“事件”）研究相结合，创立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确立“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分析资本主义史的演变特征，探究世界历史的奥秘。

第四，经济学资源。这在英美语境（尤其是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为突出，是他们不同于欧洲大陆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个性化理论素养。二战期间，因躲避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迫害，不少欧洲大陆经济学家流亡到美国，随后与英美经济学家一道，以美国的市场经济为蓝本，借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探索现代西方经济发展规律，创立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不仅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推进了英美学者经济理论的发展。其一，汲取西方经济理论资源，重新理解马克思，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本·法因（Ben Fine）的《价值尺度：马克斯和李嘉图、斯拉法的比较》、伊万·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的《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斯本赛尔·派克（Spencer J. Pack）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杰沃夫·霍杰森（Geoff Hodgson）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等，揭示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问题所具有的效力。其二，汲取西方经济理论资源，批判地分析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特征，比如运用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探索当代垄断资本、经济危机、经济霸权、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现代化、剥削、阶级与阶级斗争等新问题、新变化、新情况，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J. E．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和《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等运用新古典学派的数理分析方法阐述马克思理论观点，乔万尼·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漫长的20世纪》《东亚的复兴》等，以及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斯威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以及两人合著的《垄断资本》等运用新古典学派的数理分析方法重新考察马克思曾经研究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欠发达问题，本·法因的《重读〈资本论〉》等著作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性，揭示了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特征。其三，汲取西方经济理论资源，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主题，比如罗默的经济理论。罗默本人并没有宣称其理论属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但是他的经济理论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经济学理论，而是经济哲学理论，从经济生活界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重新思考了阶级、剥削、国家、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主题。

第五，生态学资源。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借鉴和汲取了其他生态理论资源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伴随西方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当且仅当，此起彼伏的生态运动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在西方社会持续爆发，生态主义者呼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重建家园。为了顺应生态运动发展的需要，各种生态理论也竞相问世，在此背景下，英美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成长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当然，英美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生态思想，而且汲取了西方生态理论的积极内容，通过揭示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真相和实质，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其一，汲取西方生态主义者的环境理论，包括海克尔的生态学理论以及亨利·D．梭罗、布·巴克斯特、小约翰·科布、R. F．纳什、彼得·辛格、汤姆·雷根、霍·罗尔斯顿、约翰·科布、丹·科尔曼、安德鲁·多布森、赫尔曼·戴利等学者的生态理论，重建人类的环境观念和环保意识，反对绿党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平等观，提倡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共进退。其二，汲取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反过度消费”理念，包括辛格关于以立法形式保护动物的思想，罗尔斯顿关于自然与人具有平等的价值以及人类既无权剥夺自然存在物的生存权，也不该改变自然秩序的思想，提出生态问题既是生产问题也是消费问题，消费与生产是密不可分的，节制消费和限制生产应当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性选择。其三，汲取西方生态主义者的生态革命思想，包括乔治·拉比卡、鲁道夫·巴罗、亚当·沙夫等学者的反对工业主义和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理念，主张促使“人的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由此通往一个 ‘生态村落乌托邦世界’”，倡导人们“自我管理，自我驾驭，自我依赖，平衡发展，团结和谐”。其四，汲取西方生态主义者的“生态社会”思想，包括默里·布克金的《走向生态社会》《自由生态学》《绿色道路》《现代危机》《社会生态学对生态运动中“深生态学”的挑战》《保卫地球：默里·布克金和大卫·福曼的辩论》等著作所倡导的“生态社会”思想，主张人类的存在应当是这样的生存状态：“为了关怀和热爱自己在一个广泛和自由地限定的社会群体中的同类”, “推翻等级制，以一个尊重每个个体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行星的社会取而代之”。在此基础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进一步提出，人类应当积极地推进自然的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保护环境，建设宜于人类居住的家园；戴维·佩珀和詹姆斯·奥康纳进一步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社会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倒不如说是生态社会主义的。

