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礼学研究的三条途径
清代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说：
《仪礼》难读，昔人读之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今人生古人后，得其法以读之，通此经不难矣。
清代礼学大盛，成绩斐然。清人总结出来的分节、绘图、释例的方法，不但是研读《仪礼》，同时也是研究礼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其实，这些方法并非清人的独见发明，而是两千多年来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为经学家们逐渐发展起来的。
关于“分节”，郑玄注似已开始有分节的意识。郑注《仪礼》屡言“自某句至某句”，显然是分节的思路，只是没有明确地显示在经注当中。《士冠礼》：“筮于庙门”。贾疏：“自此至‘宗人告事毕’一节，论将行冠礼，先筮取日之事。”从此例可见，贾疏已经明显对经注划分了章节。
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在形式上受到佛教义疏体的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分章分段。从保存至今的皇侃《论语义疏》来看，就是分章分段的。如《论语·学而》疏云：“《论语》是此书总名。《学而》为第一篇别目，中间讲说，多分为科段矣。”这里明确说明，将《论语》每篇之内都划分了章段。“学而时习之”疏云：
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为三段。自此至“不亦悦乎”为第一，明学者幼少之时也。学从幼起，故以幼为先也。又从“有朋”至“不亦乐乎”为第二，明学业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学已经时，故能招友为次也。故《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是也。又从“人不知”讫“不（亦）君子乎”为第三，明学业已成，能为师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后乃学成为师君也。
《论语》每篇都有若干章，皇侃的《义疏》又将每章之内分为若干段落。这种科判形式，有利于对经文义理的理解。皇侃的《礼记义疏》没有流传至今，但其部分内容保存在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从《礼记正义》所收内容来看，《礼记义疏》与《论语义疏》类似，也是将《礼记》经文划分节、段，使之层次分明。如《礼运》开篇一句“昔者仲尼与于蜡宾”，《正义》引皇疏曰：“从‘昔者仲尼’以下至于篇末，凡为四段”。因为皇侃往往分段解释经文，因此还在段首总结每段大义，这样更加便于从整体上把握经文。
至唐贾公彦作《周礼正义》与《仪礼正义》，也是吸取了科分形式。前引《士冠礼》“筮于庙门”就是明显的例证。但唐以前的注疏家没有给《仪礼》分章划节。直至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始仿章句体例，开始厘析经文，划分章节。朱子说：
累年欲修《仪礼》一书，厘析章句而附以传记……元来典礼淆讹处古人都已说了，只是其书衮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难看。故人不曾看，便为
人舞文弄法，迷国误朝。若梳洗得此书头面出来，令人易看，则此辈无所匿其奸矣，于世亦非少助也。
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
由此可知，在朱子看来，不分章节是《仪礼》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子修定《仪礼经传通解》，首先就是对《仪礼》经文厘析章句。此后杨复《仪礼图》、敖继公《仪礼集说》均遵照朱子划分章次的做法而又各有异同。到了清代，经学家们更加认识到划分章次在《仪礼》经文研究中的重要性。清代礼学家吴廷华曾说：“章次不分，则礼之始终度数与宾尸介绍，冠服玉帛牲牢尊俎之陈，如满屋散钱，毫无条贯。”划分章次犹如把握《仪礼》的条贯纲目，可见其重要性。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盛世佑《仪礼集编》以及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等这些清代礼学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成果，均采用了划分章节段落的方法来研究《仪礼》以及礼学。
关于“释例”，也称作条例、义例，是根据经书文义而归纳出的准则，是研读经典的重要方法。在经学系统中有条例的首先是《春秋》学。《左传》自创立之始就有“条例”。《左传》书中的“五十凡”，其实就是《左传》的条例，因此条例是古文经学《春秋左传》一派非常重视的学问。郑兴于新莽天凤年间受到刘歆的委托，“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后汉书》卷三十六“本传”）。郑兴撰有《春秋左氏传条例》，《七录》著录为九卷，有学者认为，从“使撰条例”的措辞来看，刘歆当为《春秋左氏传条例》一书编撰工作的主持者。郑兴子郑众“从父受《左氏春秋》”，撰有《春秋难记条例》一书（《后汉书》卷三十六“本传”）。又贾逵父徽撰《左氏条例》二十一篇（《后汉书》卷三十六“本传”），荀爽撰《春秋条例》（《后汉书》卷六十二“本传”），颍容“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传下》）。这些都是总结《春秋》学条例的著作。
经过郑众、贾徽、贾逵、颍容等人的增添与发展，《春秋左传》学逐渐走向条例化和义理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条例》《春秋经例》《春秋左氏传条例》《春秋义例》《春秋左传例苑》等，其中以杜预《春秋释例》最为著名。
杜预在《春秋序》中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杜预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周公遗制而修的一部经典，贯穿其中的义例是“经国之常制”。杜预将《左传》中的“五十凡”称作“旧例”或“正例”, “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辞，发大义，谓之变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春秋释例》提要）杜预还将《左传》书中未用“凡”字而用“书曰”“不书曰”等归纳的义例称作“新例”或“变例”。经过杜预的整理与研究，《春秋》学的条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同时也刺激了《春秋》学本身的发展。
朱彝尊对汉代以来的《春秋》条例作了这样的总结：
