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问题的提出

在各种冲突理论中，有一类以资源争夺为其关注点。这一理论揭示出某些以实现人权或者某一民族的政治自由等高贵诉求为理由和目标的战争，其背后隐藏的本质性争端都关乎实际利益，它们或者是矿物资源，或者是从业领域，或者会涉及官职、报酬等。关于冲突可以写很多书，一章接一章地探讨各种不同的资源，比如一章关于水引发的战争，一章关于石油引发的战争等。克拉尔（Klare）就写了一本这样的书，书名就叫《资源战争》（Resource Wars）。我无意去贬低这些从资源、经济、环境等角度出发的各种理论，但在此我想将关注的重心从暴力冲突中的客体（物）转到主体（人）上面。我着重考虑的是社会认同和社会归属问题。人们沿着哪些标记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群组？依照哪些特征人们来区分朋友和敌人？依据什么样的条件人们来结成联盟或者促成合作？我们的引领概念是“身份认同”与“差异”，用通俗的说法便是，我们要问的是“谁和谁是一伙儿的”以及“谁反对谁”。

在谈及冲突时，如果我们马上联想到那些边界相当明确的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比如18世纪王储间的同室操戈、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间的全民战争，那么上述这些问题的确显得很蹩脚。冲突的各方都很明确：俄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结成联盟的方式也一样很明确：英国总在考虑达到制衡力量的平衡，它总是在试图与欧洲大陆上的第二强国结盟来反对第一强国。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具有策略意义的精确政治措施。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宣战，有明确的开端和结束、有明确的主体、有书面形式上的联盟条约。不过，像这样的战争现在变得越来越少。实际上，在当今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往往至少有一个，甚至是多个冲突参与方为非国家主体。在国家之间，战胜对方的方式大多也并非是直接的、公开的敌对，而是以非官方性质的方式去支持那些以反对敌对者为目标的“解放运动”。就20世纪9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冲突情况而言，“谁反对谁”绝非一个蹩脚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在按照“族群”归属（谁也说不清这个词到底该怎样理解）的标准来建立地区新秩序这一背景下，在埃塞俄比亚的南部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有多个冲突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冲突之间有多重关联，族群冲突仅为其中之一）。从当地人的角度看，同普通参战者所理解的一样，冲突的起因是争夺牧场和水源，主体是那些被人们不假思索就称为“部落”（tribes）的中等规模的族群体，比如博兰人（Boran）或者加雷人（Garre）（见图1）。从政治领导人的角度看，博兰人是奥罗莫族群（Oromo）的一部分，而加雷人是索马里族群（Somali）的一部分，冲突发生在涵盖广泛的族群政治单元之间。具体而言，双方争夺的目标是奥罗莫州和索马里州之间的分界线，当然也还有与此直接相关的官职和薪酬。他们组织了一些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的名称不光包含了族群的名字，他们的政治纲领中的某些因素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比如，其中的一个组织全称为“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romo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sation, OPDO），另外一个组织为“索马里人民解放阵线”（Somali Abo Liberation Front）。这甚至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人是在从事这样或者那样的民主斗争。另外一个事实是，博兰人当中只有一部分是穆斯林，而加雷人则全部是穆斯林，所以后者也使用“圣战”（Jihad）的修辞。对他们之间的冲突进行的一种解读方式是，这里发生的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一个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场战争的人，可能会相信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正在发生四场不同的战争：一场战争发生在博兰人部落与加雷人部落之间；一场发生在奥罗莫族群与索马里族群之间；一场发生在有着不同纲领的党派之间；一场发生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从不同冲突主体的角度看，这些战争都并行存在。这些不同的角度，哪些描述的才是真实的冲突、哪些是虚假意识的表达？也许提问者应该少一些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倾向，不过我们只能在实证之路上才会找到答案。在这样的个案中，我们需要去考察的是，哪一种阐释会产生更强的左右冲突进程的效果。也可能在某些个案中，各种不同阐释所带来的后续效果不能截然分开界定，因为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纠结在一起，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与任何一方的初衷都不相符。

在实际的情形中，在冲突情境中划出边界线并非总是那么简单。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论探索严重不足。关于身份认同的模型、社会群组的形式，联盟的形成与瓦解以及在冲突情境下的重组，我们都知之甚少。我们对地球上的“危机灶”所做的关于“谁与谁结盟反对谁”的预言经常无法言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努力去探寻这些身份认同的逻辑，以及潜藏在这些逻辑背后的原因，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将这些努力视作可有可无之事而束之高阁。

