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太平盛世(3)

这种调适的艺术，这种如乐曲般的轻缓过渡，在这座城市的外观上已经彰显出来。它是在几个世纪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从内城圈有机地向外扩展；它有两百万居民，足以保证一座都市所要求的各种奢华和缤纷，不过它还不像伦敦或者纽约那样，大得失去了自然景色。城市边缘的房舍，或倒映在多瑙河的汹涌洪流中，或眺望着宽广的平原，或是融入园林和田野之中，或者矗立在被森林环绕的阿尔卑斯山余脉的缓坡上。人们几乎无法感觉到，哪里是城市的边界，哪里是大自然的开端，它们彼此交融，全无抵牾之处。到了城市里面，人们又能感觉到城市的成长过程，如同树的年轮一般一圈圈扩展。将最里面、最珍贵的城市核心环绕起来的也已不是昔日的要塞墙垣，而是一条沿途有着华美房屋的环城大道。在内城里，皇室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讲述着如磐石般的往事：在这里，贝多芬曾经在利希诺夫斯基府上演奏音乐；在这里，海顿曾是埃斯特哈兹家的座上宾[11]，就在这儿的古老大学里，海顿的《创世记》举行了首演。霍夫堡见证了各代皇帝的生活，美泉宫曾经目睹过拿破仑的身影[12]；在斯特凡大教堂，结盟的基督教公侯因为摆脱土耳其人的威胁而跪下做感恩祷告；大学建筑的墙身曾经见证过无数明灯般的学人巨擘。而在这些古老的宫殿之间，新建筑带着骄傲和光彩耸立着，连带着辉煌夺目的大道和流光溢彩的商店。但在这里，古老建筑与新建筑并不相争，就如同被开凿的石头与未被惊扰的大自然相安无事一样。在这里生活美妙无比，这座城市好客地接纳所有外来者，也乐于自我奉献。在这座与巴黎一样满是欢愉轻松氛围的城市中，人们能更加自然地享受生活。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之城，而所谓的文化，不就是在艺术和爱情中获取生活的粗粝原质中那些最美好、最温柔、最精致的东西吗？这座城市的人在美食方面在意上好的葡萄酒、微苦的鲜啤酒、丰盛的面点和蛋糕，在精致的享受方面也有着高要求。演奏音乐、跳舞、演戏、交谈、得体而彬彬有礼的举手投足，这些都被视为特殊的艺术。无论在单个人身上还是在整个社会当中，占据举足轻重位置的不是军事和政治，也不是商业事务。普通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翻看报纸时，第一眼看的不是议会讨论或者世界新闻，而是那座剧院的节目单——那座剧院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性，其他城市几乎无法理解。因为这座皇家剧院——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光是演员上演戏剧的舞台，它是把大千世界映射在其中的小天地，是色彩斑斓的光束，社会在其中审视自身，是唯一代表了正宗“宫廷做派”的高上品位。观众从宫廷演员身上看到榜样：如何穿着，如何步入厅堂，如何交谈，作为一个有良好品位的男人可以使用哪些言辞，又需要避免哪些言辞。这座舞台不光是娱乐场所，而是体面的举止、正确发音的有声有形的指南。哪怕与宫廷剧院只是沾上一点边儿的人和事，敬仰就如同圣光环一般环绕在他们头上。首相巨贾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走过，可能不会有人回望；但一位宫廷演员、一位女歌剧演唱家从街上走过的话，每一位售货摊的女摊主，每一位马车夫都认得他们，我们这些小男孩如果看到这些名角中有谁经过的话（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就会得意扬扬地互相讲来听。这种近乎宗教性质的人物崇拜，严重得都可以说爱屋及乌了。索嫩塔尔[13]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14]的马车夫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人们都暗暗地嫉妒他们。年轻的高雅之士都以与演艺界名人有同样的裁剪师而感到骄傲。伟大演员的每一个纪念日、每一个葬礼都会变成一个重大事件，盖过所有政治事件。自己的剧本能够在城堡剧院上演，这是每个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因为这意味着贯穿一生的高贵尊荣：种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这如同一张终生有效的入场券，所有官方活动他都会得到邀请，这毕竟是成了皇室的宾客。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种庄严的方式。那天上午，城堡剧院的院长先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就为了通知我——先向我表示了祝贺——我的剧本被接受了。等到我晚上回到家，发现房间里有他的名片：他正式回访了我，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我，作为皇家舞台的作者，只因为作品被接受就变成了一个“绅士”，可以有幸得到皇家机构的院长给予对等礼遇。剧院里发生的事情会间接涉及每一个人，甚至那些并无直接关联的人。比如，我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厨娘满眼泪水冲进房间：刚刚有人告诉她，夏洛特·沃尔特（Charlotte Wolter）——城堡剧院里最著名的女演员——去世了。这种极度悲伤之所以让人感到诡异，是因为这位几乎是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来没有去过那座高级剧院，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或者生活中见过沃尔特。但是，在维也纳，一位伟大的国家演员是整座城市的集体财富，即便一个不相干的人也会感到她的逝世是一场大不幸。每失去一位，每一位深受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离世都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国哀。当曾经首次上演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旧”城堡剧院被拆掉时，整个维也纳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一样庄严肃穆地聚集在大厅里。帷幕刚一落下，每个人都奔向舞台，为的是至少拿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作为圣体遗物带回家——他们钟爱的艺术家曾经在上面表演过。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在十几个剧院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不起眼的木片被保存在珍贵的匣子里，如同圣十字架上的木片被保存在教堂。当所谓的贝森朵夫音乐厅被拆掉时，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举动也未见理智多少。[15]

