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女杰陆兰秀

高怀珠

1970年3月25日,苏州司前街监狱。

一位戴着近视眼镜、年过半百的妇女被推进了牢房。管教人员给她一本《毛主席语录》,严厉地训斥说:“你好好地读读吧!”

她拒绝道:“我不认识这些字!”

管教人员骂道:“你这个反革命!”

不料这妇女的态度却十分强硬,她昂头挺胸高声喊道:“我没有犯任何罪!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真理,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坚持下去!”

牢房里面的人很快就认出她来,惊讶地说,这不是苏州图书馆的副馆长吗?她吃豹子胆了?

这位“吃了豹子胆”的人,名叫陆兰秀。

陆兰秀,1918年生于苏州,父亲陆殿扬是中正书局的高级编审。由于家庭深厚的文化氛围,从小就受着良好的教育,她在上海启明女校、杭州高级中学、武汉大学读书时皆表现得出类拔萃,并获得武汉大学理学院最高奖学金。看到国家贫穷落后,她立志以科学救国,成为居里夫人就是她的奋斗目标。抗战爆发,她改变了人生航向,投身抗日洪流。1940年,在抗战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武汉大学的地下女生支部书记。

少女时代的陆兰秀

大学毕业后,陆兰秀在重庆工厂从事女工工作。

抗战胜利后,陆兰秀回到南京。1946年6月23日下午,她陪同罗叔章(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公厅主任)等来到下关火车站,迎接来南京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哪知请愿团一下火车,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殴,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都身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为了保护民主人士,陆兰秀不但眼镜被打碎、上颚一排牙齿被打掉,全身衣服还遭到国民党特务撕毁,几乎一丝不挂。当天夜里,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虽然上颚一排牙齿被打掉,陆兰秀的面部变了形,但是邓颖超还是一眼认出了她。由于医院里有宪兵监视,陆兰秀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即做出决定,用中共代表团的车子连夜把她转移到一位民主人士的家里,脱离危险。

在险象丛生的白色恐怖中,她和爱人朱传钧把自己的生命与安全置之度外,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利用打入到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署的关系,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做出贡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功之臣,陆兰秀应邀出席了开国大典。南京解放后,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

1965年陆兰秀调回苏州,在市图书馆任副馆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面对着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揪出、批斗,甚至遭毒打,陆兰秀在《亲痛仇快》一文里写道:“对人民拘捕,用肩负解放全人类责任的工人阶级出面;对人民判刑,用解放军出面。如何解释‘解放’二字呢?这不是莫大的讽刺么?你们的工纠总部(苏州造反派组织——笔者注)和解放前的特务机关有何两样呢?你们的牢狱和过去的集中营有何两样呢?被你们遣送到西山去劳改,和帝俄时代流放到西伯利亚又有何两样呢?”陆兰秀对此很不理解。她开始在思索:“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运动?

高音喇叭不分日夜地高喊“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这些口号令她十分担忧。“无论开会发表意见或写文章,都要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最高指示。然后才能在所引用语录范围内发表个人意见……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主席已讲过的词句范围内,造成全国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思想的现象,人们把这现象叫政治挂帅,或毛泽东思想挂帅……”(见陆兰秀1969年12月26日狱中文章《多思》)陆兰秀认为,如果把毛主席的话,迷信为“句句是真理”的“顶峰”,无疑会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一道道捆绑起来,就会使人们寸步难行。