也许我们可以追问一下，为什么对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却经常无法给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形塑身份认同过程，一方面基于成本-利益的核算；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及其认知表象。一般来说，受经济学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去考虑成本与效用；而另一些学者会抛开对成本和效益的考虑，关注社会结构及其影响、传统习惯的重要性。对这两类因素各有侧重的学者不是同一种类型的思考者。在这本并不厚重的书里，我力图去探讨的是：如果能够系统地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有效组合，我们是否能够从中获得对事物的清晰看法。

如果我们去调查在暴力冲突中人们怎样去站队以及为什么如此站队，可以预料我们将会发现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与概念和分类范畴有关。人们对自身和他人进行分类的方式往往具有一种系统性的特质，在人们采用的分类方式下面有特定的逻辑和可信性结构。要达成一种身份认同，仅有愿望是不够的；要获得一种身份认同，人们需要提出有说服力的诉求，或者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拒绝某种身份认同。如果没有可行的替代选择，人们可能会受到自身逻辑或者为他人期待所强迫，加入某一方进行战斗。另外一种类型与利弊考虑有关，即身份认同和伙伴选择所能带来的利益和弊端，换言之，出于成本与效益的考虑来选择某一方。我们有望发现，两种原因类型彼此渗透。在身份认同留有活动余地的地方，也就是说，一旦当事人开始考虑自己的身份认同及其替换可能性，他们就可能会置换一些分类范畴，或者依据当事人的需求对其进行变通。这些需求经常与群组的大小，或者与同盟者有关：一旦当事人想要达成更宽泛的联盟，或者要试图阻止外来人，摒除他们分享某种利益的潜在可能性。

在观察原因之余，我们也可以观察结果。一旦决定加入某一方，无论这决定是主动还是被动形成的，都会产生后果。对后者而言，别人替他们做出了决定，或者说别人的决定对他们有所影响。并非出自主观意图的结果势必会对后来的决定产生影响。

在社会学里，一套最成功的解释理论是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迄今为止，我们倾向于认为拥有一种决策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也要稍作停留去追问一声，“理性选择”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我们的问题。“理性”（rationality）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吗？当人们要融入更大的单元时，理性就会以不同方式出场。一个人可能会出于某些特殊理由加入某一群体，同样也可能基于理性的考虑而拒绝这样的尝试。通过将异己者拒之门外，一个群体能够做到强化其自身的同质性、保持其目标和策略的连贯性。或者，该群体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即在接纳新成员的过程中对该群体的自我描写进行修正，对目标进行调整。人们会给自己划定的群组边界找出理由，他们会为此“发明”或者选择某些祖先，他们会以最有利的方式将语言和方言进行分类，以便能够最好地说明他们划定的边界才是最恰如其分的。这样形成的小单元是更大单元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分类体系（categories）和类型体系（taxonomies）的存在。

到目前为止，人类学对身份认同的认知角度（在将一个人划入“容括”或者“排斥”类别时所遵循的逻辑）以及在分析“谁通过什么与谁认同、为什么会如此”时的成本-效用考虑，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完整的研究。在这一思考方向上，最有启发意义的几部著作都来自于四五十年以前（Barth, 1959;1981），此后便少有系统性的进展。在这一领域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身份认同的分类框架以及当事人对诸多认同选项的抉择，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简单地认为，将认知人类学与理性选择组合到一起就可以解释人群的整合过程。在身份认同中，有情感性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上述两个介入角度都无法触及的。如果我们将“认同感”（identification）这个词留给那些停留于更为理性的（或者“认知性的”）范畴和分类的话，那么涉及情感性的因素我们就可以置于像“纽带”（bonding）这样的标签下来探讨。

有做出抉择的可能性，有时间和情感上的自由来对抉择进行深思熟虑的权衡，这并非天经地义之事，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特权。“认同感”和“纽带”的出现，经常是在迅速变化的情势下发生的。极端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在这方面，非洲东北角（the Horn of Africa）的政治地图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即便在政治地图没有发生改变的大部分非洲地区，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重大改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的年轻人明确地知道接受教育会得到良好的回报。当时的非洲各国绝大多数刚刚获得独立，建设国家的公共机构的必要性使他们经历了10～20年的“发展之年”。在很多职位上，年轻人得到聘用，这样一来却也阻断了后继毕业者的就业路。发展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的形式和规模都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年青一代面临的抉择，不再是“当农民”或是“去城市里找工作”，市场关系与土地短缺让留在农村这一选项变得困难并且缺少吸引力，与此同时城市里的失业率也在迅猛上升。更多的选项，比如在非正规经济领域谋生、独立经营或者犯罪成为生存景观中的一部分。发展的失败与腐败问题（腐败本身又是导致发展失败的诸多原因之一）让国家失去了公信力，与政府为敌的武装力量获得了支持，拿起冲锋枪变成了一种另类生活选择。新型的身份认同与关联纽带之所以出现，与人们经历的相对剥夺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问题：这种被剥夺的感觉一方面是基于早先对于发展状态的承诺；另一方面也与经由新媒体获得传播的全球性消费模式连在一起，而这些资讯则不断地激发新的期待。

