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代礼学的发展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到宋代三《礼》学时说：

 

宋时三《礼》之学，讲习亦盛。王安石以《周礼》取士。后有王昭禹、易祓、叶时，皆可观。《仪礼》有李如圭《集释》、《释宫》，张淳《识误》，并实事求是之学。《礼记》，卫湜《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周易》。而陈祥道之《礼书》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晁公武、陈振孙服其精博。……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以十七篇为主，取大、小戴及他书所载系于礼者附之，仅成家、乡、邦国、王朝礼，丧、祭二礼未就而朱子殁，黄榦续成之。其书甚便学者，为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所自出。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述及宋代《礼》学时也指出：

 

宋儒治三礼者，始于张淳。淳作《仪礼识误》，考订注疏。而李如圭《仪礼集释》（又有《仪礼释宫》），杨复《礼仪图》，魏了翁《仪礼要义》，皆以纂辑旧说为主。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亦以《仪礼》为经，以《周礼》诸书为传，门人黄榦续成之，惟篇目不从《仪礼》。

治《礼记》者，始于卫湜《集说》，征引该博，惟掇采未精。及元吴澄作《纂言》复位篇次，陈澔作《集说》，立说亦趋浅显。

治《周礼》者，始于王安石《新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本之），若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王与之（《周礼订义》）之书则长于论议，不考典章。及俞庭椿作《复古编》，以“五官”补《冬官》之缺，陈友仁（《周礼集说》）从其说。而易祓《周官补义》亦以臆说解经，惟朱申《周礼句解》为稍实。

说“三礼”总义者，以宋陈祥道《礼书》为最著。然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

 

若从传统经学的立场来看，皮锡瑞与刘师培一主今文，一主古文，二人对经学史的判断、评价有许多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但是，他们对于宋代三《礼》学的评价，却基本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新兴的理学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高峰，但宋代的礼学则成就不高。当代也有学者认为，宋代是礼学发展的衰微时期。“三礼学在宋明时期趋于衰微”。具体来说，宋代虽有王安石《周官新义》与朱熹晚年编撰《仪礼》经传，“使此二礼稍有所振”，但总的来说，由于时代风气、学术思潮的变化，“礼学在理学兴起的风气冲击下，失去昔日的兴盛”。

我们认为，宋代是儒学发展的新时期，道学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儒学关于性命天道的哲学思维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宋代的礼学作为宋代儒学与宋代经学的重要内容，它与之前的汉唐与之后的清代相比，虽然没有出现非常有影响的三《礼》注疏作品，也没有清代学者考证辨析之精深，注疏之广博，但依然自成体系，自有特色，在古代礼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成就。

《宋史·艺文志》礼类收录著作一百一十三部，共计一千三百九十九卷。另外还有不著录者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这些著作大多为宋人作品。另据《宋史·艺文志补》，礼类著作有十一家三十六卷。在这些著作当中，有关三《礼》通论类的主要有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欧阳丙《三礼名义》五卷等；有关《周礼》的主要有王安石《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王昭禹《周礼详解》四十卷、史浩《周官讲义》十四卷、易祓《周礼总义》三十六卷、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有关《仪礼》的主要有李如圭《仪礼集释》十七卷、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黄榦《续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周燔《仪礼详解》十七卷；有关《礼记》的有陆佃《礼记解》四十卷、陈旸《礼记解义》十卷、李格非《礼记精义》十六卷、方慤《礼记解义》二十卷以及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这些作品大多已经佚失，有的也仅存残篇，但从其标题和分量来看，都是关于三《礼》的比较详细的注疏与解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宋史·艺文志》礼类著作还收录了大量的宋儒解读《大学》《中庸》的作品。《学》《庸》是理学家所依据的重要理论经典，他们凭借对《学》《庸》的解说，讨论了理气心性、已发未发等理学问题，解释发展出一整套体系严密、论证详尽且又流派纷呈的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学》《庸》已经脱离了《礼记》与三《礼》系统，而与《论语》《孟子》一起成为独立的“四书”经典体系。但是另一方面，《宋史》以及后世的目录学著作（如《文献通考》《经义考》）依然将关于《学》《庸》的解释、注解著作放在三《礼》类作品当中，再者，宋儒在讨论《学》《庸》中的哲学问题时，也涉及对《学》《庸》作者的考证、分章分段等问题，这些文献考订的方法和内容属于传统礼学研究的范畴，而且他们提出的一些看法对于深入认识《学》《庸》本身以及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一些观点在今日依然具有学术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在目录文献学方面，宋儒关于《学》《庸》的解说依然还可以从传统三《礼》学的脉络来考察。