第六，文化研究资源。英美语境中的文化批判并不是孤立的学术活动，而是在借鉴和汲取了相关文化研究资源之基础上兴起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葛兰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后经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努力，创立了大众文化批判范式。到70年代以后，英美学者在汲取相关文化研究资源之基础上将文化批判研究系统化为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运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比如，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文化的幻象》《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姊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克拉莉萨被污：塞缪尔·理查森作品中的文体、性行为和阶级斗争》《批评和思想意识》《文学理论概论》《批评的作用》等著作，约翰·B．汤普森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批判解释学》《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代传媒与现代性》等著作，麦克莱伦的《意识形态》, 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三卷本（《权力、财产和国家》《民族-国家与暴力》《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何为社会科学》等，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后现代性的起源》等著作，以及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的《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批评理论与叙事阐释》等，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都在文化批判研究中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而创新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其一，从文化批判视域中重新理解历史、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生活，将文化设计为思考的主导性视界。其二，提出人类社会史本质上是一部文化史，文化决定了人类史的变迁方向，也决定着其他历史要素的变迁，应当从文化的起源、形成与演变的特征和规律上理解人类史。其三，英美学者还提出，文化史也是阶级斗争史，并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斗争史，因而，人类史还表现为文化的意识形态斗争史。其四，他们还认为，人类史也表现为各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如此，从本质上看就在于民族文化的融合与认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当从文化界面上思考国家、阶级、民族、暴力革命、民主、人的解放、社会合理化等问题。

第七，人类学资源。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人类学之父，其人类学理论对20世纪世界人类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影响也体现在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不难看到，无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等），都汲取了人类学资源，也有效地丰富和完善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新马克思主义者有这样的行为是毫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学术研究终其一生都有某个人类学维度，马克思学说的这一维度必然会启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和汲取人类学理论资源。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汲取人类学资源，并非有意构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而是将人类学维度和资源植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张扬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情怀。从总体上讲，英美学者对人类学资源做了积极的汲取。其一，汲取人类学资源，变革世界历史研究，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史是漫长的，而世界历史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件，是人类学研究的新现象、新问题，因此，从人类史角度审查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方便地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衰落的必然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走进人类历史之中也是必然的事情。其二，汲取人类学资源，变革生态问题研究，深刻化马克思生态理论。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没有人类学维度介入，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于是，他们汲取人类学理念和方法重新确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学界定，分析生态危机对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揭示这一危机的人类学原因。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提出过，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当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人类生态学的；而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则直截了当地指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生态学。

二 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理论资源

20世纪70年代之前，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做了某种意义的“重建”工作，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重要的是，这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工作为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一）借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性理论资源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有过深刻思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核心功能、学科性质和历史地位等内容。青年卢卡奇在重新理解中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用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名词，不过，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恰当的用语，因为它经典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这一指认得到了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萨特、列斐伏尔等学者的认同。毫无疑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为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可贵的理论资源。

第一，汲取“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是辩证法”的反思性理论资源。青年卢卡奇在总结匈牙利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认识到，革命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辩证法，被第二国际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所误导，且被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所约束，可以说革命的失败根源于革命者不仅误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且忽视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革命价值。青年卢卡奇认为，自然辩证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只存在人化自然的辩证法，即人类改造自然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受青年卢卡奇的影响，萨特则提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人学辩证法；阿多诺提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提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交往辩证法；如此等等。尽管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理解的辩证法是复杂多样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只不过这个“总体性”是什么，在各人那里有不同的指认，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总体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

缘于上述理解，英美学者也从总体性逻辑上重新理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学说视为真正的生态哲学，提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生态辩证法，这样也就有了阿格尔的“期望辩证法”、威廉·莱斯的“解放辩证法”；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辩证法，比如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辩证法”、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的辩证法、约翰·B．汤普森的“文化辩证法”、E. P．汤普森的“阶级辩证法”、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的“接合辩证法”，等等。

第二，汲取“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是方法”的反思性理论资源。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方法。他写道：“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它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是让人们“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的科学方法。柯尔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纯知识的认识，而是始终立足于人的主观批判的实践活动，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其主要倾向上不再是哲学的方法，而是一个经验的和科学的方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方法。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潜力不在理论而在方法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方法本身，而这个方法是结构主义方法，整个《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

