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太平盛世(2)

每个人一生中都难免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在自身形象中与自己的父亲再度相遇。我父亲身上那种不爱抛头露面、愿意隐姓埋名的特质，开始在我的身上一年一年地变强，强到与我的职业构成矛盾——我的职业本来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我这个人和我的名字为公众所知。但是，出于同样的深藏内心的自豪，我长久以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外在荣誉，不要勋章，不要头衔，不接受任何一个协会的主席职位，不属于任何一个研究院、主席团或者评委会。甚至坐在一个隆重的宴会席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一想到要和某个人谈某件事——哪怕我的请求是为了第三方——在说出第一个词之前我已经感到口干舌燥。我知道，在一个人们只能通过诡计和逃离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歌德老人睿智地说过“在人头攒动的争先恐后中，勋章和头衔可以抵挡某些伤害”的世界里，这种内心的拘束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存留在我内心深处的父亲以及他的自豪，迫使我这样低调，这是我无法抵抗的：正是拜他所赐，我才能感觉到唯一比较可靠的财富：那种内心自由的感觉。

我母亲的家世则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国际化的家世，她娘家的姓氏为布雷陶厄尔（Brettauer）。她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Ancona），就像德语一样，她从小就使用意大利语。每当她有什么事要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和她的姐妹说，又不想让仆人听懂的时候，就改讲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起就熟悉意大利烩饭、当时还非常少见的洋蓟，以及其他南方风味菜肴；后来我每次到意大利，马上就感觉像回到家一样。不过，我母亲的家族绝非一个意大利家族，而是一个有意而为的国际化家族。布雷陶厄尔家族最初拥有一家银行，但是他们以犹太银行世家为榜样（规模当然小得多），很早就从瑞士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霍海内姆斯（Hohenems）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当中的一支去了圣加伦（St.Gallen），另外的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还有一位舅舅去了纽约。这些国际性的联系让他们获得更优良的教养，有了更宽广的视野，还形成了某种家族的高傲感。这个家族不再有小商人、掮客，只有银行家、厂长、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讲多种语言。我还记得，在巴黎的姨妈家里，餐桌上的谈话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是多么理所当然。那是一个非常“自重”的家族：当家族中经济条件较差的亲戚家里有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龄，整个家族的人都会一起为她凑上一份可观的嫁妆，只是为了防止她因为嫁妆不足而“下嫁”。虽然我母亲与我父亲有着最为幸福的婚姻，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也深得尊敬，但是母亲从来不能容忍别人将父亲的亲戚与她娘家亲戚相提并论。这种来自“上流”家庭的骄傲，在所有布雷陶厄尔家族人中都无法根除。后来，这个家族的一员在力图向我表示特别的美意时，曾经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原本就是一位真正的布雷陶厄尔家人”，就好像他想借此说出这样的认可：“你算是没有投错胎。”

这种贵族气，有些犹太家族凭一己之力发迹，附丽自身的这种贵族气，让我和哥哥从童年时代起就觉得时而好玩，时而可气。我们总能听到，这是“高雅”的人，那些是“不高雅”的人。每位朋友都会受到仔细探究：是否出自“名门”，对该人身世中最远的渊源及其亲属和财产状况都要查证一番。这种不断将人归类的做法，本是每一场家庭谈话或者社交应酬中的主要话题，当时在我们看来却太可笑、太自以为是了。因为各个犹太家族的差异，充其量也不过是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犹太人居住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名门”这个概念——在我们小男孩的眼里就是假贵族的滑稽闹剧——表达了犹太人一个最内在、最隐秘的倾向。人们普遍认为，发财致富是一个犹太人最终的、典型的生活目标。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对犹太人来说，发财致富只是一个中间站，是通往真正目标的一个手段，绝不是他们的内在目标本身。犹太的原本意志、他们内心深处的理想，是升入精神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在突出表明犹太民族全部弱点和长处的东部正统犹太文化中，对精神生活的渴望胜过单纯的物质财富，这种超强意志，已经得到了直观的表达：一位虔诚的《圣经》学者，在犹太社区中的地位要高过富人一千倍，即便最有钱的富翁也宁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贫如洗的智识人士，而不是商人。高看精神世界，这在各阶层的犹太人当中都是共通的。即使是街上那些每天肩扛货物、风里来雨里去的赤贫小贩，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会努力至少让一个儿子去读大学，这个文凭会被当成全家人的荣誉头衔。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跻身于无可争议的文化阶层，是一位教授、一位学者、一位音乐家，就好像这个人的成就让他们所有人都变得高贵了。犹太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在无意识当中要让他们去摆脱那些道德上的灰色地带，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小家子气和粗俗，那些只认交易和买卖的做法，他们要将自己提升到纯粹的、没有铜臭的精神领域，用瓦格纳的话说，好像要让整个种族从金钱的诅咒中解脱出来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在犹太人中，一个家族对财富的渴求在两代、最多三代之内就会枯竭，那些鼎盛的财富家族会发现，他们的儿子根本不愿意接手父辈建设起来的炙手可热的银行和工厂。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为鸟类学家，阿比·瓦尔堡成了艺术史学家，一位卡西尔成为哲学家，一位萨松成为诗人[9]，这一切都并非偶然。他们都听命于同一种下意识的驱动，要让自己从只知冷酷赚钱这种使犹太文化变得狭隘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也许还表达出一种隐秘的渴望：通过逃向精神世界而让自己不再只具有犹太人的特质，而是成为普遍人类中的一员。“名门”的含义不仅仅是家族借由这样的称号昭示出的社会地位，它也意味着犹太文化要通过适应另外一个文化，并且尽可能是一个普世的文化，让自己挣脱或开始挣脱犹太人聚居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气。向精神世界的逃亡之旅，使得犹太人当中从事知识阶层职业的人比例畸高，对犹太文化来说这又变成了不祥的渊薮，正如他们此前专注于物质获取一样。这当然也是犹太人命运当中的永恒矛盾之处。

几乎没有哪座欧洲城市像维也纳这样，激情饱满地热衷于文化生活。因为奥地利这个君主国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在军事上也没有成绩斐然的行动，人们的家国自豪感就最强烈地注入这一愿望当中：追求艺术上的卓越地位。这个曾一度统治欧洲的老哈布斯堡帝国，早已经失去了其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地区：德国、意大利或佛兰德、瓦隆都已经脱离出去；只有都城，作为宫廷的所在地，千年传统的守护女神，还完好地留驻在帝国昔日的辉煌中。罗马人给这座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为抵御蛮族、保卫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欧洲的汹涌进攻在这座城的城墙上被击得粉碎。尼伯龙根传说中的人物到过这里，音乐界不朽的北斗七星——格鲁克[10]、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也从这里照耀世界。欧洲文化的各种洪流都在这里汇集，无论在宫廷、在贵族还是平民当中，德意志文化都和斯拉夫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国的、佛兰德的文化血脉相连。这座音乐之城真正的天才之处，正在于能让一切反差和谐地融入一个新型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当中，这是奥地利式的、维也纳式的。这座城市有海纳百川的愿望，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招贤纳圣的意识，它将各种不同人物吸引到自己这里，让他们感到放松、自在、舒展。在这种充满祥和精神的氛围中生活，着实令人安适。在不知不觉中，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位居民都被培养成了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