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陈独秀寥落的晚年交游
1937年8月，被捕五年的陈独秀在隆隆的抗战炮火声中被提前释放。但出狱后的他却面临着颇为尴尬的处境。与国共两党及其他政治派别均无共同语言的他，不仅丧失了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的任何机会，而且沦为一个饱受打压、生活困顿的“边缘人”。
然而，正是由于狱中的潜心思考和出狱后的屡遭打压，陈独秀头脑中许多长期坚信的理念逐渐发生了动摇，并开始了持久而深刻的反思。此后，他身上的激进色彩和党派意识渐渐褪去，他与许多曾因政见分歧而争论不断的朋友间的友情也恢复常态。许多新老朋友，并不因他政治上的没落和生活上的困顿而避开他或厌恶他，恰恰相反，他们对他的关怀与往日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聊表寸心的钱物接济，还是包含问候的诗作书信往来，甚至一次聊聊生活琐事的探望，都给晚年的陈独秀带来莫大的安慰。
陈独秀一生经历丰富，交游广泛，无论高官、名流，还是硕儒、工农，甚至包括为人不齿的政客、遗老中，都有与他交情匪浅的友人。到了晚年，出于对他特殊身份的顾忌，再加上战乱影响和江津地理位置的僻远，除高语罕、邓仲纯、何之瑜等同处一地的友人能与他经常见面外，很多故友与他只能偶尔相聚晤谈，更有很多甚至未能再通音讯。
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是陈独秀相交三十多年的老友，他对漂泊入川的陈独秀关心备至，陈独秀刚到四川时，每月至少与他通讯两次，汪孟邹还写信给时任驻美大使的老友胡适，希望他能为陈独秀“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亚东图书馆也为陈独秀出版了几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和仅有两章的自传。陈独秀甚至还有返回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的计划（科学图书社是汪孟邹早年在芜湖开设的一家以销售新潮书籍为主的书店），这一计划因抗战未能如愿，而两位老友也至死未能再见面。
诸多老友中，章士钊是与晚年陈独秀通讯较多的一位。抗战期间，章士钊住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生活自然较陈独秀稳定、宽裕。陈独秀与穿梭于各党派之间的章士钊在政治上始终格格不入，但两人年轻时代建立在同甘共苦基础上的感情却非同寻常。
陈独秀迁居江津鹤山坪不久，章士钊作《怀独秀鹤山坪》，表达了对老友的挂念之情：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
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
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诗中既写到了陈独秀的居住地的环境，又以老友潘赞化（即诗中的潘正叔）在艰难的处境中，仍以积极的态度尽心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例，劝慰衰老的老友莫要哀怨。
1939年秋的一个夜里，病中的陈独秀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作诗一首，寄给章士钊：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或许只有在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以及与老友论学晤谈中，陈独秀才能略微排遣一下郁积于胸的愁绪，诗中透露出的，既有对往事的追忆，也有对摆脱孤寂日子的渴望。
章士钊从陈独秀的诗中，看出了其悲苦的心境，作《答独秀》，对老友进行劝慰：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
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问，病久却相宜。
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
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
后来得知陈独秀居住环境不佳，出于对他的关怀，章士钊又写了《劝仲甫移居》：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
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我忝廪食专一室，足有隙地招友生。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
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
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
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
章士钊对陈独秀的处境及病体状况感到惊讶，因此想邀他与自己同住。章士钊追忆了早年与陈独秀编辑《国民日日报》期间共事的情景，诗中说，早年的老友中，苏曼殊已经逝世，张继（字溥泉）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已无法与他们像早年那样连床居住，但另一老友潘赞化（老潘）仍隔江居住，可随时见面。同时，他希望陈独秀能重拾早年与苏曼殊一道翻译的嚣俄（即法国作家雨果）小说，与自己一起过笔耕著述的生活。