站在毛主席画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的奇怪现象,令陆兰秀感到很不自在。她说“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统治者总是要塑造一些神像,利用宗教的天堂来麻痹人民,让人民每天祈祷上帝给自己每日的面包,以证明人民的面包不是人民自己劳动所得。‘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给人塑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神像,让人们每天祈祷神像给人们以理想的幸福世界,而这世界在反面教育的现实中并不存在。”她看到人们好像疯狂了一样,一个家庭分成几派,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她发现,这场叫“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干部群众互相斗争……从来的统治者总是各种愚民政策,歪曲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利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一套套美丽的谎言,把人民变成自己的俘虏和驯服工具,驱使他们去残害自己的同胞,或干尽损害无辜人民利益的坏事。”(见陆兰秀1969年11月26日狱中文章《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她把希望寄托在“九大”的召开。然而,出乎她的意料,“九大”却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更令人意外的是,那个在运动中兴风作浪、讲话有气无力的林彪竟然被钦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还公然写进了党章。凭着多年的理论基础和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她认为党章应该阐明的是党的奋斗目标,限制个人权力,要求所有的党员按照这个章程,规范自己的言行,实现奋斗目标,这是党章的本意。怎么能写个人如何如何呢?她已经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她和办公室同事讲:“我现在的心情是‘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呀。”

1968年9月底,陆兰秀与苏州市文化系统领导干部,被囚禁在苏州市博物馆隔离审查。和陆兰秀同时被囚禁的著名的女教育家俞钰因不堪造反派的侮辱和虐待,上吊自杀了。对此陆兰秀十分震惊,脑海里的问号也多了起来。她让小女儿朱虹在探监的时候,把家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带来。后来朱虹回忆说,每次去监狱看妈妈都要带一本,然后再把看过的带回来。就这么轮番带,陆兰秀在狱中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几乎又通读了一遍。联系革命导师的论述,从庐山会议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之中,她认定“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是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反面教育,是历史的倒退!

在一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批判、打倒刘少奇”的群众大会上,造反派的眼睛盯上了陆兰秀。原因是,大家都在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唯独陆兰秀低着头,不举手,不呼口号。一个造反派把她拖出来,掏出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命令她当众读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一段,陆兰秀拒绝,说:“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的文件都要独立思考。即使是九大作了决定,也要看一看。”造反派问道:“党中央已经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你看到没有?”陆兰秀回答:“我不相信。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提议的,我不相信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就变成坏人,苏州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被打倒的并不是坏人。”话音未落,一群造反派蜂拥而上,推的推,搡的搡,扯头发的扯头发,一阵拳打脚踢。从此,陆兰秀坠入了无底深渊。

在“文化大革命”现实中,陆兰秀敏锐地洞察到要纠正最高层的错误,首先必须反对理论上僵化,反对神化,尤其要破除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现代迷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选择这样一个高危命题,无疑是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陆兰秀想,一个共产党员对党不坦白自己的思想,是不对的。她决定拿起笔向最高层领导阐明自己的观点。