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解所影响，英美学者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价值。比如，詹姆斯·奥康纳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艾伦·伍德认为，作为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全部意义就在于它的方法论指导功能；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学说为分析资本主义演变史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大历史视野”和“长时段”分析法；伊格尔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科学方法；E. P．汤普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英国社会阶级斗争史的科学方法；等等。

第三，汲取“马克思学说的功能是意识形态”的反思性理论资源。青年卢卡奇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并且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消解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化意识，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开展真正的意识形态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发展真正的历史主体。重要的是，青年卢卡奇的上述理解深远地影响了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目标，在阵地战中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策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根源于启蒙理性异化，是专制独裁者的意识形态，而工具理性异化、大众文化则根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异化根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深远地影响了英美学者。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B．汤普森和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异化或文化危机根源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认为，生态理性异化根源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几百年来，“自然的控制”观念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沃勒斯坦和阿瑞吉认为，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欧美资本主义霸权和不平等发展的思想基石和精神支柱，自由主义的终结也是欧美资本主义霸权终结的标志。

（二）汲取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资源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再版序言”中说过：“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社会理论”，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理论。柯尔施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理论上把握社会历史整体并且在实践中进行变革的唯物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人道主义学说或者人学。如此等等，都不过是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理论，而不是研究自然问题的科学理论。毋庸置疑，上述学者的理论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英美学者所继承和发挥。

第一，汲取人化自然论的资源。从表面上看，自然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可实际上对自然的讨论没有缺位，也无法回避这一讨论，只是围绕人化自然做了另一番思考，为的是确证马克思的自然论是人化自然论而不是先在自然论。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说过，马克思将自然划分为先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这也启示人们：社会中有自然，而不是自然中有社会，应当看到，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伊始以社会范畴去理解自然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物质的自然界并不是直接地影响世界历史，而是间接地作为一个伊始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而且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是，“到处是作为社会的 ‘物质’的、以人类的社会活动为中介和被改造的——从而同时在当前和未来已改变了的和可以改造的、作为物质生产的自然界（经济学的实物的自然界）”，换言之，“这种‘社会的自然界’本身，在不同的时代具有特殊的、不同的历史性质；它作为 ‘社会的’自然界首先在任何情况下具有阶级的性质”。法兰克福学派的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做了系统深入研究，揭示了自然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是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的基石。

不难看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论资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支援。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思想告诉人们，自然与文化一样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内容，自然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根基，因此只要将自然与文化关系确证为人的生存的最基本关系，那么破解生态危机的真相和真正根源就有可能。威廉·莱斯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过去长期不公正对待自然的报应，人们今天必须放弃“自然的控制”观念，树立“自然的解放”理念，学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戴维·佩珀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思想告诉人们，既不能崇尚自然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也不能坚守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应当确立一个“人类生态学”视野，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汲取社会存在论的资源。晚年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深入探索了“社会存在”的基本内涵，其实，他在青年时期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已经对社会存在的相关内容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重要的是他那个时期的思考为后世西方学者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原发性理论资源。比如，青年卢卡奇在总体性的辩证法视界中重新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揭示了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本源性角色，强调了意识形态革命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方向、新任务，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的“消解剂”。柯尔施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都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矛盾联系，其中，静态联系是指它们的“一致”，动态联系是指它们的“相适应”，不过，静态联系是它们的表面内容，“只不过是动态联系的特殊状况”，动态联系是它们的本质内容，只有它们的动态联系，才能“把社会生活的各部分领域在其发展中彼此联结起来，在已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上升与衰落的，以及由一种继续发展的社会形态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对它进行革命取代的各个阶段中”。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都是指它们二者的“和谐发展”，只有它们彼此之间的和谐发展，才会形成统一的生产方式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只有无产阶级懂得和掌握了这种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才能有效地变革社会现存状态，推进社会进步。与卢卡奇和柯尔施不同，弗洛姆认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间，“社会性格”构成其中间环节，可是这一内容也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忽视了，人们理应承认“社会性格”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作用，强调社会性格是一个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性内容，实际上，经济基础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而是经社会性格起作用的，经济基础派生社会性格，后者派生人们的思想和意志，由此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产生影响，反过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是经社会性格来实施的。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起搏器”，也是社会发展的“起搏器”。诸如此类的社会理论实质性地为英美学者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在英美语境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存在论的基本内容都受到了高度重视。一方面，学者们结合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问题、新特征，揭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的新情况、新特征，提出上层建筑也会决定经济基础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决定生产力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来说，都可能是第一位的力量；另一方面，基于此，他们汲取相关理论资源，重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不合理的制度、政策，正如威廉·莱斯将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自然的控制”观念和政策，安德烈·高兹将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政策；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文化异化；世界体系论派认为，现代社会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而这种“不平等性”又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制度的不平等性，换言之，上层建筑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解决现代社会发展困境和危机状态，不是从生产力方面着手，也不是从经济基础方面着手，而是从上层建筑入手探寻出路。

