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3)

李鸿章尽管先后调离上海、南京，但由于他与曾国藩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以及与江苏地方官吏的长期合作，继任的官员不少都曾是他的下属或幕僚，负责技术的外国监督如马格里等人，对李鸿章的信赖显然多于其他大多数清朝官员，因此，李鸿章仍能维持对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的有效控制。甚至，1873年当南洋通商大臣希望金陵机器局为自己统率的部队生产武器装备时，必须先得到李鸿章的同意才行。

到1869年，金陵制造局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火炮、炮车、炮弹、子弹及各种军用品。1870年设备增加了熔铁炉和锅炉房，新建了专门生产传统火箭的车间，1872年在南京通济门外设立火药局。1879年，金陵制造局合并了乌龙山炮台机器局，规模空前扩大，拥有机器厂三家（正厂、左厂、右厂）、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四局及翻砂、熟铁、炎铜、卷铜、木作各厂，形成“其熔铸锻炼，无一不需机器”的近代模式，能够生产铜炮、火帽和炮弹等。

此后，制造局的规模陆续得到扩充。1881年，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请求在金陵制造局内增设一个洋火药局。得到批准后，即通过洋行代购了一套日生产能力为1000磅火药的机器，并聘请外国技师设计和督造厂房。洋火药局1882年动工，1884年建成，全厂有从10到25马力的机器4台、锅炉9座、抽水机4台，高达40英尺至80英尺的烟囱8个，共花费18万两。曾国荃担任两江总督时，奏请增拨10万两白银，用于修造房屋及添购50余台制造枪炮子弹所需的机器设备。

李鸿章于1872年派马格里去欧洲购置新设备，招募更多洋匠，金陵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也有德国和瑞士的。在李鸿章以及随后几任两江总督的努力下，金陵制造局经过历年的扩充，成为一个拥有近千技术工人、多种生产车间、器械设备良好、开展近代化机器大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

中法战争期间，由于难以购买外国军火，国内的机器局生产任务更显艰巨。金陵制造局接到了大量的订单，如下所示：广东订购10尊来福钢炮，云南订购4尊后膛炮，浙江订购20尊过山炮，湖北订购5尊开花炮，江西订购10尊劈山炮和100尊前膛抬枪，台湾订购6尊后膛炮、10尊格林炮、4尊四门神炮，北洋订购6尊后膛炮。共计需大炮175尊，且须配齐炮弹火药。战事紧迫急如星火，金陵制造局加工赶造，炉火通红昼夜不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也是开足马力加工制造，为抵御外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江南制造总局的经费多半出自淮军剿捻的军需项下，由李鸿章随时拨给，每月约1万两白银。自从1867年两成江海关洋税划定后，金陵机器局的日常经费也由江南制造总局分济，每年5万两；1879年后，又从淮军粮台年拨2万两，江南筹防局年拨3万两，加上前述共为10万两。这几项定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如此一来，金陵机器局几乎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分厂。

金陵局长期聘用马格里为洋监督，但总办一职由清廷委派，刘佐禹从松江炸弹局时期就参与其事，并由苏州坚持到南京，十分熟悉局务，担任了第一任总办。其后，依次接任的有段寿和、郭道直和吴炳祥等人。总办之下有委员和司事，协助管理，生产上则大多依靠外国技师指导。不过，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早有成法：“雇佣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这种生产管理模式已具近代化的雏形。

1875年，金陵局生产的大炮在天津演放时发生爆炸，造成7名炮手死亡。这个事件揭示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发展近代化工业管理问题的复杂性，使李鸿章深深意识到在重武器生产中质量监督和安全控制的必要性，马格里在机器工业初创时期确实做出过一定贡献，但作为一名随军医生他对军工生产的认识存在着技术上的致命硬伤，于是李鸿章将他调离岗位，选派能胜任的中国人接替。