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释例，颍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陶、崔灵恩也；曰经例，方范也；曰传例，范宁也；曰诡例，吴略也；曰略例，刘献之也；曰通例，韩滉、陆希声、胡安国、毕良史也；曰统例，啖助、丁副、朱临也；曰纂例，陆淳、李应龙、戚崇僧也；曰总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周希孟、叶梦得、吴澄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说例，刘敞也；曰忘例，冯正符也；曰演例，刘熙也；曰义例，赵瞻、陈知柔也；曰刊例，张思伯也……
朱彝尊还提到明例、新例、门例、地例、会例、断例、异同例、显微例、类例、序例、括例、义例，等等。由此可见《春秋》学条例之丰富。其实，汉代《春秋》学的条例化不仅是《左传》一系，《公羊》学也重视条例。何休《公羊解诂》中提到“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语。胡毋生为汉代公羊学经师，从何休的话中可知他也重视《春秋》的条例。不过，正如王葆玹先生指出的，“我们不能否认早期公羊学当中有一种类似于‘条例’的学问存在，何休所谓‘胡毋生条例’即是关于此种学问的泛称，不过在早期公羊学里，这种学问尚处次要的位置，处于主要地位的乃是‘微言大义’，而‘微言大义’在经学中是与‘条例’不同的概念”。指出这一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春秋》学的凡例、条例也影响到《易》学与《礼》学。其实从内容来看，《左传》的“五十凡”当中，有十九条言“礼”、言“常”，杨向奎先生就称之为“礼经”，是与礼制相关的内容。《左传》重礼，清人总结出来的“说《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刘文淇语），是研究《春秋左传》学非常有效的方法，由此也说明《春秋》学的义例影响到《礼》学，也是很自然的。
东汉的仲长统曾认为《周礼》为礼之经，《礼记》为礼之传，“经有条例，《记》有明义”（《后汉书》志九《祭祀下》），说明在汉代，礼学也是有条例的。北朝经学家熊安生的《礼记义疏》是南北朝时期《礼记》注疏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尤其重视将散落在三《礼》以及其他经典中的同一或相关问题联系起来，作整体的综合研究，并从中归纳出礼学中具有规律性、普遍性的一些原则。例如：
《礼记·文王世子》“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熊安生对“释奠”“释菜”“释币”之数作了总结，说：“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于学’，六也。释菜有三：春入学，释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释菜，二也；《学记》‘皮弁祭菜’，三也。‘秋颁学，合声’，无释菜之文，则不释菜也。释币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币是也。”
《礼器》“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熊安生总结了《仪礼》用席之例，曰：“凡《仪礼》之例，一种席皆称重，故《燕礼》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所以《乡射》‘大夫辞加席’，亦是一种。称‘加’者，以上已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变云‘加’耳。所余经，虽异席亦称重，则此经是也。凡席有两则称二重，有一则称一重，与棺重别也。”
《郊特牲》“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周人先求诸阴”，熊安生对大祭三始所用之礼乐进行了总结，曰：“凡大祭并有三始：祭天以乐为致神始，以烟为歆神始，以血为陈馔始。祭地以乐为致神始，以腥为歆神始，以血为陈馔始。祭宗庙亦以乐为致神始，以灌为歆神始，以腥为陈馔始。”
由以上诸例可见，熊安生注解《礼记》，力图从分散、杂乱的经文中归纳、概括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规则，这对于研究古代礼制、贯通三《礼》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熊安生对具体条目的总结未必完全准确，但他使用的方法则是礼学研究的一条正确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为后世的礼学家所一直沿用。
在三《礼》当中，《仪礼》内容尤其纷繁复杂，从《仪礼》中总结出条例就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对礼学研究也会有极大的推动。
在宋代的礼学著作当中，有陈祥道《礼例详解》十卷、不知作者的《周礼类例义断》二卷。仅从书名来看，也可大略知道这些著作研究的是礼学中的礼例或义例。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已经佚失，其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也不能确定宋代礼学研究在礼例方面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果。另外，宋人张大亨撰有《春秋五礼例宗》十卷，此书虽然属《春秋》学，但其内容是归纳《春秋》当中的礼例，也算是和礼学以及礼例有一定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学者对礼学中的礼例以及经学当中的礼例也是相当重视的。
清代礼学发达，有关三《礼》的注疏除了出现了有影响的、集大成之作之外，在礼学的综合研究方面，礼学家更加重视礼的凡例、义例的研究。江永是清初礼学家，他的礼学著作《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都是清代礼学的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仪礼释例》一卷，四库收入“存目”。其实此书只有“释服”一类，当为未成之作。
凌廷堪积二十余年成书的《礼经释例》是总结《仪礼》凡例的集大成之作。此书以杜预《春秋释例》为模本，分为八类十三卷：通例二卷，饮食三卷，宾客之例一卷，射例一卷，变例一卷，祭例二卷，器服之例二卷，杂例一卷。这些凡例，有的是在《仪礼》的“记”中提及的，有的是在郑玄注里提到的，但更多的是凌廷堪通过《仪礼》的研究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凌廷堪在《序》中说：
《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
这里明确说明“例”对于研究《仪礼》以及礼学的重要性。“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祇厌其膠葛重复而已耳，乌睹所谓经纬途径者哉”。名物训诂对于礼学研究固然非常重要，但在整体的会通基础之上提炼出的“例”更为重要，“必以例为主，有非诂训名物所能赅者”。