（三）汲取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资源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较多论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问题在于，中国学者的多数讨论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可能给一些读者造成某种错觉：好像70年代之前的新马克思主义没有历史理论。其实不然。始于青年卢卡奇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历史理论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发性理论，后经众多学者的持续努力，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刻化。重要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是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资源之一。

第一，借鉴从“历史”角度重读马克思主义。青年卢卡奇的成名作就是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题，在他看来，要想读懂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历史科学，从历史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柯尔施干脆提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葛兰西认为：“马克思意味着一个进入到意识统治着的人类历史中去的智慧的入口”，揭示了“从必然到自由的过渡是通过人类社会、而不是通过自然而发生的”历史，这“是无限地多种多样的历史”，因而，“对于它的研究可以产生作为确定特殊历史事实的治学方法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被理解为历史的一般方法论的哲学”，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有这些都启示我们，历史维度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或缺的视角，历史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本质性书写语言，历史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思考的中心问题。

可以说，上述历史理论对英美学者的启示性影响是存在的。世界体系论派沃勒斯坦从历史维度切入马克思学说，汲取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长时段”分析法，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史的演变特征，推进了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新发展；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E. P．汤普森从历史维度切入马克思学说，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科学方法，揭示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史的演变特征，也深刻地推进了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新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从历史维度切入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法，揭示人类社会史是一部环境史。

第二，汲取“历史阅读”资源，发挥“社会阅读”效能。一般说来，在人们的理解中，社会与历史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比如“人类社会史”中的“历史”与“社会”，就具有“同一意义”，或者说，人类社会史是指社会的历史或历史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青年卢卡奇等学者的理论中。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如此处理“社会阅读”与“历史阅读”的分析意义，但他倾向于“历史阅读”；葛兰西也几乎沿袭了青年卢卡奇的路径，尽管如此，他也对“历史阅读”给予特别地位，将“历史阅读”设计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界面。与青年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处理有所不同，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历史与社会并重起来，且明确提出“社会的阅读”和“历史的阅读”具有并重意义，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做到：使现在返回历史，同时又使历史再现于现在，所谓“现在”即社会之意。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使我们与我们的时代及其偏向息息相关，它不对我们描写将来，它不是要停止我们的询问，而是相应地深入这种询问”，因而，“与其说是交给我们历史的钥匙，不如说是把历史重又还原为永恒的询问，只要它不把经验的历史表现为真理的世系谱，它就是在给我们某一个藏在经验的历史背后的真理”。

不难看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阅读”与“历史阅读”两重分析界面，也影响了英美学者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沃勒斯坦就沿袭了阿尔都塞的两重分析界面，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揭示这一世界体系是历史体系，同时也是社会体系，正因此，世界体系理论通常被视为既是社会学理论又是历史学理论。实际上，“历史阅读”与“社会阅读”的两重分析界面还被安东尼·吉登斯、乔万尼·阿瑞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沿袭和运用，这可能是造就他们理论的跨学科意义的基础。

