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1)

清王朝是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八旗士卒浩浩荡荡地入边叩关，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凭借的不仅仅是人高马大铁蹄劲疾，而是因为经过历年的潜心向学和多方筹备，满族人已基本上掌握了汉族人引以为豪的先进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等同甚至超越的地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火器的获得和使用，一开始主要来自对明军的缴获，慢慢开始仿造生产，最终完成决定性胜利。

清朝立国不久，康熙大帝就命令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为八旗军队铸造西式火炮，这些杀伤力较大的新式武器在镇压“三藩之乱”时起了很大作用，随后在黑龙江边界成功地抵御了沙俄的挑衅，巩固了清朝中叶一个半世纪盛世的国防。不幸的是，歌舞升平之际，统治者忽视了军事建设的与时俱进，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从此国门大开，被迫接受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洗礼。

一

禁烟英雄林则徐主政广东时，就已经购买了西洋船炮。事实上，在其之前，虎门炮台上已架设有洋炮，不过那是当地行商为保护自身利益捐建的，并非官方行为。如广东行商潘仕成雇佣洋人，建造西洋式样的两桅战舰4艘；伍敦元购买美国轮船1艘，潘绍光购买吕宋船1艘，都拨给水师。奕山作为御前大臣奉命巡粤时，行商捐建西式战舰、仿造西式兵器的力度增大，规模更加扩大，不过也只局限在一隅之地。

林则徐呼吁采用西式军械和战舰，是出于巩固国家防御体系的长远考虑，虽然没有被清廷采纳，不过，在他辖下的广东，仍有少数开明士绅私下研制仿造。著名学者魏源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主张在广东建立造船厂和兵工厂，雇用外国技师指导教习，生产西式战舰和军械，并学习如何驾驶使用。这些颇有远见的建议，却没有产生持久或重要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42年10月，奕山向道光皇帝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提议不再建造旧式师船，经费改用于仿建西式战舰。道光帝颇为所动，命奕山将技术图纸分递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三省，但到12月，他得知广东所造火轮尚不适用时，即下旨令“无庸雇觅洋匠制造，亦无庸购买”。1843年，广州将军耆英向道光进呈西洋新火枪，借机提出仿造之事，但道光帝认定那只能是“望洋之叹”罢了。于是，这一新举措又被无限期地停滞下来，清廷仍陷于军备不振、无力自卫的危险局面。不几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洪秀全率领一帮意气风发、义无反顾的起义者，从广西向东北方向挺进，很快控制了富庶的长江中游地区，于1853年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清军对太平军一直围追堵截，两者在对战的过程中，除了使用传统的刀枪剑箭，也都配有一定数量的自造土火器，武器种类随着战事的扩展而延伸，双方也都曾向一意牟利的西方军火商购买新式武器。

1854年4月两江总督怡良等奏称：“上海逆匪向洋人买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虽大雨亦可利用。”此时清廷的统治岌岌可危，对西式武器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批复说：“铜帽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在军营，能否购买应用，著传知吴健彰酌量筹办。”有此明文谕令开了先例，给地方官吃了定心丸。

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经多年养尊处优和玩物丧志的“陶冶”，已势衰而不堪一击，代之而起的是各地形形色色的团练力量，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招募的湘军就是其中一支比较出色的部队。1852年，曾国藩第一次购买西式军火，而只要使用这些武器，湘军在作战时就能比较容易地取得优势，由此，曾国藩逐渐产生了尝试军工生产的想法，但苦于少有机会付诸行动。因为内地的匠役很少闻见西洋兵器轮船，更从未有建造的经验，所以常常束手无策。

作为曾氏门生的李鸿章，自从考中进士后，一直在京城翰林院优哉游哉地过着文人雅士的生活。尽管没有入阁拜相和登坛授将的希望，但身处科举体制的最高阵地，在“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翰林地位崇高受人尊敬，李鸿章也颇有一番怡然自得的美妙滋味。太平军打破了晚清王朝暗流汹涌的表面平静，也打乱了李鸿章的安宁生活。

