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太平盛世(1)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陡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一切都刺激我们的感官，

有些让我们欢喜，有些让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些微的不安在起伏摇荡，

我们去感知，而我们所感知到的，

又被缤纷的尘世扰攘冲散。

——歌德

倘若我试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描述，我希望“那是一个万事太平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是最精辟的。在我们这个差不多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王权下，好像一切事物在建成之初就打算要天长地久似的，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持久性的最高保证。这个国家保证让公民享有的权利，是在得到议会签署后而生效的，议会的成员则是通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民众代表；公民的每一项责任也都有精确的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以亮闪闪的金币形式流通，这也就保证了它不发生变化。每个人都知道他拥有多少财产或者能获得多少，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一切都自有其规范，有其特定的尺度和分量。拥有财产的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自己每年可以获得多少利息；公职人员和军官可以很有把握地在日历上找到哪一年会升职，哪一年将退休。每个家庭都有明确的预算，他们知道一家人的食住需要多少花销，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会花费多少。此外，一项不可或缺的预算是，要留出一小笔钱以备不时之需，求医问病。拥有房产的人，会把房子视为子孙的万安家园；农庄和商铺会代代相传；婴儿还躺在摇篮里，人们已经在储蓄罐里或者在储蓄银行里为他/她的人生之路放上一笔钱，这是用来规划未来的小小“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一切都各安其位，不容出错，而占据最高位置的便是老皇帝。万一老皇帝驾崩，人们也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就会有另外一位来继位，而那些仔细筹划的秩序不会有任何改变。没有人相信会发生战争、革命和颠覆。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一切极端的、暴力的情形似乎都已经不再可能发生。

这种太平无忧的感觉是数百万人心目中最值得获取的财富，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有这样的太平时日，生活才有其价值，于是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渴望着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争取到自己的一份。刚开始，先是那些有产者为有这样的幸运而欣喜；慢慢地，大众也加入这一行列当中。于是，这个太平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购买火险和盗险，为农田购买冰雹险和天气灾害险，为自己的人身购买事故险和医疗险，为自己的老年岁月购买终身养老储备险，甚至签好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婴的摇篮里，以保证她将来的嫁妆会有着落。最后，甚至连工人们也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常态化的薪酬和医疗保险；佣工们也省出钱来投放到养老保险中，并在丧葬保险账户中预付了自己的葬礼费用。只有那些能够不带任何忧虑前瞻未来的人，才会舒心地享受当下的日子。

人们有着一种深切的信心，相信无论面对怎样的命运冲击自己都能将生活中的裂缝弥合。不过，尽管坚定与谦虚存在于人们的生活观念当中，但是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自负还是隐约可见。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思潮下，19世纪的人们满怀真诚地坚信，他们正走在一条笔直的、万无一失的、通向“最美好之世界”的路上。人们轻蔑地回首过去那些充满了战争、饥馑和叛乱的时代，以为那是人类还没有长大成熟，没有得到启蒙的时代。现在呢，用不了几十年的时间，最后残留的邪恶和暴力行为就会被彻底铲除。在那个时代，人们坚信“进步”不会中断、不会停止，这种信念在当时真如宗教力量一般。人们对“进步”的信仰要超过对《圣经》的信仰，而科学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奇迹似乎也在无可争辩地证实着“进步”传递的福音。的确，在这个和平世纪即将结束之时，总体上生活质量的提升变得越来越可见，越来越快速，越来越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不再是昏暗不明的煤气灯，而是电灯；商铺将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光彩从主街一直延展到郊区。由于有了电话，人们可以对远方的人说话；由于有无须马拉的车辆，人们已经能以全新的速度疾驰行路，也已经实现了伊卡洛斯[5]的梦想，直冲云霄。令生活变得舒适的设备已经从上等人的豪宅进入普通市民家庭：人们不需要从水井里或到街道上取水；不需要费力地用炉灶生火；卫生观念流行开来，肮脏消失不见。自从有了体育强身健体，人们变得越来越美丽、强壮和健康。在大街上看到瘸腿者、大脖子病人和残障人的情况越来越少。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这“进步”派来的大天使——带来的。社会方面的因素也在向前迈进：年复一年，个人都在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司法运行变得温和而人性化。即便如“大众贫困”这样重中之重的问题，似乎也并非不能克服。越来越广泛的阶层获得选举权，他们可以合法地保护自身的利益；社会学家和大学教授们争相出谋划策，将无产者的生活条件规划得更健康，甚至更幸福。那么，如果这个世纪沐浴在自身成就的阳光里，把每一个过去的十年都当成迈向下一个更美好的十年的台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不相信战争会在欧洲各民族之间发生，就如同人们不再相信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深信宽容与和睦具备万无一失的凝聚之力，他们真诚地以为民族、宗教信仰上的界限和分歧会慢慢地在共同的人性当中融合在一起，和平与安宁这至高无上的财富会为整个人类所共享。