第三，汲取“历史主体性”理论资源。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青年卢卡奇的理论影响力不仅仅表现在恢复和重新确立历史辩证法，还在于突出了“历史主体性”思想；他还强调历史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被误读成自然辩证法的关键因素，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而不是教条的关键因素。萨特认为，历史主体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道主义学说的内在品质，只有承认和探究历史主体性，才能真正走进历史。列斐伏尔认为，历史就是人的自我改变史，是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而不是自然界的直接造化，人首先是作为历史主体而存在的。

可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性理论也影响了英美学者。一方面，他们从人道主义层面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另一方面，他们从历史主体性角度去深入反思现代社会发展，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在他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它的种种异化却严重地限制了人的发展。比如，威廉·莱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推崇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是导致和加速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化的直接根源，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他还批评过，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应建立在对技术的崇拜与运用上，应当建立在人的主体性的有效发挥之基础上，如果没有主体性的建构和张扬，那就不可能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只有发挥主体性，倡导和运用小型技术，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四）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资源

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传统。虽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起点，但是实际上，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开启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从本质上讲，这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传统的真正起点，后经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有效发挥而成长起来并传播开来，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技术和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本雅明对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是英美学者展开文化批判研究的可贵资源。反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影响，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程中表现有限，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霸权研究中日益增进，尽管如此，从比较来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影响仍然没有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影响来得广泛。比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图加特·塞尔、佩里·安德森和特里·伊格尔顿几乎直接继承了青年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批判和阿多诺、本雅明的文化批判研究，展开对后殖民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丹尼尔·贝尔受惠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意识形态批判。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论派的霸权研究虽然受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直接影响，但是他们对后者的“领导权”思想做了某种意义的深刻发挥。

第一，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重视文化的视界意义。葛兰西从文化角度重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的一个 ‘要素’”，它还达到了人类“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并且“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在孵化”新的文化。阿多诺从文化角度深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的最深刻后果，它将文化铸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水泥”，沦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工具，压制了人的心志和创造力，扭曲和撕裂了人格和人性，把人变成“非人”。毋庸置疑，这类文化批判研究已经被英美学者所继承。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从生态危机角度看，社会存在的基本关系应当是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忽视了这一关系，不仅导致自身理论缺失生态维度，而且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困境；同样，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为没有正确处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导致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滋生大量环境问题。约翰·B．汤普森在《深层解释学》和《意识形态和现代文化》中认为，文化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维度，只有从文化角度介入，才能深刻分析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合理性。E. P．汤普森，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题时也融入“文化”角度，实施意识形态批判，分析英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的演变特征；伊格尔顿将文化批判导向对后现代社会的批判，分析后现代文化的殖民性，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实施文化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沃勒斯坦以文化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的“两歧状态”，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和复杂的社会冲突根源于西方文化的“两歧状态”，因此必须消解这种不合理的文化状态，创建真正的历史社会科学，走一体化学科发展道路，才可能实现社会合理化。

第二，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重视道德精神批判的视界意义。青年卢卡奇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中，实践是“个人的行动方式”，同时也“成了他的道德规范”。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在它的视野中，道德是指“在某种意义上旨在达到某种目的意志的自由所必需的条件”。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矛盾之中”。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似乎仍处于一种身心贫困的状态”，丧失了否定精神、批判意识，也没有了欲望冲动，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因此，实现人的解放，就需要对人实施“人道主义关怀”。毋庸置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批判也影响了英美学者。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放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美的规律”，构建社会主义生活模式，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变资本主义的“消费越多越幸福”为社会主义的“适度消费，适度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发展、和谐相处。

第三，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重视文化霸权的视界意义。霸权作为一种分析视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最早可追溯到葛兰西，他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被国际学术界视为这一分析视界的开始。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在政治领域中就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在文化领域中是“文化的领导权”，二者都是指通过某种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领导权，由于葛兰西的“领导权”被后世学者称为“霸权”，因此他的政治领导权就是政治霸权，文化领导权是文化霸权，推而论之，经济领导权就是经济霸权。不难看到，这一“霸权”分析视界也影响了英美学者。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等学者都从“霸权”视界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史，揭示其周期性变化这一本质特征。其中，沃勒斯坦将霸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界面，在此基础上，全面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的相关关系及历史作用，揭示经济霸权是至关重要的力量，决定其他霸权的衰退和转移，决定性地影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吉登斯抓住“政治霸权”，强调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杠杆；伊格尔顿则抓住“文化霸权”，强调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拉克劳和墨菲则将“霸权”视为现代社会的“接合点”，又称为现代社会运行的“中心枢纽”。