后期，清廷为了节约经费，在英国技师因事回国后，遂任命华人为监督。但同时又担心其对制造技术不够谙熟，为了保证武器产品质量，就令江南制造局的外国技师每年前往南京数次，当面指授机宜，并到局中检验所制造的成品。为了促使中国工匠早日掌握西方制造技术，李鸿章主张“在华匠中留心物色，督令操习，如有技艺与洋人等者，即给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则拔为匠目，以示鼓励”。这并不是空话，李鸿章言出必行，如中日甲午战争时，巧匠唐坤朋自行设计制造出新式快炮，就得到相应提拔。

金陵制造局生产期间，早晚都有汽笛的鸣声，招呼全局诸人上工下工，厂房四周有电线围绕，使厂内青年得以学习它的奥妙以及使用方法。每次汽笛一响，出入工厂的总有七八百人。这场面颇有近代工厂的意味，是当时社会万象中不可多得的一道时尚风景。

六

清廷“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为由，在江南制造局建立之初就饬令李鸿章制造一套生产机器运往天津，从而促成了1867年天津机器局的创设。李鸿章认为此事“隐寓防患固本之意，极为远虑深谋”，愿意在经费上予以拨济，可惜江南局本身也不很富余，天津局由于财政困难而步履维艰没有什么起色。到了1868年初，由于西捻军从山西沿太行山脉逼近北京，东捻残余也进至保定附近，京城陷入恐慌，在天津设立兵工厂的建议终于得到重视。

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上奏请求从天津和烟台拨出40%的关税，充作天津机器局的开办经费，得到垂帘听政的两宫允准，从1868年2月起，天津局有了常年经费，生产步入正轨。随后，总理衙门年前委托赫德从英国购买的机器运达，江南局也提供了一部分兵工设备，天津机器局西局开始生产，不过规模十分有限，东局则两年后才竣工，但在生产能力上是后来居上。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天津机器局。他对局务进行改组，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变动：撤换了东局监督密妥士，自总办以下，多引用原上海制造局的人员，又从香港招募了一批外国工匠。到1872年，天津局基本上是由李鸿章亲手挑选的人员组成，李鸿章指示新的管理人员扩充生产轻武器和弹药的设备，制造子弹、枪座、炮架、水雷等供给淮军与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甚至能维修和建造小型鱼雷艇。1876年开始生产林明敦式来复枪，到1870年代末，天津机器局的子弹和炮弹的产量已经超过了江南制造总局。1887年，天津机器局建成生产褐色火药的工厂，外国人办的报纸《北华捷报》对此报道说，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制造厂。

1867至1900年之间，天津机器局军火的供应范围，除京津和奉天、山东等北洋各口外，还远达湖北、河南、山西、吉林、新疆等地，天津成了名副其实的“北洋军火总汇”。虽然这些军火当时并不是作为商品出售，但这种价值高昂的特殊物资的大规模异地交换，无疑增加了城市之间的货币流通，推动了所在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除了沪、宁、津三局外，李鸿章还积极干预福州船政局的事务，闽局原是湘系左宗棠的禁脔，但1866年担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与李鸿章是丁未同年，关系较好。所以当沈葆桢1875年调任两江总督时，就与李鸿章商议接任人选，结果选定淮系要员丁日昌督办船政。丁升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又推荐淮系成员吴赞诚和黎兆棠先后接任，这使得李鸿章可以继续保持对闽局的控制。直到1882年，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后，进行人事撤换重新掌控闽局，但1885年左氏去世，闽局又落入淮系手中。

据不完全统计，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办经费共计20余万两，以后逐年扩建，到80年代上半期，拥有各种工厂10余座，干船坞2座，并附设翻译馆、操炮学堂等，建置费先后共用银约700万两。金陵制造局经10多年的经营，共有工厂10余座，用银100余万两。天津机器局先后建置东、西两局，到80年代初，先后共计用银110余万两。简单相加，这笔开支可达900余万两。

其他洋务派经营的企业，值得一提的有福州船政局，经过不断扩建，到70年代中，闽局计有工厂11座，船台3座，舶槽1座，并附设艺局等，建厂经费达135万两。至于洋务企业规模较小的各省，到1884年为止，先后共计设置局厂20所，其设厂及扩建经费共用银770万两。