对于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后代学者评价非常高。阮元的儿子阮常生为廷堪受业弟子，他认为此书“其功不在后仓、大小戴、庆普诸人之下，海内学人，当不苦其难读矣”。将廷堪与后仓、大小戴等人并列在一起，其在礼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当代也有学者认为“《礼经释例》是一部大有助于学习《仪礼》的最好著作”，这也是由于研究《仪礼》要把握住《仪礼》的凡例，这样才能做到纲举目张，不至于陷入繁复的礼节中而迷失了对礼的整体的理解与把握。
除“分节”“释例”之外，绘图也是研究礼学的一个重要且实用的方法。陈澧指出：
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今读注疏，触处皆见其踪迹。如《士冠礼》“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注云：“东面受命，右还北行就席。”疏云：“郑知东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东面，主人在门东西面。今从门西东面主人之宰命之，故东面受命可知也。知右还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门外之东南，席在门中，故知右还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类，乃显而易见者也。又如《燕礼》“主人盥洗象斛”，注云：“取象斛者东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从西阶来，不得篚东西面取，以是知取象斛者东面也。”此必郑有图，故知东面取；贾有图，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东面也。《大射仪》:“揖以耦左还，上射于左”，注云：“上射转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东面。”疏云：“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东面，得东当次也。”此亦郑有图，故知少北；贾有图，故知不得少南，皆确不可易也。
《乡饮酒礼》“主人实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献介”，疏云：“以介席东面，故邪向之。”《特牲馈食礼》记主妇及内宾宗妇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饮者皆西面，主妇之东南。”疏云：“知在主妇之东南者，以其不背主妇，又得邪角相向也。”《乡射礼》“司射还，当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云：“还，左还也。”疏云：“知左还者，经云‘还，当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东面；司射还，欲西面与上耦相当，故知左还回身当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馈食礼》“主人西面，三拜籑者，籑者奠举于俎，皆答拜”，注云：“在东面席者东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户内，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东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与主人同面而拜，明回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郑以义解之如此也。”如此之类，或邪向，或回身，与平直易见者不同。非有图，安能知之？
《乡射礼》“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注云：“围下射者，明为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马由上射之后，立于物间，命去侯讫。物间南行，西向，适阶降，是其顺矣。今命去侯讫，乃围下射之后，绕下射之东，南行，而适西阶去。若出物间，西行，则似直为上射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围绕之，明为二人命去侯也。”《燕礼》“若君命皆致，则序进，奠
于篚”，注云：“序进，往来由尊北，交于东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陈，在东楹之西，西向而陈；其尊有四，并执幂者在南，不得南头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东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东面酌讫，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讫右还而反；后酌者亦于尊北，又于楹北与反者而交。先者于南西过，后者于北东行，奠讫亦右还而反，相随降自西阶。”如此类者，围绕交错，绘图亦殊不易，或绵蕝习之，乃知之耳。即以疏文而论，曲而能达，栩栩欲动。
清末礼学家曹元弼之《礼经学》，是通论礼学的一部著作，颇受近现代学者的推崇。其中“读经例、注疏通例”一节，几乎原文转抄了陈澧《东塾读书记》中的相关论述。皮锡瑞《经学通论》也是如此。这说明陈澧关于礼学研究的总结，得到了清代礼学家一致的肯定。
本来，礼就是象征符号。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繁复的舆服车马制度、进退揖让的仪式，研究礼，除了探讨礼的意义、归纳礼例之外，以画图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具体的宫室、车马、器物、舆服等制度，是非常直观且有效的一种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清代学者胡渭说：
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也。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著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
胡渭反对易学中的图书象数学，因此说六经中只有《易》不必用图，这个看法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指出的以图佐经，则是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宋代礼学的发展中一个特别突出的特色就是礼图学的兴盛与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