（五）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资源

批判资本主义是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不过，各个时代的批判又是有差异的。青年卢卡奇时代仍然以商品拜物教为中轴展开资本主义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时代以文化异化为中轴展开资本主义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以日常生活异化为中轴展开资本主义批判；后期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时代以科学技术异化为中轴展开资本主义批判；再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生态危机为中轴展开资本主义批判；21世纪前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抓住金融危机和霸权危机，展开资本主义批判。可以看到，每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在前辈的理论基础上展开新的批判，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

第一，英美学者抓住前辈的“技术理性批判”，深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霍克海默曾经提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大规模的战争，而是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他认为，“人们谈论得很多的那种 ‘生存的’忧虑以及我们内在的空虚都出于同一渊源：过去把生活看成一种脱离地狱的飞行，看成一种越过星际进入天堂的航程，如今却跨进了现代社会这台机器，尽管这台机器创造了全部的盈余，可谁也不知道它是有利于人类的上进还是有利于人类的堕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造就丰富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又深深地伤害了人的生存，一方面加快了社会生活节奏，造成人的生活和精神压力骤增，另一方面加快了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造成了人的生存环境的日益污染和资源的日益枯竭，从根本上伤害了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一致认为，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在今天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工具，成为对大众洗脑的工具，一句话，技术和科学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新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技术理性批判”理论都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可贵资源。威廉·莱斯汲取和发挥了前辈的技术理性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他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直接产物，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滥用技术，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最后形成了无可拯救的生态灾难，由此来讲，消除生态危机的前提不仅仅是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更是放弃使用高新技术的大规模使用方式，尽可能开发小型技术，适度使用技术。不难看到，莱斯比马尔库塞有了进步。莱斯并不主张放弃技术、退回纯粹自然状态中生活，而是主张使用小型技术，适度开发自然，实现自然与人的双向发展。可是，马尔库塞则主张放弃技术，退回自然。马尔库塞的主张是不可行的，也背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背离了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马尔库塞的主张实质上要求放弃人类的一切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莱斯只是要求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但是他却强调要求构建社会主义生活模式。

第二，英美学者抓住前辈的“异化批判”资源，深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青年卢卡奇围绕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入的批判，确证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策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围绕启蒙理性异化和大众文化现象，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缺陷展开了深入的批判，确证工具理性膨胀造成启蒙理性异化和文化异化，而工具理性膨胀又直接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日常生活异化为切入点，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缺陷，揭示全面异化了的日常生活直接限制了人的健全发展，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便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一方面包罗起来，同时又把它们掩盖而隐藏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上产生着，不断地再产生着，而且作为日常生活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涵义而把日常生活隐藏起来。”换言之，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因此必须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寻找有利于人的心灵和激情的健全发展的人道主义生产方式。毫无疑问，这些理论资源也为英美学者所汲取和发挥。在英美学者语境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丹尼尔·贝尔、特里·伊格尔顿等学者抓住“文化异化”，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本·阿格尔、戴维·佩珀等学者抓住“生态异化”，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合理性；世界体系论派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瑞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学者抓住“霸权异化”，深入批判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帝国主义本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J. E．罗默、J．埃尔斯特抓住“经济理性异化”，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

总之，英美学者通过广泛汲取前辈们的理论资源，实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以期恢复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阐释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英美语境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对其域外学者的重建理论的创新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资源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自青年卢卡奇和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伊始，一代一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多有批评，甚至有极端的否定，尽管如此，他们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做了某种意义的汲取，可以说，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的态度是在质疑中倡导，在否定中肯定，在肯定中发挥。那么，英美学者为了重思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又汲取了哪些理论资源？