应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反应是逃离，这个话题尽管不是本书的重点，但至少应该被提及。索马里人成群地移民前往加拿大；在联合国某项计划的帮助下，苏丹南部和埃塞俄比亚西部的努尔人（Nuer）和安尼瓦人（Anywaa）（见图1）从干贝拉（Gambela）的难民营前往美国（Feyissa, 2003; Falge, 2006）。奥罗莫（Oromo）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族群，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奥罗莫人借助于控制金钱的流向和媒体宣传对家乡的政治施以影响，互联网变成了战场。

人们的另外一种反应方式是，拒绝对那些没有兑现承诺的机构保持耿耿忠心。国家的代表者们因为薪酬过低，于是便利用贪污和勒索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在某些情形下，他们仍然有可能对个别的当权者忠诚，但早已背弃了他们自身的制度性角色。另外一些人则加入犯罪团伙或者武装组织，这些群体或者绕开国家，或者与国家为敌。国家必须有能力对政府雇员忠心可靠的行为提供有吸引力的奖赏，同时对不忠行为予以相应的惩罚，否则国家就面临分化解体的危险。盖尔纳（Ernest Gellner）曾经强调，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对教育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成功和物质保证所做的承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放弃个人的地方特性和忠诚，接受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更广范围内交流所用的语言，作为回报个人会得到工作或者至少是在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Gellner, 1981: 93）。当这种承诺不能兑现时，人们就会转向其他力量并以表忠诚。

国家/官方经济的衰落与其他形式之纽带的兴起，也有人类学者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做过精确的描述：“国家给其全体国民提供的保护和供给越少，更多的人就必须转向那些他们认为可以信任的人。”（Simons, 2000: 7）

年轻男性不得不进入那些成员们会抱团的群体，这些群体能够为其成员提供安全感，也配得上其成员们表现出来的忠心和信任。这种纽带关系中最为极端的形式，会要求其成员有自我牺牲的准备。对社会本质感兴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将“如何将一个人训练成战斗者小组中的一员”这样的话题当成自己的研究题目。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研究者西蒙斯（Anna Simons）不无遗憾地写道：“很少有关于训练的描写。也许正是因为在人们的预设中根本就没有训练，或者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训练中涉及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形成这样的群体所需要的不光是训练，必须得实行或者使用一些手段，以便强行地促使战斗者彼此相依，并遵循秩序。”（Simons, 2000: 9）

从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读者可以窥见武装分子的社会化过程。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提出：是什么让斯里兰卡的反政府武装“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成为一个有效的战斗部队。“‘猛虎组织’是一个依靠自身的严格标准所构成的成功组织，它培养不惧战斗的强悍队员，这些人被训练去完成最困难的行动，包括去引爆自杀炸弹。”（De Silva 2002: 226）在解释为什么这一组织的动员力度能够如此强大时，作者指出这个组织实行多种手段来“培植仇恨”（cultivation of hatred）（De Silva 2002: 226），这其中也包括不断地提醒其成员随时牢记政府对泰米尔人所做的暴行：“刑讯、强奸、谋杀和捣毁财产。”（De Silva 2002: 227）站在僧伽罗族（Sinhalese）一方公众人物的公开言论也被利用，以便达到这一目的。复仇与针对复仇的行动让冲突长久地持续下去。

北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之间的鸿沟持续存在，民间历史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与上文提及的个案十分相似，这是人类学研究向我们揭示的情形（Kenney, 2002）。那些吸收北爱尔兰年轻人、在冲突中将这些年轻人训练成游击队员的志愿者组织，与非洲社会中构成男性之间关联纽带的组织，如秘密社会、年龄等级组织等如出一辙。

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在与自己差异小的人身上倾注感情。谁会在意一个身处偏远、对自己根本不重要的人是否会尊重自己呢？如果一个人被从来没有得到自己信任的人所欺骗，那么这是所有受骗感觉当中最温和的形式。越密切的关系，就越能生发强烈的情感，导致暴力程度快速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平行的事例，恰如警察最知道身边人有多么危险：如果一位已婚者被害，其配偶不总是被当成第一嫌疑人吗？

