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4)

洋炮按炮管长短分为两种，长炸炮指加农炮，其规格多以炮弹重量来区分，有12磅、24磅、32磅等多种。12磅以下的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1000米，最大射程3500米。24磅以上的为重炮，多用于攻城或装备要塞。短炸炮炮口朝天状如怒蛙，当时称“田鸡炮”，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迫击炮。这种炮炮管短、口径大，发射时先呈45度角固定，用加减火药分量来定射程远近，多用于野战，也用于攻城。这些前装炮的炮弹分实心弹、榴弹、散弹等多种，弹体为圆形，表面光滑大小合膛，因榴弹对目标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较大，最受将士欢迎。

李鸿章考虑到使命所在和作战需要，认为淮军对付太平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1862年6月，李鸿章到上海才刚两个月，就将韩正国所统亲兵二营改为洋枪队，可见其采用洋枪之速。随后淮军在七宝、北新泾之战中轻松获胜，就是凭借洋枪的优势，李鸿章得意地函告曾国藩，“亲兵营湘勇，枪炮队伍竟为上海诸军之冠，贼即先打此营，无怪大败。吾师闻之，应亦莞尔”。于是，李鸿章令上海各营添练洋枪小队。

11月，李鸿章“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其中战斗力最强的程学启三营中并改出洋枪队一营，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之用。到次年初，淮军每营计有洋枪队28队，每队有11人持洋枪，人手1杆，加上各哨哨官护勇20杆，合计全营共有洋枪328杆，洋枪兵占全营士兵总数的71.6%。此外，每哨添配劈山炮队2队，全营共有劈山炮队10队，每队有炮4尊，全营共有劈山炮40尊，炮兵占全营士兵总数的26.2%。经此改编后，淮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在不到一年的短时间内，“尽改旧制，更仿夷军”，迈出了兵制近代化的一步。

八

淮军装备的更新速度相当快，以单兵武器来说，1864年6月攻打苏常时，淮军拥有的洋枪已达一万五六千支之多。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余支，基本完成洋枪队化。1865年11月，淮军奉命镇压捻军时，“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数万斤”。剿捻结束后，淮军30多支部队8万余人已全部更换洋枪，旧式鸟枪、刀矛弓箭等全部淘汰，成为一支令人不敢轻视的强大武装力量。

“唯军实以简器为先……有兵而无器与无兵同”，这就是李鸿章对待武器的态度，不仅如此，他“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淮军更新装备后，手中最先进的武器是前膛枪，至于所用洋枪的型号，1874年以前以老式的林明敦和士乃得步枪为主。后膛枪是由普鲁士人1835年发明的，使用整装子弹，再不需要每次都费劲地装填火药，而且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和准确度，这种技术为武器自动化提供了前提。很快，后膛枪就大规模投产，并在欧美等国开始广泛使用。

李鸿章经常和来华的外国军官交谈，以了解欧美军事发展情况，对西方军队和武器之熟悉，并世大吏无有比肩者。1874年，他得知“各国全换后门进子枪，放速而及远，较胜数倍……”，一时既喜且忧，喜的是自己知道了新武器出现的消息，忧的是各国列强一配置完毕就会对中国产生更大威胁，于是，李鸿章从德国、美国购入大批士乃得、林明敦后膛枪。他认为“海防若有战事，则非最精之后门枪不足制胜”。日本侵袭台湾时，淮军武毅铭军赴台湾备战，李鸿章饬发士乃得后门枪560支，是淮军以后膛枪代替前膛枪之始。

大体上来看，在到上海10年左右的时间里，淮军的武器装备完成了两次更新换代。第一次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冷兵器换成热武器，土枪变洋枪；第二次是在1870年代后膛枪传入中国后，淮军又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始更新装备，将射程威力较小的前膛枪换为更具有杀伤力的后膛枪。装备淮军的后膛枪，主要有英国的“亨利·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老毛瑟”和美国的“林明敦”“黎意”等。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则逐步更之以经过改良完善后的李（Lee）式步枪和毛瑟枪。