出于病体不便及重庆生活开支较大等考虑，陈独秀没有回应章士钊的邀请。这样，章士钊更加担心他的境况。1940年8月，得知陈独秀住所遇盗失窃后，章士钊即刻写诗慰问。此后，章士钊又多次作诗记下与陈独秀的交往，其对老友的殷殷关注之情溢于言表。
1943年8月，章士钊乘船路过江津，想起已逝旧友陈独秀，感慨万千，凄然赋诗道：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
章士钊晚年回忆：“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说他与陈独秀的交情“保持始终，从无诟谇”未免言过其实（二十年代，陈独秀对他多有指责，还公开与他绝交），但两人政见、性情、经历绝然不同，却能保持近四十年交情且难中不弃，也实属难能可贵。
陈独秀早年对沈尹默书法毫不留情的批评，让沈受益匪浅，两人自此订交，成为一代书法名家的沈尹默也非常敬重这位“诤友”，对他当年的“棒喝”终生铭记于心。
辛亥革命前，陈独秀曾定居杭州，在此期间与沈尹默相识。此后，沈尹默与“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陈独秀的早期诗作中，《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与《夜雨狂歌答沈二》均是寄赠沈尹默的（沈排行第二），可见两人早期并非泛泛之交。陈独秀进北大后，两人成为同事（陈独秀进北大，也有沈尹默的举荐），在新文化方面见解也颇多契合，后两人又作为《新青年》核心成员，轮流编辑过《新青年》。
二十年代后，陈独秀在十几年里都一直奔忙于政治，沈尹默则更多地用力于教育、文化工作方面，两位老友的事业并无交集，也未再见过面。抗战爆发后，沈尹默到重庆时，陈独秀已定居江津，两人又没有机会再见。但是，“两先生避地入蜀，虽不在一地，通了消息后，亦有唱和，先是仲甫‘依韵和尹默兄’的五言古诗……后来仲甫先生有四首绝句寄沈尹默先生，沈先生也有和作”。陈独秀寄沈尹默的四首绝句为：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四首绝句既忆旧事，又兼论学。尽管有材料表明，陈独秀当年被迫离开北大，沈尹默等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沈尹默，似乎都未将此事当真，两人虽长期未见面，但陈独秀诗中流露出的，完全是急切想与知己友人相见的心情。
而在沈尹默方面，对这位老友同样甚为挂念。据金恩辉的《周金冠和他所编订的〈沈尹默先生佚诗集〉》一文说，1941年，沈尹默曾以《山雾》、《萧云》、《次韵行严见嘲之作》等诗书赠陈独秀，规劝、安慰陈独秀面对险境要想得开，再做过多辩解也无益：“视昔枉能明世故，通今犹未合时宜”，“东佩痴符任用笑，情怀未必要人知。”此后，沈尹默又亲往陈家探视，问居家寒暖，但似未遇陈独秀（“数回未遇何相访……家中简作寒温语”）。陈独秀逝世后，台静农将其遗著交沈尹默题词，他目睹遗书如见亡友，一直不忍动笔，为时时怀念，“此卷置箧中数年”，直到1948年，他才以悲怆和缅怀之心，写出了《为陈独秀佚诗题辞二首》，内中有句云：“静农索题仲甫稿，旅罗无悰难为词”，“忍读当日杭州诗”，“还君诗稿意未已，君将何计塞吾悲”。此种友谊情深，令人读之心碎！
因住地较近的缘故，与陈独秀联系相对较多的是台静农、郑学稼两位晚辈。
作为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文学团体“未名社”主要成员，台静农二十年代即以乡土小说创作扬名文坛。因此，他与陈独秀很早即相互知名。不过，他们到三十年代末才相识。
1990年，台湾发表了台静农的晚年遗稿《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文中记叙了他与陈独秀相识、相交的经过，并记载了不少陈独秀的逸事和言谈。
关于和陈独秀的相识，文中写道：
这一年（1938年——引者）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主其事者老舍兄约我作鲁迅先生生平报告，次日我即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纯的医院，仲纯大嚷“静农到了”。原来仲甫先生同家父还有几位乡前辈都在他家，仲甫先生听家父说我这一天会由重庆来，他也就在这儿等我。这使我意外的惊喜，当他一到江津城，我就想见到他，弥补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的缺憾，现在他竟在等着见我，使我既感动又惊异。而仲甫先生却从容谈笑，对我如同老朋友一样，还未坐定，他同我说：“我同你看柏先生去。”不管别人，他就带我走了。
台静农抗战初期流亡入川，以沦陷区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安置在国立编译馆（非正式人员），编译馆的战时馆址最初设在江津县白沙镇，台静农即在白沙镇定居。“白沙镇虽属于江津县，但从重庆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天不亮开船，至江津县城已是下午，再到白沙又约需四小时，所以江津县城与白沙之间的经常联系只靠通信。”
因此，陈独秀与台静农的交往也主要通过书信。但由于同处江津，台静农与陈独秀相见仍要较他人容易。在此期间，他们多次晤面闲谈，从旧诗到故友，从往事再到书法，可谓海阔天空，率性漫谈，这样的生活自然是颇为惬意舒畅的。