我在本书采取的视角也许会被批评为过于理性。面对这种批评，我想指出的是：此前我已经对“仇恨”（hatred）以及其他感情因素做过深入细致的思考（Schlee, 2002a）。不过我得承认在处理这样感性的题目时，我强调理性，同时也感到相当手足无措。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明确意识到冲突中有情感性因素在起作用，也欢迎有人就这个话题进行分析，这也是冲突分析的应有之义。不过，我本人目前关注的问题——冲突情境下身份认同中的若干层面，都是一些通过理性可以达成更深入了解的话题，而且迄今为止从理性角度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还相当欠缺。如果这一任务完成了，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阐释那些隐藏于身份认同和人际纽带中各不相同的、个人化的理性因素，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呢？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涉及的是某一特定主体与大型群体行为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也就是微观/宏观的问题。这一直是社会科学当中最具持久性的问题之一。

当我们在政治学中寻求帮助时，我们会发现与当今人类学相比，政治学的模型构建范围要大、也更聪明（尽管我要立即加上一句，在某些其他方面，人类学，这里主要指的是社会人类学即民族学也有所贡献：它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带着更大的怀疑去处理这些资料）。不过，人类学学者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政治学模型应用到自己的材料数据中：政治学处理的是由国家构成的世界，相应地，作为其处理对象的各单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相反，人类学描写的复杂的主体是个人和集体，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不是。尽管如此，人类学学者还是可以从政治学的模型中获得启发。显然，政治学家也和人类学家一样面临类似的微观/宏观问题。无论是正在进行的还是可能发生的战争，都迫使人们做出谁是盟友、谁是敌人的决定，并且要给出这样做的理由。因此，我从一本政治学家关于战争的书入手来讨论问题。

政治学家凯什曼（Greg Cashman）在概括他的冲突理论时，首先从以个体为对象的各种理论开始（层次一）。专注于这一层次的理论，研究领导者的人格特征和心理史（对整个“民族”的心理学解释，比如国民性研究等无论在政治学还是其他学科里都过时了）。这些理论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来研究领导者的政治信念，之后用心理学的理论如逃避认知失调（avoidance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来对上一步的分析结果进行阐释；在较高层次上（层次二），冲突理论研究的对象包括了政府的决策、群体和组织。在这一层面上，凯什曼讨论“理性主体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并将这种模式与“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进行对比，在后者这一模式中，政府的决策是不同次级组织所具有的不同利益与认识彼此交汇生成出来的结果。就整体利益而言，这些决策可能远远不是最优化的。人们对情势的认识和感知也受“集体迷思”（groupthink）的影响，屈从于压力。关于国家之间互动的讨论，则被放置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层次三）。在这一层次上应用的理论有冲突激化的刺激——回应模型、军备竞赛策略、培养信任的GRIT和解策略（以逐渐的、互惠的做法来缓解紧张状态）、博弈理论和威慑理论等。博弈论要考虑的是，如何以牺牲其他参与者为代价而获取自身的利益，以及如何将利益最小化以便建立信任；威慑理论探讨的是，如何让威胁具有可信性以及威胁会在敌对者的回应中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两种理论都属于理性选择理论，它们都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冲突中所涉及的国家都是理性的主体。

连凯什曼自己也意识到这里面隐含着潜在的矛盾。在层次一的分析中，政治领导者被认为会受到自己心理历史的左右，并不能被当成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者来对待；在层次二的分析中，领导者的思考方式却又不那么被看重，因为决策已经预先由组织性的思考成形，或者被超个人的、不那么理性的“集体迷思”所影响。这两个层次的分析都在提示人们，在政治决策中不可以对理性有太高期待，而在层次三即国家间互动的分析中，其理论模型却都是以理性主体为基础。这样一来，当我们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外一个层次时，就出现了连贯性的问题。在一个层次上所发现的东西，并非总是可以融入我们在更高一层次的问题的理解中，因为如果非要那样做不可的话，我们的理论就会变得过于复杂。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忽略一些宝贵的认识，以减少其复杂性。

我之所以热衷于政治学学者的分析，因为我面临类似的问题，即如何将从一个分析层次上获得的认知融入另一层次的分析中。我想知道的是，知识分子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形塑了社会认同。我也想了解，个体经验如何在集体认同感这一层面转化为道德评判，被预先形塑的身份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经验。在非洲东北部，关于领导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有许多传言。这些关系体现在政治实践中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程度如何？或者另外的可能性是，这些政治领导者是他们自身政治角色的囚徒、其政治性决策不为个人的喜好厌恶所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还得再问一次：其程度如何？如果说集体决定不等同于个体决定的总和，那么集体决定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必须做很多有实证材料基础的理论探索。我不知道这一旅程的终点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该从哪里出发以及如何从出发点向前行进。在第三章，我就要解释之后的各个章节是如何来逐一入手处理这些问题的：群组的规模大小如何与容括性和排斥性身份认同策略联结；身份认同由哪些“文化上的”材料所构成；在决定认同感这一问题上，人们所拥有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