这个音乐厅只用来演奏室内乐，本身是一座并不起眼也没有什么艺术性的小建筑，是列支敦士登公爵先前的骑术学校，后来简单地在四壁包上木板，改造成适合演奏音乐的场所。但是，如同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受到钟爱，它是音乐热爱者的圣所，因为肖邦和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办过音乐会，因为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是在这里举行首演。现在这个地方要为一个新的实用建筑让路。对于我们这些在这里经历过许多难忘时刻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当贝多芬的旋律——罗塞四重奏[16]的此次演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出色——渐渐消失，却没有人离座。我们喝彩，我们鼓掌，有些妇女开始因为动情而啜泣起来，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是一场永别。他们关掉了大厅里的灯光，要把我们赶出来。这四五百个狂热分子，没有一人离开座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留在那里，好像我们只要在场就能强迫这个神圣之地获得拯救一样。作为大学生，我们用请愿、游行、文章来抗争过：贝多芬在里面离世的房子不能被拆掉！拆掉维也纳每一座有历史意义的房屋，都是在从我们的身体上撕下一缕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各个社会阶层。由于有几百年的传统，维也纳原本是一座阶层划分明晰但又能完美交响的城市。这座城市的指挥台还属于皇室。皇室城堡是中心，不光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这个超越民族的皇权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围绕着皇室城堡的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那些高级贵族的府邸，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第二道城墙。接下来是“上层”社会，由一些小贵族、高级官员、工业界巨头和“古老家族”所组成，再往下则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者。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各自有自己的城区：高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的府邸里，外交官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物住在内环大道的近旁，小市民住在内城的从二区到九区，无产者住在外环。这些人之间的互动发生在戏剧或大型庆典活动中，比如普拉特绿地公园（Prater）里举行的鲜花彩车游行[17]上，数十万计的人群会兴奋地向坐在华美彩车里的“上面的一万人”欢呼三次。在维也纳，凡是有音乐、有色彩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庆典的由头：基督圣体节这种宗教游行、军事检阅或者“城堡音乐节”等。即使是出殡的行列，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围观。每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有着这样的渴望，自己要有一个排场豪华的“漂漂亮亮的出殡”和众多送葬者；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要将自己的死亡转变为他人的观赏乐趣。对一切多彩的、有声的和庆典性内容的热衷，把表演性内容当作生活本身的游戏形式和镜像形式并乐在其中，不管这发生在舞台上还是在实实在在的空间里。在这方面，整个城市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戏剧痴”，确实让人们去追踪那些备受喜爱的人物最琐碎的生活细节，有时候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很容易遭别人嘲笑。跟意志坚定的德意志邻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在政治上的无动于衷，在经济上的落后可能真的可以部分归于过分看重享受生活。不过，从文化上看，对艺术活动的过分重视造就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首先，对所有艺术成就都无比敬畏；其次，这样几百年下来，他们就有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鉴赏力，而这样的鉴赏力最终又让他们在所有文化领域里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准。艺术家在这里总是觉得最为安适，也最能受到启发和激励，他们在这里被重视，甚至被高估。艺术总是在那些能成为全民生活要素的地方，才会有顶尖的成就出现。就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罗马将画家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把他们培养成巨匠，因为每位艺术家都感觉到自己是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其他艺术家竞争，他们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知道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任何疏忽都不会不被察觉到：每个演奏错的音符会立刻被注意到；每个不正确的定音、每个被缩短的音长都会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光来自那些观看首演的专业文艺批评者，而是日复一日地来自全体观众——在不断的比较中，他们的头脑越来越警醒，耳朵越来越敏锐。由于在政治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在社会风习方面都波澜不惊，人们对这些领域里的任何“拖沓”都心态平和地感到无所谓，对任何违规不当之处都能宽容体谅，只是在与艺术相关的事物上却没有半点含糊：这座城市的荣誉全系于此。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演员、每一位音乐家都必须自始至终竭尽全力，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在维也纳，成为人们喜爱的艺术家是很美妙的事情，但让自己保持被喜爱的地位，却并不容易：对艺术的松懈是不会得到谅解的。维也纳的艺术家知道自己处于这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之下，从而迫使自己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的水平，并让维也纳的艺术界在整体上获得了不起的水平。我们每一个人从年轻时就学会了用一种严格苛刻的标准去衡量人生中接触到的艺术作品。要是一个人曾经对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手下的歌剧院以最铁板一块的严格规矩来处理最小细节的演出都习以为常，将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那种极为精准而又有爆发力的演奏视为理所当然的话，那么他/她在今天就很少能够对戏剧或者音乐演出感到十分满意。不过我们从中也学会了一点：对自己的艺术表现也要严格。对我们来说，这种水平曾经是，也一直是标杆性质的，世界上（只有）少数几座城市这样培养未来艺术家。但是，即便很底层的民众也有关于节奏和旋律起伏的知识，甚至那些坐在“新酿酒”[18]酒馆里最不起眼的市民，也要求铜管乐队演奏上等的好音乐，要求店主提供好葡萄酒。在普拉特绿地公园里的民众也非常清楚，哪一个军乐队——到底是“德意志大师”还是“匈牙利”[19]——的演奏最有“动感”。谁在维也纳生活，从空气中马上就能获得对韵律的感觉。这种音乐性，我们作家在特别讲究的诗歌当中将它表达出来；在别人那里，节奏感则体现在社会态度和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一个维也纳人要是没有艺术感觉、对形式无动于衷，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在底层社会，最穷的人也已经从风景、从人的欢快氛围中将某种美的直觉带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文化的热爱，对生活中这种最神圣的多余之事保持着同时既能享受又能挑剔的感觉，他/她就不是一位真正的维也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