在此期间，陈独秀多次应台静农之请，为他题写过多幅旧作，其功力之深让以书法名世的台静农惊叹不已：“他以行草写了一幅四尺立轴，他说多年没有玩此道，而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
台静农父子也曾邀请陈独秀到白沙镇游玩：“这一天我们父子到江边等他，独自一人来没有他的女伴……晚饭后，我们父子陪他聊天，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则令人想象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
说台静农是与晚年陈独秀交往最为频繁的友人毫不为过，仅有一点就可以说明：台静农逝世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在整理其遗稿时，仅陈独秀写给他的信就有一百多封（另有陈独秀赠给他的《实庵自传》手稿等）。这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都是请台静农代找所需参考资料和向编译馆交稿、修改事宜的。据台静农回忆：
在重庆的北大老学生劝他将稿子（《小学识字教本》——引者）卖给编译馆，他们知道此老生活只靠一二老友接济，其他馈赠，皆一概拒绝。而仲老（陈独秀——引者）接受卖给编译馆者，则为我当时在编译馆有些方便，如交出的原稿要改正与借参考书及向馆方有事接洽等等。
为感谢台静农的多方帮忙，陈独秀在1940年5月5日将两章《实庵自传》的手稿送给了他，手稿后面的短跋写道：“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廿，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
1942年1月，陈独秀又录近作《漫游》寄赠台静农，诗中写道：
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
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
郑学稼因1938年受托送稿费给陈独秀，自此与贫穷潦倒却不乏乐观的陈独秀相识，并在此后的交往中对他心生敬意，陈独秀在武汉时，郑学稼即常到他住处闲聊。
陈独秀定居江津后，郑学稼不久也前往搬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两人很少见面，主要靠书信往来。郑学稼珍藏的陈独秀书信，多是谈政治、中共党史、苏俄和二战形势的，因此，这些书信是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的重要文本（可惜不少书信郑学稼没有保存）。
郑学稼可算作陈独秀的晚年知音之一。两人有不少政治观点颇为契合，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在给郑学稼的信中披露不少。陈独秀在1938年12月23日的信中说：
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都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塞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
1941年2月，陈独秀到重庆宽仁医院治病，住普通病房，郑学稼闻讯前往探望，陈独秀当时“说话无力，表示一切都全完了的心境。翌日再往，他已于早上返江津了”。
郑学稼回忆：“自我到复旦大学教书后，独秀先生常有信来。信纸多是粗纸、便笺，信封有的是我寄去的翻过来。我本没有留友人信的习惯。某日初次生恶性疟疾，经过二十小时的寒热后，夜半想起：人生无常，不久之后，总会有些友人死去。由这一念使我感到陈独秀先生年龄比我大，可能死在我前，我应保留他的信，以为纪念。”
正如此，陈独秀晚年致郑学稼的多封书信才得以保存下来。
郑学稼一生涉猎广泛，著述颇丰，对中共党史及苏俄兴趣尤浓，据他回忆：
陈先生的健康，自（1942年）三月起转坏，他不能执笔，四月间他托国立复旦大学一学生带来一信，那是他口述，何之瑜笔记的，说我所写《毛泽东评传》，“简直每一事实，都是错误的”。我的《评传》是根据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而写的。他称毛与恽代英“都是党对外的喇叭，然任之（应为‘润之’——稼）起初总做过几天党的工作，这是与代英不同的”。那时，他邀我赴江津面谈中共党史，尤其是成立史……二十九日阅《大公报》才知陈先生已于二十七日下午九时四十分逝世。
1942年6月5日，郑学稼应复旦大学学生之请，做《陈独秀先生与我》的演讲，演讲大义为：
独秀先生为青年争了许多权利，但青年却忘记他。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除梁启超外，无人可与比伦，虽然他后来并没有继续这一事业。他是五四运动（不是“五四”）的主持者，他又是CP的创造人。他为国家尽了文化上的大责任，又为中国无产阶级服役。他为它，牺牲了两个儿子和家庭，但所得的代价，却是受背反他之现中共的谩骂与侮辱。这是他应受的待遇，因为他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他的群众已经散失。我又说他死后萧条，和死于此时，是恰到好处，现在人们不纪念他，但中国人总有一天记着他。
看到陈独秀逝世的消息后，郑学稼就在日记中立下志愿：“以全力为他写传，写一本公正实在的传。由于我和他晚年的关系，那是我义不容辞的工作。尤其是他给我的手书中，有关于他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稿，应使世人知之。”
郑学稼对陈独秀的遭遇充满同情，对他的风骨钦佩不已，在笔记中对他做如下评价：