19世纪90年代后，淮军还装备了少量非常先进的连发枪，这种武器借助弹簧的力量供弹，可连续多次击发，省力省时。当时进口使用的，主要有奥地利的曼利夏枪和德国的88式毛瑟枪，毛瑟枪枪管外装有防热套筒，当时称“套筒枪”。这些枪的有效射程都能达到500米，最大射程在2000米以上。甲午战争后，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还配备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自动武器——水冷式马克沁重机关枪。

在踊跃购买之余，李鸿章知道自己掌握先进技术才是王道，因此命令各局积极仿造新式枪械。江南制造局不负所望，于1890年研制出中国最早的连发枪——快利枪，1891年正式投产，共生产出11600多支，绝大多数用于装备淮军，1901年停产。

李鸿章带领着落后的中国人奋起直追，尽管没有跟丢时代步伐，但与欧美、日本相比，军火更新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另一方面，由于各省进口武器的途径方式不一，仿制出的军械型号也各式各样，不过，李鸿章觉得“似乎难过求一律”，对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没尝试过如何统一全国武器装备。有时由于配置纷杂，装备不统一，以致弹药不能通用，战事紧急时配发弹药偶有失误，或某一种配备不足，利器也只能视为废品，这点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时都有血淋淋的教训。

九

关于近代重武器方面，1863年2月2日，李鸿章函告曾国藩说：“参观英法军舰，见其大炮精纯、子药细巧、机器鲜明、队伍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几个月后，他致函慰勉学生潘鼎新：“及是时亲督弁勇苦心学习，总要我军能自收自放，然后出而攻战，可无敌于天下，莫专靠洋人做生活也。兄于炸炮一事，坚意要学洋人，同志诸君祈勉为之。”在这两封信里，李鸿章清晰地表明了自己打算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中国军事工业的态度和决心。8月，李鸿章对曾国荃也表达了同样意思，“西人用大炮攻城，实为神妙，但须大小开花炮十数尊，又有放实心弹巨炮二三尊，庶高下并落，中边俱透，使其垛楼尽坍，立脚不住，然后以选锋树梯而登，万无一挫”。

1863年，在刘铭传、程学启、张遇春部中出现了开花炸炮队。最早设炮队的是李鸿章亲兵营，即张遇春的春字营，虽仅有兵员200余人，但却是淮军成立正式炮队之始，也是中国炮兵制度之发轫。3月，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工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指丁日昌）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大约年底渐集事。”随后，刘铭传、程学启等部也设立了专门的炸炮队。

李鸿章在与太平军交战一段时间后总结道：“洋炮有劲旅辅之，实得奇效。嘉兴、常州城坚池深，贼尤狡悍，虽登城伤亡千数百人，究可操券。常胜军炮位三十余尊，华尔、白齐文、戈登历年凑制，皆中国所无者。”在攻城战中，洋炮起到了很大作用，帮助李鸿章迅速收复失地。

常胜军裁撤后，李鸿章将余下的洋炮交罗荣光管带，组建成新的一营炮队。到1864年6月苏常战事基本结束时，淮军已有6营开花炮队，计刘秉章1营，刘铭传1营，罗荣光1营，刘玉龙1营，余在榜1营，袁九皋1营。

在炮队的装备上，初建的淮军炮队主要配备12磅炸弹的开花炮，一年以后，到淮军进攻苏州时，即拥有108磅的炸炮，不过，这些都还是射程较短、毁灭性较小的前膛炮。后膛炮于1845年发明，70年代后传入中国，淮军先装备的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式，1877年开始使用德国克虏伯式。70年代后期，江南制造局已能够仿制阿姆斯特朗山炮、快炮，供应淮军驻防各营，从80年代开始，金陵制造局也开始仿制，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各种后膛炮145尊。