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紧邻长江，大江南北都有清军大营的围困威胁，分别在孝陵卫和扬州，因此，太平军只能沿长江向西北或东南方向发展。太平天国诸王经过认真商议，采取了巩固长江中游的策略，同时分兵直捣清廷都城北京，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悲壮激烈的西征和北伐。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策略是值得商榷的。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率众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并连克周边的青浦、川沙、南汇、嘉定、宝山，直到1855年2月失败。小刀会起义坚持了一年半之久，其间刘丽川主动与洪秀全联络，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太平天国的积极回应。如果太平军此时东下上海，与小刀会里应外合，利用通商为筹码争取同信耶稣的外国人支持，或许局面会为之一变。只是历史不能假设，更无法重演。

1853年2月24日，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就攻克了安徽省城安庆，并留下重兵驻守。5月，北伐的太平军路经皖北，但没做过多停留就进入河南北上，对安徽境内影响不大；西征的太平军在胡以晃率领下，以安庆为基地努力经营皖北。安徽成为太平军西征的运输要道，也是天国给养的主要来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其战略性自然引起对阵双方的高度重视。

李鸿章正是在得知老家庐州被占领的消息后，上书请缨，奉旨跟随安徽同乡、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帮办团练，防剿太平军的。1853年3月底，李鸿章抵达庐州（今合肥），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李鸿章先后参赞驻守皖北的漕运总督周天爵和安徽巡抚李嘉端的幕府，随后作为军事指挥官接受命令独立负责具体战事，尽管文人从军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吃了几次败仗，但不久，李鸿章就凭借自己指挥的小小兵力声誉鹊起，其独特的军事才能逐渐为曾国藩所了解。

曾国藩早就奉旨在湖南老家帮办团练，采用明代戚继光抗倭遗法，组建成湘军，一直在湖南、湖北、江西一带与太平军激战，在正面承担了由太平军西征带来的大部分压力。太平天国兵锋正健，到了1856年，太平军在三个月内连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并将从武昌到镇江的长江沿岸，包括湖北东部、江西、安徽及江苏的部分地区纳入掌握。

这样一来，李鸿章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对安徽发动了猛烈攻势，一举攻占皖北数座府城，并围困庐州。陈、李会师后，1858年9月再次击溃江北大营，随后于11月取得三河镇大捷，攻克庐州，解安庆之围。李鸿章这时已停办团练事务，在家为父守孝，他写信向曾国藩哀叹“事势艰难极矣”，希望恩师能伸出援手，助其脱困于“面面皆贼”的危境之中。

按照曾国藩的用人要求，须有科举功名之人领兵作战他才放心，李鸿章是进士出身，又与其有师生之谊，显然很符合条件。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马上就同意李鸿章前往效力，因为他觉得，李鸿章虽有杰出才能但傲气过甚，先得挫压一下以后才好管理，当然其中也蕴含有盼其大成以继衣钵的意思。

1859年1月，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接到曾国藩的邀请，成为曾幕中首屈一指的文案，同时也受到曾国藩各方面的熏陶。1860年春夏之交，李秀成奇袭杭州借机再次击溃江南大营，兵锋顺势而下直指上海。清廷一时慌了手脚，紧急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国藩的显赫给李鸿章的发迹带来了潜在契机。

就上海方面来说，8月19日李秀成所部围攻法租界，被担心商业利益受损的英、法联军以洋枪火炮击退。李秀成认定这是误会，还不想与洋人彻底决裂，所以没有下令死战而是撤兵西去，上海城得以化险为夷。但到了1861年底，忠王大军攻克杭州后再度兵临城下时，形势就显得异常严峻了。另一方面，与协防上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法军队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60年9月进逼北京，咸丰吓得逃出皇城，最终以签订两份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来结束战争。