从1969年11月14日开始,她陆续写出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居中》、《战争论》等各类文章,从各个方面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对社会上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到盲从地步的现状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她尖锐地指出:“说全国人民都应对毛主席无限忠诚……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把毛主席、共产党说成是古代封建帝王了。马克思说,把禁欲主义涂上一层共产主义色彩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同样的,把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对于毛主席的一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只要是科学上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于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见《居中》)陆兰秀认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襟怀坦白、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只搞斗争,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去研究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旧的思想意识的根源是舍本逐末”。“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人们如果不觉悟,不抵制,不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种历史倒退,还将继续不断地倒退下去,整个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的灾难一样。”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文中,陆兰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在1939年讲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主席在当时政权还在反动派手中的条件下讲的,到目前阶段,政权已两度夺在毛主席手中,现在再学这句语录,就有重新解释的必要。如果不讲条件、不讲限制地讲造反有理,中国社会将永无宁日。马克思一直教导人们,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在现阶段还要讲造反,就应该是把人们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战争论》一文中,她说“向本国人民封锁事实真相,使人民变成群氓或夜郎,是过去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是最不聪明的办法”。她要求,“文化大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解放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迎接新时期挑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只是把刘少奇揪出来,这样说法是不够分量的。刘少奇无论工作中有多少差错,毕竟是认识问题;如果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刘少奇在操纵,则刘少奇早就揪出来了,后来又是谁在操纵呢?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请毛主席把所谓的刘少奇、美帝、苏修等等外衣统统脱去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面教育,妇孺皆知……先生教育了学生,学生不能超过先生,就不是好学生。师高弟子强,教学相长。请先生听听学生的意见。时至今日,先生的反面教育已经全线崩溃,请先生举手投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若继续顽固下去,请先生考虑自己的后果”。国庆以后,陆兰秀眼看运动不仅没有要结束的样子,而且愈演愈烈,她便采取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方法,直接给毛泽东写信。1969年11月15日,她在《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中写道:“毛主席: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撤销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和办法,取消一切代号和号码(当时被审查和关押人员,都不得用真名,而用代号),恢复全国人民的政治身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会感谢您!”1970年3月6日,陆兰秀开始第二次绝食。在《再电毛主席》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抛弃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其道而行之。使用解放军过去的威信和工人阶级的国际地位,实行了严酷的高压政策和欺骗手段,造成全国性思想混乱……为了促使你早日回头,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争取早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已经绝食两天,决心为人民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人之初》中,她写道:“把具有某种思想意识的人,简单称之为坏人,加以专政,而不去研究如何改变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这种思想意识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今天对这批人专政,明天必还将对另一批人专政,永无结束的一天……不着力发展生产力,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毛主席、党中央会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吗?古代帝王每逢天灾人祸之际,往往下‘罪己诏’,向普天下百姓,作自我检查,承担全部罪责,这还是封建时代的事呢!作为谋求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倒没有这样的气度么?……三千年前的庄子曾经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偷钱的要判刑,偷国家职位的封王称侯,而仁义道德都出于王侯之门。把这句话引申一下,凡王侯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都是好人;反之,非王非侯,所作所为,都是错的,都是坏人……”1969年11月26日,她在《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中指出:如果人们永远束缚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或“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的思想枷锁下,“人们将永远得不到解放”。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些诗句只能作为颂词,而不是行动准则。对就跟,不对就不能跟。”1969年12月14日,陆兰秀在《致林彪的一封信》中说:“毛主席把你看成他最亲密的战友,看成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接班人,并把这一点正式写在党章上,作为历史记录,永久保存……但是历史纪录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要它变成现实,还有待自己努力争取。”这些信件自然不会到达收信人的手中,却成了陆兰秀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证。

在运动中,如果随波逐流,跟在后面摇旗呐喊,是能够保全自己的。比如,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有的人根本就没看过,也跟在后面批,说自己是怎么被这本书毒害的,为了迎合这股潮流,竟然还批得声泪齐下,尽管批得驴头不对马嘴,也能得到一片掌声、一阵口号。人性的丑陋令陆兰秀深恶痛绝:人家喊打倒谁,你就举着手,跟在后面喊打倒谁,如果你能再踏上一只脚,就更能证明你革命;人家喊万岁,你跟在后面喊“万寿无疆”就更能证明你“三忠于”;这样,你不但在这惊涛骇浪中能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还能平步青云。用世俗的观点看,这就是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生之大幸。陆兰秀从骨子里就鄙视这些。她意识到,中国人受了几千年的思想束缚,已经不习惯用自己头脑去思索了,一切唯上,一切唯书。加之“文化大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势如此凶猛,稍不谨慎就会带来灭顶之灾。她想到自己如果在毛主席像前诚惶诚恐、痛心疾首认罪,在造反派面前悔过自新,表示痛改前非,说不定也能逢凶化吉;如果不屈不挠、坚持真理,无疑,前面的就是一条绝路。陆兰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陆兰秀义无反顾,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她对自己的家人不得不有所牵挂。1969年11月17日,她绝食三天后,在给爱人的遗书中写道:“能够为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在给女儿的遗书中她表示:“我现在和共产主义运动同命运、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相信解决问题的日子是不会太长的。”1970年1月18日清晨,她趁工宣队值班人员不在,跑回家,要求和丈夫离婚,她说:“如果判几年刑,出来还可以复婚;死了,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她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在《居中》一文中,她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全国人民大团结是绝对的,还是人压迫人的制度是绝对的,这是区别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希望‘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局面,不发生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如若不然,事与愿违,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局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民从来是在暴风雨中锻炼成长的,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这一代人受点苦难,国家命运多倒退若干年,给下一代人增加一些困难,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到那时最后吃亏的,还将是损人不利己的庆父。毛主席曾说过,不接受别人意见的霸王,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虽然身陷囹圄,陆兰秀的思想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在她被正式逮捕时,公安人员从她的小床上搜查出来她最后一篇标题为《自由》的文章草稿,虽然还未写完,字迹也潦草,办案人员复抄了一份纳入陆兰秀的“罪证”,并作了如下附注:“原文系铅笔字,很模糊,不易看清,可能有抄错的。”其实办案人员还是看清了:“在新社会奴役着人们的,不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旧思想是不太容易隐蔽、是会被揭露的。使人们受到奴役、而完全不自觉被奴役的,还有被教条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特别是被人们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如果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当作背诵的课本,这样的读法比不读还坏……”尽管还未写完,但是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证”,已足足有余。