宋代的三《礼》学虽然在很多方面受到理学的影响，但它依然还在传统经学的脉络当中，因此经学研究的方法、视角，依然是我们研究宋代礼学必须参考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完整且严格的传授谱系，形成了经学中的师法与家法，所谓“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每一经的传承都有清晰明确的谱系。这是经学发展的基本形式。如西汉的易学，都源自田何，其后又有施、孟、梁丘三家易，且均立为博士。相对于田何易学来说，三家《易》是家法，但两汉易学都是从三家《易》演化而来的，因此，施、孟、梁丘三家又被称为两汉易学的师法。西汉时期的经学，据《汉书》记载：“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汉书·儒林传》）东汉时期则确立了五经十四博士：“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后汉书·儒林列传》）十四博士均为今文学，是东汉今文经学的标志。此后即使在南北分裂的魏晋时期，依然设博士，而且曹魏时期已经开始增设古文经学博士，如《春秋穀梁传》、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等，经学依然大体保持了较为完整的师承谱系。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尤其是永嘉之乱后，对经学的打击是致命的。皮锡瑞称这一时期为经学中衰时代，“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但即便如此，西晋所立的郑氏、王氏等，还是大体沿袭了两汉的经学家法与师承。这种经学的传承至宋代则发生了变化。

经学发展至宋代，皮锡瑞称之为“经学变古时代”，经学的传授及谱系发生了变化。以经学当中重要的《易》学系统来看，宋代易学家朱震在《汉上易解》中说到北宋时期易学的传授系统：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宋史》卷四三五《儒林传五·朱震传》）

 

朱震是南宋易学家，他从象数学的角度来讲述北宋易学的发展线索，是可靠的资料。黄宗羲也提到了北宋易学的传授：

 

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为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则语精，《易》道于是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放种、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

 

虽然以上所说的北宋易学传授系统还不尽完善，但总体来说，易学的传承谱系还是很清晰的。此外，易学发展至宋代，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四库全书总目》说：“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相互攻驳。”两派六宗是对整个易学史的概括。《周易》为六经之首，是经学中的大宗。从宋代易学的发展来看，其发展线索以及义理、象数两派的特色，都是非常清晰明确的。与此相比，宋代的礼学则缺少较为明确完整的传授系统。

朱熹曾指出：“古者礼学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故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汉唐时犹有此意。如今直是无人如前者。”这一方面是说，当时已无人，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古礼，另一方面，宋代礼学已经没有类似于汉代礼学那种完整严密的家法与传授系统了。甚至像宋代易学那样发展传承的学统，也不可见了。因此，对于宋代的三《礼》学，我们不能采取像研究汉代经学、汉代礼学那样的研究方式。但是，正如传统的易学有两派六宗的不同派别，如果我们借用宋代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对宋代儒学的不同分派，那么对于宋代的礼学，我们也可以清理出几个具有不同特色的派别。其实，对一个时期的学术思潮，我们从为学宗旨、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分类，“辨章学术，考竟源流”，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对于宋代的礼学，也应当有这样的基础研究。

关于宋代学术，当时以及后世如《宋元学案》等都有明确的分派，如北宋时期主要的学派有明道学、伊川学、横渠学、荆公新学、蜀学等，南宋的学术，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力”，这是将南宋学术分为朱学、陆学和永嘉学三大派。从道学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宋代道学从地域来说有濂、洛、关、闽不同的派系，从理论体系来说有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如果再加细分，又可以说宋代理学（道学）有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派。

理学是宋代儒学的主体，但又不是宋代儒学的全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如朱伯崑先生指出，宋代哲学有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五大流派。这些不同的分别派系，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宋代哲学、宋代道学以及宋代学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近来有学者在研究宋代礼学的时候也试图参照学术史上的分类，区分宋代礼学的主要流派，如有学者认为宋代礼学主要有涑水学派、荆公学派、横渠学派、伊洛学派、永嘉学派、象山学派、朱子学派、蜀湘学派、东莱学派以及一些经注学家。这种划分主要还是依据《宋元学案》，且没有超出《宋元学案》的学派划分，对于深入研究宋代礼学没有太多的价值。我们认为，对于宋代礼学研究内部的不同流派，应当参考学术界对于宋代儒学与宋代哲学的不同分派，并且根据宋代礼学的实际内容，从为学主旨、价值取向等基本方面，做出适当的区分。根据这样的思路与标准，我们可以将宋代的礼学大致分为（1）礼图学派，（2）经世学派，（3）义理学派。当然，正如思想史上所有的分别派系一样，各种派别的划分都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将宋代礼学分为三个派别，也仅是就其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思想主旨和内容而言的。三派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交叉重合，尤其是经世学派与义理学派，本身也是宋代儒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我们用它来概括宋代礼学的两个不同层面，也是就其主要方面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