二

尽管外国人的主要目的只是通商，但当时晚清王朝的君臣大多不这样认为，另一方面，与太平军战争的胜负，更直接决定他们自身的生死存亡。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迫使清廷亟需增强国防力量。在率领湘军人马与太平天国鏖战的过程中，曾国藩逐渐发现洋枪火炮等热兵器相较于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作战优势，1855年他曾在江西设立了小规模兵工厂。

1860年11月23日，奕䜣、桂良、文祥在《奏俄使请教中国制炮并助攻江南代办漕米请旨遵行折》内，提到俄国愿意派匠役来中国教导制造枪炮、炸炮、水雷、地雷、火药；清廷决定选派兵丁在恰克图“认真学习制造、演放各法”。此件经廷寄转发给曾国藩等人，曾氏在复奏中说：“如能将两事（指借夷助剿与代办漕米）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1月24日，奕䜣等再次联名上奏，就法国愿出售和派匠役教导制造枪炮兵船一事，提出“倘酌雇洋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似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外洋师船现虽无暇添制，或仿照其式，或雇用其船，以济兵船之不足，尚觉有益”。这些可能对曾国藩产生了一定启示作用。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重镇、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曾国藩随即将湘军大营迁往安庆，并于秋冬之交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被视为洋务运动军事工业兴起的标志。

曾国藩应上海士绅之请，同时也为了扩张湘军的收入来源，同意派李鸿章东下援沪。1862年4月，李鸿章一抵达上海，便被英法军队的战斗力所慑服，因为他们拥有令人惊叹的新式武器，在各方面都远胜于自己的淮军。为了完成保卫上海的任务，李鸿章多方设法给淮军购置西式枪炮，但军需枪炮用量很大，假如全靠向洋人购买，不仅淮军饷银无法负担，而且花费靡多委实不值。他不由感叹：“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痛改数百年营伍陋习，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从苏州流寓上海的翰林、幕僚冯桂芬向他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这种观点对李鸿章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身处沪滨的李鸿章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长久之患并不在这些揭竿而起的泥腿子，而是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所以他在和友人谈心时说道，“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但“讲求洋器”不能“专靠洋人做生活”，从1862年起，他就饬令属下开始试验，着手筹备工作。

李鸿章向清廷上奏，“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臣设局仿制，原为军需紧急起见，亦欲中国官弁匠役互相传习而愈精。”军情急需仍是当时第一要务，清廷统治者对此有清醒认识，应该说，在开始阶段也是相当支持的，尽管他们还并不明白这就是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发端。

11月，李鸿章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开创了一个洋炮局，又叫炸弹局，命英国军医马格里主持，以制造炮弹、子弹、铜帽和手抛火药罐等军用品为主，是上海最早的洋炮局。次年，李鸿章又命韩殿甲和丁日昌各自办起了一个洋炮局，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为此，李鸿章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表扬：“阁下莅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摧坚，业已著有成效。”就从这一年开始，淮军逐渐使用自产的洋枪。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鸦片战争中外来侵略的忧患没能使得晚清政府着力实施军事上的改进，而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壁江山危及统治的焦虑，反倒迫使他们痛下决心，接受西方的坚船利炮。不难想见，“宁与外贼，不予家奴”这种想法的根深蒂固和流毒之烈，大概也是中世纪统治者对近代国家和民族观念意识淡薄的一种反映。

不过，仿造的办法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点不尽如人意，眼见西方船坚炮利、铠甲鲜明地冲击而来，对于意图迎头赶上的曾、李等洋务派人士来说，这几个炮局的生产能力既不能满足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紧急军需，也不能满足他们自强御侮的迫切愿望。曾国藩、李鸿章见一时半刻难以奏效，只好改弦更张。从美国耶鲁留学归来的容闳早就向曾国藩提出，中国要建设机器厂，必须首先建立“机器母厂”，即能够造机器的机器厂，用这个“母厂”制造出来的各种制造工具，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和其他机械。这个建议对中国工业的近代化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