中年的陆兰秀

由于陆兰秀坚持反对“文化大革命”,拒不认罪,使问题趋向严重。1970年1月20日,她被关进了以施用酷刑著称的苏州工人纠察总部。毕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原来就身患多种疾病,造反派就借口给她治病,为她打针灌水,把水灌进气管,把盐水打进肌肉,造成下肢麻木,腿脚神经坏死。因为几次绝食期间受到残酷野蛮的迫害,以至于身体骨瘦如柴。她在《吊岳飞之死》一文中写道:“我小时看到一本插图佛经,画有十八层地狱的悲惨图状。当时总以为是人们幻想出来的东西,现在才懂得这是人世间真实的受苦难人们的形象,而狱中的牛头、马面、无常、夜叉、小鬼等等,不都是目前生活中的描绘么?岳飞、屈原,以及一切历史上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苦难,比之文化大革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也是我现在比过去明白多了的缘故吧!”在工人纠察队总部这个人间地狱中,陆兰秀想到曾经救过她的邓颖超。于是她当天写信给邓颖超求救:“邓颖超大姐: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么?您一定记得的。新中国成立前南京下关事件是您和周总理把我从伪中央医院救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受了各种考验……”信,其实是到不了邓颖超手中的。1970年1月26日,她在《战争论》文章的最后规劝最高层迅速改正错误,说:“时至今日,先生的反面教育已全面崩溃……如若继续顽固下去,请先生考虑自己后果。”

她知道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悬在了她的头顶,带着满身的伤痛,写下了最后的两篇遗作,在《陆兰秀代遗书》中,她愤怒地指出:“……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无比苦难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其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血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1970年3月25日,军管会、公检法按现行反革命罪正式逮捕陆兰秀。六个彪形大汉按头的按头,捉脚的捉脚,他们揪住陆兰秀在逮捕证上强按了手印后,立即把陆兰秀关押到苏州司前街监狱。

那天认出陆兰秀的,一个是杨玉珍,另一个是张惠英。杨玉珍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进来了?犯了什么罪?”陆兰秀回答:“我并没有犯什么罪,我只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天,陆兰秀被提审,回来时脸上又出现了新的伤,她们问:“今天怎么又被打了?”陆兰秀说:“还不是我坚持说文化大革命是错的,打倒刘少奇和许多老革命是错的!”两个人劝说她:“你有话放在肚子里不好吗?何必吃这种眼前亏呢。”陆兰秀感慨地说:“你们知道苏联有个斯大林吗?他的功劳也很大,但是在肃反中犯了大错误,斯大林的肃反,还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么严重。”还说:“现在怕的是他们,不是我。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不着急,这一代人不替我平反,下一代人看了我的材料,一定会替我平反的。”

历史真会开玩笑。在战争时期,陆兰秀为共产党收集情报,几次死里逃生,如今却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陆兰秀屈服,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刚直不阿,虽九死而不悔。

1970年3月15日,正式逮捕陆兰秀的前一天的上午,造反派组织工纠队对她进行了最后一次提审,提审员、陆兰秀问答摘录如下:

 

问:文化大革命好不好?

