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跨出中世纪，迈进大变局(2)

因此，后来被称为“洋务派”的一些开明官吏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首先引进外国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开始在各通商口岸创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沪、宁、闽、津四局是其中规模较大的局厂。随着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原料、燃料、交通运输、通信设备等问题亟待解决。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的洋务活动从军工生产向工矿交通等民用企业伸展，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湖北铁政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民用企业；先从重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轻工业，这符合中国政治军事的实际需要，也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

李鸿章提出“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究实际而已”，这是典型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他对举办洋务的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鲁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对于兴办洋务企业，李鸿章抱着舍我其谁的信念，以上海为起点，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从1860年代初期开始，李鸿章就投身于晚清几乎所有重要的新兴洋务事业，他与一批志趣相投的同侪一起，殚精竭虑于国家革新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在于“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师彼之长，去我之短”。李鸿章和洋务派戮力推行的“自强”政策，主要是想通过直接采用西方技术，迅速增进中国内在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以消除本国叛乱和应付外国侵略。

李鸿章以敏锐眼光看出，解决中国衰弱的最快办法，在于采用西方的长处，所以，当清廷在清议者喧扰下发生动摇打算半途而废时，他也绝不轻易放弃，慨然向当权者进言，“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而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陈法”，“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这种努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赢得了掌握实权的慈禧的信任，其后，主要的几种近代企业都在李鸿章的操持下相继兴办起来。

李鸿章任职上海时对工业化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促成江南制造局的诞生，而且指导着它的早期经营，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作为中国首要的防务工业，江南制造局理所当然地居于经济和技术变革的最前列，而且敏感地涉及统治权力的再分配。保守派“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可见其风之烈和李鸿章处境之难。上海名士王韬对此抱以深切同情：“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乎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久者也。”

李鸿章不由慨叹，“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尽管敌多友少，困难重重但，李鸿章没有畏惧退缩，仍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着手开展近代化建设，掀起了一个学习西方谋求富强的浩大运动——洋务运动。

接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提出：“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商为本。”在这个接近清廷政治中心北京的更有权势的新职位上，李鸿章继续执行和推广自强政策，在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领域履行着许多中央政府的职责，他不仅负责直隶一省，而且同时协调清王朝其他几省的洋务事业，成为一名跨地区的全局性官员。李鸿章的最终目的，仍然是盼望中国尽快臻于自强，以便能够尽早结束被外国压制的局面。

在晚清四十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先后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设立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等等。通过这些追求近代化的措施，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拥有了一支与八旗、绿营等清朝经制兵迥然不同的新式国防力量。这全副西式装备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以及李鸿章构建的旅顺、大连、威海卫、大沽口等地的新式炮台，为中国国防近代化打下了初步基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建人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清廷中央虽然支持洋务派们的工业化做法，而一旦到了实施相应的行政制度改革阶段时，则不愿其越雷池一步。因此，像江南制造局这样由李鸿章等创设的单项工程，尽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缺乏通盘性的领导和指导，因而难以发挥出决定性影响。然而，当清王朝的保守士大夫们慷慨激昂地指斥修建铁路会损伤龙脉、使用机器会夺民生业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却正在大量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由附属的蕞尔番邦一跃成为虎视眈眈的强邻。资本主义大肆扩张的严峻环境，将一张军事工业变革的时间表强加给中国，这是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无法应付的。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接连遭受对法、对日战争的失败，尤其是李鸿章经手签订的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和1901年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使国家丧失了很多利权。李鸿章因此被爱国的人们激于义愤斥骂为“卖国贼”，其推动近代化的功绩也因之被贬低。但平心而论，李鸿章只是为情势所迫执行清廷意旨，代慈禧光绪受过，并非心甘情愿地卖国，即使换另一个人去，也不得不签，只不过罪名也会随之转移，何况其所能挽回的利权未必就比李鸿章的努力成果更多。

近代化是指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各个方面综合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军事、文教、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因此，经济领域的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原动力。一个国家或民族，无论其面积大小人口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进，它总是要向近代过渡的，只是迟早有别、道路不同而已。

在历史转折的重大节点，中国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要么走向近代化，迎合世界潮流；要么守旧不变，自取灭亡。李鸿章为国家民族的根本着想，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承认在器物技艺方面落后于西方诸国，主张学习其“长技”，使中国富强起来，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变法自强，是李鸿章近代化纲领的主旨所在，也正是他近代化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中国自晚清以降追求的就是近代化，取彼之长，补我所短，自强之基，莫大于是。李鸿章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近代文明的优越性，发出了“自强”的呼声，并采取了学习西方之长的实际措施，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以当时最为强大的英国为蓝本，力图格物兴国，祈望四亿华民同被近代化之益。并且，相比而言，他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比保守派进步，而且在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也给后期的洋务派做出了光辉榜样。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御侮，特别是为了抵御日本。军事工业的创办有推进中国近代化的意义，洋务运动以创兴军工事业为内容，认为只要制造利炮坚船，就足以强国养军抵御外侮。随着时代进展，自强的意义日渐繁富，最终构成全面的近代化思想体系。

跨出中世纪需要非凡的识见和足够的勇气，积重难返的中华帝国一旦完全暴露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之下，迎来的就是一个幻化莫测的大变局，一切都是未知数。创办洋务企业等近代化活动，必然在转变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培养技术员工、介绍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科技知识等方面，为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准备必要的条件，并成为产生新兴阶级力量、促进政治近代化的物质基础，从而最终影响到上层建筑。

辉煌了数千年的古老中国，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赶驱迫着跌出了抱残守缺的中世纪，走向近代化之路是那样的踉跄，少了应有的自信和从容，平添了揪心的曲折和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