陈的一生为理想而斗争。从反清反袁，领导思想运动，建立共党，都是为理想而奋斗。中共成立以后，接受俄国的经济支援，心知不妙，而无法摆脱，不幸成为俄国的工具。最后他的反抗使他被开除党籍。到最后一次入狱，狱中使他的思想转向民主，给我的信中可证明。
由于政局长期混乱，以及历史资料搜集的不易，直到1986年2月，郑学稼才开始动笔撰写《陈独秀传》。1987年2月，郑学稼入院开刀后，他在病床上还一直说：“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完。”孩子们劝他多休息，身体好了再写，书迟一年出版没有关系，他只是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无论如何要在今年写完这本书。”
1987年6月，《陈独秀传》初稿完成。不过还未及定稿，郑学稼即于7月病逝。此后，书稿经其子郑庆慈整理，于1989年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全书合计八十余万字。郑学稼的《陈独秀传》，不仅是对陈独秀研究领域的一份贡献，更是对一段珍贵友情的记录。
陈独秀在江津时，对他照顾最多的是老友邓仲纯及当地士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
邓仲纯与陈独秀有三十多年的交情，留学日本时，陈独秀与苏曼殊、邓仲纯、邓以蛰曾合住一室。学医出身的邓仲纯，在江津开设有延年医院，因此，他不仅邀陈独秀同住，而且是他晚年的义务保健医生，后来虽因与邓氏妻子不合，陈独秀夫妇迁往他处居住，但两人仍时时往来，邓仲纯对陈独秀也多有照顾。
通过邓仲纯，陈独秀结识了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仲纯与他们认作同族）。
邓蟾秋为地方名绅富商，其侄邓燮康则是江津农工银行经理、重庆轮船公司等企业股东。叔侄两人仗义疏财，热心赞助教育、社会公益事业，重庆有邓氏出资创办的“蟾秋图书馆”，江津也有他们赞助的“聚奎中学”。他们与陈独秀结交，“主要是慕陈独秀的名声”，“也有些可怜陈独秀那样大的年纪流落异乡，所以在生活上比较关照他”。
1940年聚奎中学六十年校庆这一年，适逢邓蟾秋七十大寿，陈独秀应邀参加庆典。在祝寿晚宴上，陈独秀对高语罕、周光午赞叹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翁六十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真不易矣！”席间，陈独秀应聚奎中学老师之请，题写了“大德必寿”、“寿考作仁”两幅篆体，恭贺邓蟾秋七十寿辰（邓蟾秋将两幅大篆镌刻于黑石山上，后均于“十年动乱”期间被毁）。庆典结束后，邓氏叔侄又挽留陈独秀夫妇在白沙住了两个月，这让他们过了一段难得的惬意生活。
陈独秀逝世后，邓氏叔侄对他的丧仪也出力不少。陈独秀的“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之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
或许对于家资颇丰的郑氏叔侄而言，资助陈独秀算不上什么大的花销，但他们在陈独秀落难时，不势利、慷慨解囊的行为，确实可称得上是侠义之举。
在陈独秀晚年，一直照顾他生活，并为他处理私人事务的是何之瑜。
说起来，何之瑜也是一位很不简单的人物。他原名何资深，其父为湖南乡绅，家境颇为殷实，何之瑜早年曾在北大法科读书。国民革命时期，是湖南省委的一位重要干部，1927年曾继毛泽东之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来，他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
陈独秀刚出狱时，“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原为中国托派成员，此时已经脱离托派活动）照顾他的生活。1939年5月，日军轰炸重庆时，罗汉不幸遇难（大轰炸后他就失踪了，朋友们断定他已遇难）。此后，“北大同学会”即委托何之瑜照顾陈独秀的生活。
何之瑜在江津国立九中任教，同时为陈独秀处理一些日常事务。陈独秀逝世前，向何之瑜交代了关于他的遗著编辑和出版事宜。他的后事，也是何之瑜主持操办的。
陈独秀逝世后，何之瑜对陈独秀遗著的搜集和整理可谓一丝不苟，尽心竭力。他除了将自己不懂的文字学著作交由语言学家魏建功和知名作家台静农负责整理之外，对陈独秀遗下的片纸只字都收集起来，悉心保存。1943年4月，何之瑜编成《独秀丛著目录》，并分寄陈独秀生前友人征求意见。经他联络，并在胡适等人帮助下，当时在重庆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欣然承诺，抗战胜利后即出版陈独秀全部遗著。
抗战胜利后，何之瑜于1946年由江津回到上海，专事陈独秀遗稿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他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著作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之名出版。1947年秋，他又将《独秀丛著目录》改为《独秀丛著总目》，将陈独秀著作分十二册全部列入。1948年6月，陈独秀的遗稿整理完毕，何之瑜在1949年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合同，而且已排好《独秀丛著》第一册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只是随后上海解放，此书才未能按计划出版。
在陈独秀晚年的交游录中，杨鹏升是不可忽略的一位。
