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2)

三

1863年，曾国藩派容闳赴美国，购置“制造机器之机器”，李鸿章对此极为赞同，并筹措了68000两白银作为采办经费。李鸿章在上海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将西方军事技术引进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坐镇清廷的“鬼子六”恭亲王奕䜣审时度势地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十分支持李鸿章的洋务创举，令其详细考察、认真探究外详各种机器的精妙所在。

这时容闳在美国尚未购置好机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既无把握；若请派弁兵径赴外国机器厂讲求学习，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尤非一言可决”。因此，李鸿章打算就近在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这样“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济”。到1865年5月，恰好虹口区有一家旗记铁厂，厂主因事归国，便想将工厂转让。李鸿章授意丁日昌买下，并将原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炸弹局并入铁厂，由此成立我国近代化史上赫赫有名的“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觉得，“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器，实力讲求，期得尽窥其中之秘”。他在给清廷的奏折里表白心迹说，“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李鸿章责成丁日昌负责督察筹划，并会同韩殿甲，以及素习算造的分发补用同知冯焌光、候选知县王德均、熟悉西洋军火的直隶州知州沈保靖等人，一同经理该局。不久，容闳从美国购办的100余台机器运抵上海，李鸿章将这批机器全部奏留，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样，制造局大体规制基本成形。

实现军事近代化最重要的是发展军工生产。而且前敌军情紧迫，制造局也不可能按预期设想，兼及制造其他机器，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当时清廷的军队在华北平原遭到捻军的沉重打击，曾国藩受命率领士气正旺的湘军前往剿灭，李鸿章则负责坐镇后方保证军需供应。江南制造局的产品绝大多数都直接供应淮军作战前线，正因为此，在沪的外国人都更愿意称它为“江南兵工厂”。

随着新机器设备的陆续添置、人员机构相继增加，制造局厂地显得狭小不堪，而虹口区房租又高昂难支，难以扩充。李鸿章派人多方查探，在上海城南黄浦江畔一个叫高昌庙的地方找到一块没收充公的田产，可作为新厂基的一部分，而其周边比较开阔，宜于建厂，江南机器制造局遂于1867年夏全部迁建于此，即现今世博会中国船舶馆位置（江南造船厂于2008年迁往长兴岛）。新厂占地约70余亩，建有机器厂、熟铁厂、锅炉厂、枪厂、铸钢铁厂、木工厂等车间，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仓房设施，规模初具，已有点像近代工业那么回事了。此后，制造局的规模逐年扩充，如工艺学堂、翻译馆、炮队营和巡警营等，都先后设立。

江南制造局产品范围日渐扩大，相继制成前膛枪、田鸡炮、开花炮、后膛枪等新式热武器，还造出一些轮船，从军事生产上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制造、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局面，开创了军事工业近代化的新阶段。江南制造局所产军械火药主要供应南北洋海防，包括沿江沿海炮台及兵轮，以及负责陆上防务的淮军，还供应内地各行省的军火，远至云贵等边远地区，其军火供应范围包括全国七八十个部门。

由于事属初创，江南机器制造局方面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起始阶段主要以生产轻武器为主，1868年成功地制造出前膛装填式来复枪。1875年末，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以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产品作为模型，用锻铁仿造有膛线的钢筒前装炮。1876年，经李鸿章多方联络，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遣纽卡斯尔工厂监督麦金泉前来中国，进行技术指导，这样，生产海防重炮的机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具备了，制造局开始生产钢筒前装炮。

1878年，两门阿姆斯特朗式大炮在江南制造局试放成功。李鸿章对于新的生产给予全力支持，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他称赞阿姆斯特朗产品耐久可靠，并且建议由江南制造局继续生产，以用于增强沿海防务。随后，由于天津机器局的崛起，到1880年代初，江南制造总局的轻武器和弹药已不再运往华北，只有巨型大炮为北洋所需，仍继续运往李鸿章的淮军驻防营地。同时，因为这些产品有的已过时，制造局开始制造毛瑟枪子弹，以满足采用进口步枪作武器的各省需要。

江南制造总局的创设与发展，在晚清开风气之先，对于传统中国的转型意义尤其重大，因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是从武器的近代化开始的。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又是从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其后25年间，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各地共开办了21个军工局厂，较大的江南、金陵、天津三局，都与李鸿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

除了枪炮弹药的生产，制造轮船的计划也开始提上日程。徐寿、徐建寅父子受曾国藩委派前往上海，襄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进行“驭远”“操江”等兵船及船炮的研制，深得李鸿章赏识。1868年8月，上海自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曾国藩在校阅江南制造局新造轮船的操演之后，十分兴奋地说：中国试造轮船“显以定中国之人心，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随后，李鸿章与曾国藩、马新贻等联衔奏请朝廷拨款，得到总理衙门批准，经费有了大幅增加，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规模更为扩大。

不料，由于造船计划耗费较大，遭到保守派官僚的激烈反对。李鸿章上奏详细申辩：“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惟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并提出警示：“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

不过，李鸿章心里也清楚反对势力的强大和朝廷的难言之隐，于是主动做出让步和变通，以赢得进一步的支持。他的办法是，限制船只的建造规格，以及将江南制造总局的船只出租商用，或出租给愿意负担维修和管理费用的各省地方政府。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些办法以减少开支，消除反对派的疑虑，保证轮船建造工作不被中断。在李鸿章的努力下，1873年，吨位较大质量较好的“海安”“驭远”等兵轮成功下水，到1875年，江南制造局共造成7艘大型海军兵舰。