对于我们今天早已将“太平”当作痴人说梦而从词汇表中划掉的人来说，去嘲笑那一代被理想主义所迷惑因而抱着乐观痴想的人——他们以为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会无条件地带来快速的道德提升——那是再廉价不过的了。我们在这个新世纪里领教到，人类集体兽性大爆发也不再足以让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预料得到，每个即将到来之日都会比过去之日有更多无耻的事情发生，因而我们对人类道德培养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怀疑。我们得承认弗洛伊德是对的：他看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层，它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来自地狱的摧毁性力量击穿；我们早已不得不逐渐习惯于在没有根基、没有法律、没有自由、没有安全中生活。我们早已为了自身的生存拒绝了父辈们的宗教，拒绝相信人性快速而持久的提升。面对一蹴之间便将人类的千年努力化为乌有的灾难，那些过于性急的乐观主义教诲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可怕。不过，哪怕那只是一种痴想，但毕竟是我们的父辈曾经为之努力的痴想，是美好而高贵的痴想，比今天的口号更有人性，更有成效。尽管我们对此有所认识，尽管我们感到失望，这些痴想还是不可思议地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一个人从童年的时代气息中所获取的东西渗入血脉当中，终其一生都会如影相随，不弃不离。不管每天我的耳边聒噪着什么，不管我自己和无数同病相怜的人遭受了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无论怎样，我还是不愿意完全否定年轻时的信念：无论怎样，这世界还是会变好起来。哪怕我们身处这残忍暴行的深渊，带着黯然而破碎的灵魂几乎像盲人一样来回摸索，我仍然不断地抬起头去看那些往昔的星辰，它们曾经照耀了我的童年。我用这些从前辈那里承继而来的信念安慰自己：这些倒退不过是永远向前的旋律中的一个音程而已。

因为一场大雷雨早已将那个太平世界给摧毁掉了，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只是一个梦中殿堂。不，不完全如此，我的父母曾经置身其中，正如置身于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坚固房屋当中一样。没有任何一场风暴，哪怕一阵猛烈的过堂风，曾经侵入他们那温暖舒适的生活中。当然，他们还有一道特别的防风屏障：他们是富裕的人，他们渐渐地变得富裕甚至非常富裕，在那个时代，这又给遮风挡雨的墙壁门窗提供了一层非常可靠的柔软防护层。在我的眼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那种典型的“上层犹太市民”生活。这些人给维也纳文化生活带来如此重要的贡献，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彻底消灭。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所讲述的他们那悠闲安适、不事声张的生活，并非为他们个人所独有：有一万甚至两万个像我父母一样的家庭，在那个安然可靠的世纪里生活在维也纳。