（一）汲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资源

所谓问题域是指由某种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汇集而成的问题框架或问题群落。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域”都不可能是单个问题的构成体，而是两个及以上问题的集合体，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另一种理论的特色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必会拥有自己的“问题域”。一般说来，构成问题域的问题分为三个有机联系的层级：基本问题、中心问题和扩展问题。

第一，继承传统理论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予充分的理论探索，反而集中力量思考了自然、劳动、文化、意识形态、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虽然对这些对象都做了深入思考，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明确地阐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仅仅可寻的是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可是这并不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的讨论。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有别，英美学者不仅重视思考自然、劳动、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而且尤其明确地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并且给予了深入思考，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重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基本问题。

第二，汲取传统理论的中心问题。哪些问题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我们认为，这类问题包括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和规律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规律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问题。上述问题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获得了一定意义的重新阐释。比如，英美学者将资本主义问题简化为经济资本主义，而不再将它看作人类历史的一个“社会形态”或发展阶段；将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左派”激进运动或“反体系运动”，而不再将它当作社会变革力量或作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直接推动力；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问题置换为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或人的生存危机问题，而不再将它当作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产物（例如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失当，消费异化根源于科技异化等）；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原为劳资矛盾，而不再将它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力，进而将阶级还原为“阶层”、生产力还原为科学技术、人（不是劳动力）还原为人力资源、生产关系还原为制度和政策等。这样一来，英美学者似乎更新了传统理论的中心问题，实际上只是赋予这些问题更加抽象的意义，从而将它们处理成纯粹的学术研究对象。

第三，汲取传统理论的扩展问题。所谓“扩展问题”是指围绕中心问题和基本问题而提出来的次生问题或“支援性问题”，比如异化、宗教批判、交往、语言、文化、科学技术、消费、日常生活、市场、剥削、市民社会、人道主义等诸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也被英美学者所汲取，并且做了不同程度的讨论和发挥。

（二）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资源

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资源，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青年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创立，得益于对马克思的哲学方法的继承与发挥，得益于他们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的研究方法的反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方法，而且还是批判方法，其核心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重要的是，自他们以降，每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都重视汲取和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那么，英美学者都汲取了什么样的资源？

第一，汲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资源，更新历史批判研究法。英美学者熟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仅汲取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史和世界史的研究资源，而且汲取了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运用于研究对象的分析。比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就在“大历史视野”中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兴起原因、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揭示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和美国霸权的衰落的历史必然性；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东亚的复兴》和《漫长的21世纪》在“大历史视野”中分析了全球化的本质、欧美资本主义的演变规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也从“大历史视野”角度分析了“自然的控制”观念何以成为今日生态危机的主因，揭示生态危机不仅仅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深刻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奉行“自然的控制”观念；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从“大历史视野”角度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状况，揭示了英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演变特征及历史贡献。

第二，汲取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资源，更新生态批判研究法。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野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生态理论。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也如此看待马克思理论，相反，他们认为，马克思理论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并提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真正的生态哲学。正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资源汲取过来，运用于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建构，加强对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引导下，英美学者不仅深刻地批判了各种生态主义理论，而且深刻地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真相，尤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和丑恶面目。

第三，汲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资源，更新异化批判研究法。虽然异化理论未能获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推进，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则视这一理论为马克思理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自然也就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一。正如前文说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永恒事务。从青年卢卡奇批判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物化开始，历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启蒙理性和大众文化异化、列斐伏尔批判日常生活异化、马尔库塞批判消费异化以及他与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态异化的批判，等等，反映了英美学者坚持不懈地批判每个时期的异化。这种理论景观也显示他们对马克思异化理论资源的持续性汲取，更加凸显他们批判异化问题的原创性贡献。

第四，汲取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更新意识形态批判研究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也没有获得丰富性发展，相反，却被国外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地张扬和发挥。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最典型的实例是1845～1846年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恢复了“意识形态”的研究意义，而且确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论”的主体内涵，实际上为后世理论研究创立了一个意识形态批判范式。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止步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是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汲取其意识形态理论资源，铸就一个过硬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运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远的暂且不提，单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美学者的研究。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批判出发，分析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殖民主义，揭示后现代社会中的文艺理论、大众传媒、宗教及各种新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功能，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对大众的控制和压制、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控制；约翰·B．汤普森从意识形态批判出发，分析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异化及对人的压制，揭露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威廉·莱斯从意识形态批判出发，分析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生态危机的主因；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从意识形态批判出发，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狭隘性，揭露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上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伪装品”。