杨鹏升与陈独秀结识于武汉（陈独秀诗云：“前年初识杨夫子”，此诗作于1939年，由此可知，两人相识于1937年，当时，陈独秀出狱刚到武汉，杨鹏升则在武汉担任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1938年后，两人不约而同先后到达四川，一住成都，一居江津。
杨鹏升在陈独秀贫病中多次汇款接济他，而且与他倾慕的这位前辈颇为相知、投缘，陈独秀晚年与他书信往来频繁（现在保留下来的陈独秀写给他的书信就达四十封之多）。
1939年12月30日，陈独秀写信给杨鹏升：“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三星期”，信中同时“寄上拙诗《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9日，陈独秀在2月9日的信中告知杨鹏升：“已于六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二号病室就诊。”
陈独秀在1月31日的信中已写明：“至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好友。”但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杨鹏升还是与夫人包和平商定，寄他三百元作为医疗费，由于陈独秀2月20日已提前离开医院，三百元汇票后由章士钊转寄。
这是有记载的杨鹏升第一次汇款给陈独秀（此前，杨鹏升曾转寄别人接济陈独秀的汇款）。收到三百元汇票后，陈独秀在2月26日写给杨鹏升的信中说：
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知己，并谢字亦不敢出口也。
除了金钱资助之外，杨鹏升在3月20日给陈独秀的信中，还附带了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笺和信封。此后，杨鹏升又多次寄赠他同样的信笺和信封。
1941，陈独秀收到杨鹏升2月26日来信后，他在3月23日复函中写道：“前寄二月二十六号挂号信，内附千元汇票一纸，信中未云此款作何用，即今已逾半月，尚未见来示说明。何耶？”
7月24日，陈独秀又收到杨鹏升汇款一千元。他在8月6日复函中写道：“兹又接七月二十四日来示，内附有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杨鹏升对陈独秀的接济并无功利目的，但自尊心极强的陈独秀却十分不安。
1942年4月5日，收到杨鹏升寄来的信封和信笺后，他以感激的心情回信道：
三月十二日、二十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以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及此，且感且愧！……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陈独秀逝世后，杨鹏升6月20日在陈独秀回信的信封上伤感地写道：“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以陈独秀生平交往之广泛，晚年与他交往的新老朋友自然还有不少，例如，辛亥革命前即相识的老友潘赞化、周光午、方孝远、朱蕴山，早期中共党员张国焘、施存统（施复亮）、包惠僧、罗章龙，知名作家老舍，学者魏建功，位于江津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等人，都与他有过或多或少的往来，此外，江津当地不少官员、士绅、乡邻，都对他尊敬有加，且多有照顾。同时，还有许多与他交往的人都没有留下确切的资料。尽管如此，与二十年代相比，此时与陈独秀交游的人的数量，确实已经微不足道了。
自从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在党内结识的那些人，都与他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一些与中共接近的民主派人士，也顾忌到他的敏感关系，不愿（或不敢）与他来往，还有一些人，甚至是在党内领导人的暗示下不再与陈独秀来往，例如，徐梅坤，这位早年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中共的工人党员，建党之初与陈独秀交往颇多，他在回忆中说：“在重庆的时候，有一次我接到住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来信，希望施复亮和我去看他，施复亮夫妇先去看了他，并劝我去看他。”为这件事，徐梅坤到办事处找到高层人士，同他商量要不要去。
陈独秀晚年写过“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诗句。不过，这样的诗句更多的还是传达了一种对故友飘零四散的喟叹，并非说他真的“世无朋友”。而从包惠僧等友人探望时他欣喜的表现可以看出，对于友人不那么频繁的探望，他还是十分在意的。毕竟，陈独秀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又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如果说在他奔波革命时期，繁重的工作和隐蔽的生活使得这一点表现得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到了他身上的英雄光环消褪殆尽，并且身处困境时，他身上更平凡的一面，就显露得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