再看维持生产和行政的费用，江南制造总局约为1600万两；天津机器局，约计850万两；金陵制造局，约240万两。不难看出，仅仅沪、宁、津三大军工厂在洋务运动时期的生产、行政费用，即达2700万两左右。福州船政局排在第二位，约1540万两；而其他各省20所机器局厂的生产、行政费用，至少也有1000万两。几项相加，就有6000万两左右。这笔开支再加上各局厂的开办、扩建费用，就有7300万两。这笔巨额经费，完全统率于近代化机器生产的运转之下，李鸿章所控企业在整个军事工业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显而易见。

这些近代军用机器工业以蒸汽机为动力，配置了全套的机器设备。在生产制造上则各有侧重：江南制造总局是综合性的，主要制造枪炮、弹药和轮船，兼造“制器之器”，职能较全；金陵机器局侧重于生产大炮；天津机器局着重制造弹药。这三家制造局是规模较大的近代兵工厂，与李鸿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福州船政局专造兵轮，成效最著。这种布局构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初期体系，其生产和发展很长时间内基本都在李鸿章的掌控之下，并大体反映出李鸿章的整体军事战略构想。

创办军事工业有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意义，洋务派所推行的自强运动，以创兴机器事业为内容，以为只要制造利炮坚船就足以强国养军，抵御外侮。因此，这个自强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着重于军事的革新，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创立，故而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军事工业可以算是发动机，最初成为自强运动的主干。如江南制造总局除仿制枪炮、兵轮外，从1867年开始仿造多种机器。因此，他们同时也是19世纪末中国机器工业发展的先导。

军事工业的出现，必然对财政拨款，原材料和燃料供应，运输通信等辅助手段，先进科学技术与有关设备等等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些被要求的东西一旦被有目的地引进、创办并运转起来，就必然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更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物质表现形态，是一系列近代工矿民用企业的进一步创办。随着时代的进展，自强的意义日渐繁富，乃至构成了中国的全面近代化。

七

曾国藩奉旨在湖湘老家帮办团练后，针对清军绿营积弊和不良习气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选“忠义有血性”之儒生，统率“山乡农民”，用封建纲常名教来维系湘军。在军事编制上，实行以将领为中心，先选官，然后由官募勇，一方面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提倡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另一方面，坚持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和在规定地域募勇。湘军开了“兵归将有”的先河，改变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对晚清军事制度是一大冲击。不过，湘军的招募、选将、营制、军律、饷章、教育、裁撤等制度，均源于明代戚继光的练兵办法，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也仍为旧式，因此其近代意义并不明显。

淮军肇建时，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淮军建立时，中国还没有近代军事工业，曾、李仍只能比照旧法加以配置，淮军正式战士中，每营使刀矛者209人，使抬枪者104人，使山枪者99人，使劈山炮者20人。刀矛为冷武器，抬枪、山枪、劈山炮虽然算热武器，但比较原始，都是旧式前装枪炮，即弹药由枪炮口装入膛内，然后以火绳引燃轰发。这些武器装填速度慢，射程短，杀伤力较小，而且笨重无比，不便机动作战，常常贻误战机。淮军配置冷、热武器各半，相间搭配，火器使用率与八旗绿营相比已有很大提高，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但不难看出，淮军是从地方团练改编而来，一开始也是不折不扣的旧式军队，比湘军强不了多少。

李鸿章东下上海后，看到外国军队“炮火绝精利”，同时发现“贼中专用洋枪”，特别是劲敌李秀成所部“洋枪最多”。洋枪比我国旧式枪支优越之处在于，其枪身尾部装有宝塔咀，咀上配有内装雷汞的铜火帽，另有一个鸟头击锤，一扣动扳机，击锤落下击打火帽发火，比以前用火绳点火或燧石发火更加简便好用，且不会受天气影响。另外，有的枪在管内还刻有缠绕的膛线（来复线），增大了枪的有效射程和弹头的穿透力；有的枪还配有瞄准镜，大大提高了命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