第五，汲取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资源，创新社会变革方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理想一直是人们思考的对象。不过，在一直以来的西方语境中，人们关于马克思这一理想的认知可归结为两大类：其一，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其二，少数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包含了合理思想。就英美学者来说，学者们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思想的汲取，但是拒绝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汲取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基础上提出来的，保留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平等发展、和谐相处思想，淡化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保留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淡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第六，汲取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新帝国主义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是最为突出的，长期以来，一直为英美学者所关注，相关理论资源也被他们所批判继承。当然，这方面的最突出现象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转化成一种研究范式，运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从而发现了各种新帝国主义，包括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气候殖民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新帝国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深刻地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的复杂性，并提出，复杂的帝国主义现象既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的结果，也是欧美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前兆。

简而言之，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利用是广泛的，富有创造性的，突出了传统理论资源对于分析现实问题的研究视界和方法的意义，也为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三）汲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资源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倡导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构建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付诸自己的革命实践。后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避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坚持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合理性，倡导公正、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取向，构想各种“社会主义方案”，追寻社会合理化和人的解放。毫无疑问，英美学者不可避免地秉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术传统，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资源。

第一，汲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异化现象的批判。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异化现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传统，也是它的一道风景线。从理论渊源上讲，这是对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挥；从理论实际上讲，它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之必然选择。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除了青年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后世的学者们热衷于批判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各种异化现象，进而造成对异化的批判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这种理论现象根源于他们不认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说，这正是英美学者的一种价值取向。他们从批判经济理性异化和消费理性异化到批判文化异化、技术理性异化和生态理性异化，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已经严重地扭曲了人的生活本性，导致人性的正能量的丧失，造成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日益严重化，提出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重建启蒙理性，构建社会主义生活模式，恢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回归，可是他们就是闭口不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

第二，汲取对社会合理化的探索的价值取向。自青年卢卡奇起，每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几乎都将社会合理化的探索作为自身理论的价值目标。青年卢卡奇那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且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可行性道路。然而，后世的英美学者在揭露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的真相和实质时，设计了各种乌托邦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以此探寻社会合理化的可行性道路，比如，吉登斯的“超越 ‘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威廉·莱斯和戴维·佩珀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激进社会主义政治方案”，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构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方案，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J. E．罗默倡导的“社会主义剥削”的替代方案，等等，作为变革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平等发展的替代性方案，畅想构建一个人人平等、合理发展、和谐相处的合理化社会状态。可是，英美学者并没有汲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而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对它做了根本性变革，设计一个无须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实现人人平等和健全发展的合理化社会状态。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努力在精神上是可贵的，但是在行动上似乎又是不可行。

第三，汲取马克思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人们知道，马克思理论敢于揭露现存社会的不合理性的真相与根源，勇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抨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统治，追寻无产阶级自身解放以及全人类解放，由此来讲，马克思理论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充满着持久的人文关怀。从理论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传统，也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并且在探索中也激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追寻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出路。需要注意的是，英美学者坚持在不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前提下，汲取和张扬马克思理论的人文关怀。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根源于西方国家政府时常实施某些错误政策，由此，他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某些政策，激烈地批判西方国家某些不合理政策。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他们将这种危机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错误政策，在他们看来，只要放弃了错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树立合理的思想观念、实施合理的政策，就有希望建设一个宜于人类居住的合理化社会。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然地对抗人类追求平等发展，因此只要变革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那么实现人的平等发展就有了可能性。由此来看，英美学者对民众生存困境的同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根源于他们自身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情感流露。

总而言之，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资源做了广泛的汲取和发挥。正因此，当他们的理论融入某个马克思主义元素时，其理论“向左转”就获得了足够的支撑力，同时又获得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思的正当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