答:不懂。

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

答:不懂。

问:照你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怎么改革法?还要不要?

答: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是不以一个统治者的面貌出现的。

问: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什么人?

答:那我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了。

问:我们苏州前些时枪毙的人是不是死心塌地的?

答:据说他们在被枪毙前,还想喊,就是把他们的嘴塞起来。为什么塞?在你们公检法看来,谁讲一句话都是反革命。

问:讲什么话?

答:要么是“三指向”,要么是“矛头指向红太阳”。

问:你看呢?

答:毛主席要想一想自己对不对。

问:攻击毛主席是谁引起的?

答:这要问毛主席,阶级敌人为什么越来越多?……

问:你的想法是否合乎真理?

答: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将来走向历史审判台的不是我。

问:是谁?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与共产党、毛主席有什么深仇大恨?

答:我?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写下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抹不掉的。

问:你怎么这样顽固?

答:我比花岗石头脑还要硬,杀了头,还有后来人。

……

 

在监狱中,军管会、公检法联合对她进行了四次审讯。现将四次审讯中的内容摘录如下:

 

审讯人(以下简称“审”):读毛主席语录。

陆兰秀(以下简称“陆”):我不认识字(态度傲慢——此括号内字是审讯时的原始记录)。

审:你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陆:中国共产党要由历史来检验。历史的本身就是镜子嘛!(态度非常顽固,神态也非常傲慢——此括号内字是审讯时的原始记录)

审:毛主席指示我照办,你是怎么看法?

陆:我不懂这些,我对这些不理解。

审:你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

陆:将来会有结论的。从来的结论都是下一代做的。

审: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工贼,这个事实很清楚了。

陆:由历史事实说明。你把刘少奇打成内奸、工贼,下面的人承认不承认还是问题!现在的人是看这段历史,有的人是等待看下面的人。

审:刘少奇被开除出党,不仅在中国,还向全世界公布了。

陆:这个结论是现在做的。秦始皇也是后人做的结论。我讲这个意思是后人做结论是不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的。

审:你拥不拥护毛主席?

陆:毛主席讲,真理在谁手里,就拥护谁。这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

审:你认为谁掌握真理?

陆: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

审:你写要求×××、党中央“××××”是什么意思?

陆:我写的是向真理投降的意思。我死而无怨。人总有一死。

 

审讯人员读她写的文章,并问这文章是不是她写的,她听了以后非常傲慢地说:“对的!对的!这就是我讲的,一点也不错!”从1969年11月14日被非法囚禁在苏州市博物馆隔离审查开始,到正式逮捕期间,陆兰秀写了各类文章十多篇、给毛主席写意见书二十多篇,共十多万字,作为共产党员,陆兰秀坦荡磊落、无所畏惧,她要求军管会、工纠队把她写的所有材料都转给党中央、毛主席,她表示:“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的材料,都好像是我过去所读社会大学的毕业论文。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不会想到去总结这些问题……尽管受到水平限制,但相信方向是正确的,正因为我自觉从来未做过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要我低头认罪,思想不通。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是经得起审查的,我并可以长期等待下去,直到把问题搞清楚。”

1970年7月4日下午,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市体育场组织召开四万多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对陆兰秀宣布死刑,会后游行示众。陆兰秀于当天下午在市郊刑场被枪杀。据当时的刑场笔录:“陆在宣判时态度恶劣,拒不低头,反革命气焰嚣张。游行时两眼瞪起,表示其反革命气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为陆兰秀平反昭雪,并由苏州市委举行追悼大会,在苏州市横山烈士陵园为陆兰秀建烈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