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李鸿章逐渐领会到“西洋兵法以炮为主，枪为辅，煞有至理”，于是更加大力发展炮兵，从德国陆续购入克虏伯后膛4磅钢炮114尊，装备铭军、盛军及亲兵，“仿照德国营制，参酌淮军向章，量加变通”，建立新炮队19营，每营200余人，其中正勇114名，每营有钢炮6尊，每炮配置官兵24名、车2辆、马13匹。全营共有马150匹、车19辆。

这时的淮军炮营，已成为可以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炮兵部队。炮队营的建立，使淮军配置向近代军事装备体系靠近了一步。清廷能成功地平息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浪潮，在中法战争时之所以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都与淮军近代化有一定关系。1884年后，淮军所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余尊，其军事威慑力不容轻视。

淮军1864年实现了火器化，到80年代初又陆续完成了后膛枪代替前膛枪的升级换代，而此时的湘军和各省练军仍保留着相当比例的冷兵器。据已有研究表明，淮军武器装备的更新速度比湘军快将近一倍，其杀伤力指数远远高出湘军和练军1～3倍。这是由于淮军的保守性与地方色彩远较湘军淡薄，易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且湘军将领多为传统知识分子，而淮军将领大多出自下层社会，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不像湘军那样具有较强的文化抵抗意识。淮军近代化是包括装备、训练、建制、教育、后勤等方面的比较全面的军事近代化，连骑兵也配备洋枪。尽管也有不彻底、不完善的一面，但在当时清廷的战斗序列中，说淮军是一支最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可以说一点也不为过。

1868年8月西捻军失败后，淮军驻扎的地区大致在山东运河沿线、江苏徐州与湖北武汉及长江下游等地，其总兵力由剿捻末期的8万多人减至3万多人，兵员精减。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作为当时中国装备最精良的部队，淮军担负着卫护京畿的任务。但在中法战争后，淮军武器设备的更新速度则比较缓慢，战斗力也日趋衰弱。

80年代后期，李鸿章全力组建北洋海军，但财力上本就捉襟见肘，仅海军自身就已不足，更遑论兼顾陆军的经费给养。另一方面，自李鸿章以下的淮军各级将领，在和平时期放纵兵士养成骄横惰逸、玩物丧志的不良习气，军纪废弛，暮气日深，最终导致淮军在甲午战争时整体崩溃。尽管如此，淮军仍不失为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里程碑。

淮军的特殊地位，对当时和其后的军事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隶练军的装备就是仿效淮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北洋新军的编练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淮军鸟枪换炮的经验教训，部分军队更是在原淮军体系的基础上编成。所以说，淮军是由落后的清朝经制兵过渡到完全近代化的新军的重要环节，其率先进行的装备更新开了近代军队改革的先河。

十

李鸿章以孤军一旅深入军事绝地上海，为生存求发展，他“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这是湘淮军参用西洋火器产生的军事奇迹，然而，向外国购器很难，仿制也需过程，更何况只得其表而不得其里，终属竹篮打水。

与其他洋务派不同，李鸿章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奇技淫巧”的器物之上，而是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认为，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进而李鸿章发出了警示性的呼吁，“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李鸿章向清廷提出了“变易兵制”的主张，要求对清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进行改革。1864年，他主张对占清军多数的绿营进行整顿，还要求“屏逐”艇船、师船，仿立船厂，购求器械，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轮，建立一支能守卫海口的水师。他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但是，清政府和清军内部所积恶习已深，很难推行军事改革。

淮军驻沪不久，英国海军司令何伯、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都主动向中方提出代为训练。开始李鸿章担心部队经过其训练后会受挟制，不愿把自己倚为干城的淮军交给外国人训练，因此只用前巡抚薛焕的旧部防军1000余名敷衍搪塞，交英国军官带到松江九亩地训练；后又拨出当地练勇600名，交法国军官庞发在徐家汇、高昌庙一带训练。但他很快就认识到，“洋枪实为利器，和（春）张（国梁）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因此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不过，他再三考虑，与其拨兵交洋人代练，不如雇请洋教习来军中训练更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