我父亲的家族来自摩拉维亚[6]。那里的犹太人社区位于方圆不大的乡村，完全是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方式，他们身上完全没有加利西亚[7]即东部犹太人的困苦，也没有那种要不遗余力去争先恐后的急躁。农村生活让他们体魄强健有力，沉着稳健地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就像老家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野上一样。他们早就从正统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了“进步”这一时代宗教的热烈追随者；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参加选举最受尊敬的国会议员。从老家搬迁到维也纳以后，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这里更高级的文化氛围，他们自身生活的提升与这个时代普遍的兴盛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就这一转变形式而言，我的家族也完全是典型的。我祖父曾经做过纺织品零售。在随之而来的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突飞猛进。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生产经营上的合理化，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比老式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便宜很多。正是那些犹太商人，以他们的商业观察天赋和国际视野，率先认识到在奥地利转向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以及它所能带来的成果。他们以非常少的资金快速建造起一些临时工厂，一开始只是以水力来驱动，后来慢慢扩展为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业，遍及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如果说我的祖父还是前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只是做了成品的转手贸易，我父亲则下定决心进入这个新时代：在三十三岁那年，他在北波希米亚成立了一家小纺织厂。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不慌不忙、小心谨慎地将它经营为一个稳健的大企业。

在企业扩展方面，我父亲仍然采用谨慎的方式，尽管当时经济景气的氛围十分诱人。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况且这也完全与我父亲那种极为克制、绝不贪婪的天性相符合。他完全接受了那个时代“稳妥为先”的信条。他更看重的是，拥有一个凭靠自己财力的“稳健的”企业——“稳健”也是那个时代一个备受青睐的词汇——而不是去通过银行贷款或者抵押贷款来扩大企业的规模。终其一生，从未有任何人在任何一张债据、期票上看到过他的名字，在他开户的银行——当然是那家最稳健的信贷机构，罗斯柴尔德银行——他始终处于贷方的地位，这是他特别自豪的事情。哪怕与最些微的风险阴影相随的收益，都会让他感到难以接受，他一生从来没有参与过自己不了解的交易。他慢慢地变得富有，而且越来越富有，这绝非得益于大胆的投机或是特别有先见之明的行动，而是因为他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里的一般做法：总是将收益的一小部分用作生活开销，而将日益可观的数目一年年地投放到资本总额当中。如果一个人不假思索地将收入的一半用于消费而不是去“考虑将来”——这也是在那个太平时代总能听到的词汇——那在我父亲以及与他同代的大部分人眼里，这人便是一位不太可靠的败家子。不断将收益投入资本当中，这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不断增加的繁荣，政府还没有想起来要对高收入征收不止那么几个百分点的税，而国债和工业股票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对于有财产的人来说，越来越富并不需要有什么作为。这种做法在当时还是值得的，当时还不像后来通货膨胀的时代那样，克勤克俭的人遭遇偷窃，稳健可靠的人受到欺诈。当时，正好是那些最有耐心、最不投机的人获得了最好的收益。由于我父亲完全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在他五十岁时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也算是非常有钱的人了。但是，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只是拖沓地追随着财富增长的脚步。我们慢慢添置了一些设备，让生活变得舒适，从一个小公寓搬到一个大一些的出租公寓，为春天的午后出游预订一辆出租车，乘二等卧铺车旅行。我父亲一直到了五十多岁时，才破天荒让自己奢侈了一番：在冬天和我的母亲一起去尼斯[8]度假一个月。总体而言，他享受财富的基本态度完全没有改变：去拥有财富，而不是炫耀财富。已经是百万富翁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抽过一支进口雪茄，而是抽朴素的国内通行品牌特拉武柯（Trabuco）雪茄，就如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Virginia）牌一样；打牌时他也总是下很小的注。他不折不扣地坚守着自己的克制低调，过着不显山不露水的舒适生活。尽管他比很多工业界同仁都更有风度，更有文化素养——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能讲法语和英语——但他坚定地拒绝了所有荣誉称号，所有荣誉职位。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谋取和接受过任何荣誉和头衔，尽管作为一个大工业家，经常有人将这些荣誉和头衔给他送上门来。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请求过什么，从来没有不得不对人说“请求”或者“感谢”的话，对他来说，这种不为人所见的自豪比任何表面的东西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