其后，因清政府财政拮据，经费来源越来越窄，江南制造局不堪重负，李鸿章从两局的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特点考虑，主张沪局暂停造船，而由闽局全力经营。这不仅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且颇以大体为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角度来衡量，也是值得肯定的。

于是江南制造局暂时停止制造新船，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维持已经造好的轮船。到1880年底，在南洋大臣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又恢复了造船，这次造出了一艘钢甲炮船。然而，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此时李鸿章已非常了解造船的具体情况，认识到自造的轮船成本高而性能却仍不及欧洲。“西洋炼铁炼钢及碾卷铁板铁条等项，无一不用机器……炼工极省，炼法极精，大小方圆，色色俱备”，而中国“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同时强调，“中国制造之法，宜渐扩充。果使所造行使之速，锋棱之利，不逊洋厂，虽需费稍多，亦可免洋人之居奇，开华匠之风气”。为了尽快组建大清国的海上军事力量，以抵御迎头赶上气焰逼人的邻国日本的潜在威胁，李鸿章暂时放弃了自造轮船计划，大型铁甲舰从外国订购，只有用于战事辅助的小型船只仍由国内制造。随后向英、德等国连续购买了17艘军舰，1888年，北洋舰队基本成军。

为了顺利施行军事近代化的计划，实现“海疆自强权舆”的宏伟目标，李鸿章悉心延揽当时精通或熟悉机器制造的“机巧之士”，为制造局培养了很多管理和技术人才，如马格里、丁日昌、郑藻如、冯焌光、沈保靖、李兴锐等等，都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干将。在李鸿章的总监督之下，这些近代科技和管理人才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李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它制造出中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了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能稍与外国抗衡的工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

它采用蒸汽机作动力，以机器为劳动手段，雇佣了一批残存着封建工役制度遗痕、以商品形式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表明旧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江南制造局在开展军工生产的同时，培养出近代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最多时达到近3000人。这些工人从军工企业中学到了先进技术，受到了近代化的熏陶和锻炼，他们走向社会后，为许多其他后起的中国近代企业所用，从而推动了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

江南制造局这个大型洋务企业的开设，必然伴随着较大规模的投资，从而扩大了国内市场，同时由于须进口机器设备和五金配件等杂货，因而开辟了新的对外贸易交流。另一方面，生产集中带来了劳动力的急剧汇聚，对城市人口的职业分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刺激城市逐步发展走向近代化。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如是说，“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无疑，李鸿章较好地起到了权威和楷模应有的榜样作用。他胸襟开朗，不拘成法，正是创新所要求的。

从江南制造总局所拥有的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来看，它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而且也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机器母厂”的条件。然而，清朝主政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把江南制造局的生产限制在制造军火和轮船范围内，根本没有考虑到推广机器以促进中国工农业生产的近代化，因此，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潜力远没有发挥，与容闳在筹备伊始所设想的“机器母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五

与江南制造总局一样，金陵制造局也是李鸿章亲自设立的。金陵制造局前身是李鸿章在松江创办的炸弹局，1863年底，淮军克复苏州城后，为满足军情进展需要，李鸿章将松江炸弹局随迁，以原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府第为场所，改名为苏州洋炮局。马格里仍为总管，“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时，他向李鸿章建议将该舰队修造军械的各项军工机器设备购买下来，以免被遣送回国而错过良机。

1864年1月，李鸿章设法买下了这批设备，交付马格里使用，使当时的苏州洋炮局规模大为扩充，雇用有外国技工四五名，中国匠人五六十名。这样，苏州洋炮局机械化水平大有提高，初步摆脱了手工操作，进入机器制作阶段。苏州局每月能制造大小炸炮千余个，所生产出的弹药等产品，仍大部供给淮军。1864年4月22日的《北华捷报》记载说，苏州洋炮局“除了炮弹、药引及自来火外，还造了几种追击炮弹，不久的将来就要有毛瑟枪和铜帽加在产品单子上了”。

太平天国失败后，活跃在中原地区的捻军成为清廷的主要威胁，于是军事舞台由长江流域北移。从上海运送武器到河南、山东等地费时耗力，而且路途遥远成本较高，南京和天津两地相对而言较为方便。另一方面，李鸿章也必须将机器局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确保淮军武器弹药的充足供应，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1866年底，清廷因曾国藩剿捻策略不当而令其与李鸿章对调后，李鸿章负有直接的军事责任，必须将剿捻军需与机器局生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南京、天津两地的机器制造工业得到了相应发展。

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将苏州洋炮局移往南京聚宝门外，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专为正在前线剿捻的淮军制造枪炮弹药，马氏仍为监督。1866年，金陵制造局的机器正厂竣工，共用屋80余间，分别设有铁炉房、气炉房、火炉翻砂间、翻砂模坑屋等厂房，以及住房和办公楼等。1867年，金陵制造局在报恩寺坡下增建厂房。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曾去参观，并发表感想说，“观制各机器，皆火力鼓动机轮，各极工巧，其中如造洋火铜帽，锯大木如切豆腐，二者尤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