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常常被人拿来证明基督教思想来源于神。我并不想就此辩论一番，我只是想指出，当时罗马帝国大多数人生活艰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四处传教，吸引了不少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基督教的成果。
至此，我已向读者勾画出了一幅罗马的图画——士兵、政客、富商和科学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住在拉特山的山坡上，或者在坎帕尼亚山的峡谷与山岗中，又或者住在那不勒斯湾，享受着快乐、文明的生活。
但他们只代表了罗马的一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中，那种能使诗人歌颂太平盛世和激发演说家把屋大维比作朱庇特的繁荣昌盛却鲜有人见到。
在一排排凄惨的看不到尽头的茅屋中，人头攒动，臭气熏天，对这些人来说，生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饿、劳累和痛苦。这些人只相信那个朴实木匠的传说。这个木匠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通过辛勤的劳动赚得每天的食物；他热爱贫苦之人和受压迫者，因此残酷贪婪的敌人杀害了他。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听说过米特拉、伊希斯和阿斯塔特的名字，但是这些神都死了，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世，人们也只是根据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去了解他们。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也就是希腊传教士称之为“救世主”的基督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提比略皇帝在位期间，谁要是偶然去了叙利亚的南部，也许还听过他的布道。
当然还有其他事例。街角的面包匠和邻街的水果贩子在阿庇乌古道旁边的黑暗小花园里与某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到过戈尔格塔山附近的渔夫也许看到过先知被罗马士兵钉上十字架的惨状。
我们要弄清楚人们为何突然热衷于这一新的信仰，就应当记住这一点。
正是亲身的接触和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亲密情感让基督教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他教派的魅力。耶稣的博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的贫民的呼声，因而能传遍四面八方。耶稣的话是否与信徒们所用的词汇相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奴隶们洗耳恭听，能够理解。他们在美好的预言面前颤抖了，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新希望的曙光。
他们终于盼来了让他们获得自由的话语。
在这个世界的权贵面前，他们不再贫穷，不再受蔑视，不再是卑贱的人。
相反，他们成了被仁慈的上帝所宠爱的孩子。
他们将会拥有世间所有的一切。
他们要分享萨姆尼庄园中那些趾高气扬的主人们独有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产生。基督教是第一个实实在在倡导人人平等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想说的是，在腐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好消息必然会迅速传播，以燎原之势燃起大众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的发展除了个别情况外，自由人和奴隶的心灵经历都不会被记述。这些可怜的人被分成不同的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性的组织，并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等积累起足够的财富之后就要缴纳赋税。他们还被强制入伍，东征西战。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引起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了解基督早期的许多情况，却对其真正的创始人所知甚少。这的确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是最有趣的内容之一。
在古老帝国废墟上拔地而起的基督教是两个对立的利益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是耶稣自己传播博爱、仁慈和理想的代表，另一方面，基督教又与狭隘僵化的观念融合在一起，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耶稣的同胞从一开始便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隔离开来。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狭隘僵化把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专横融合在了一起，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它虽然行之有效，但同时又不合情理。
为了弄清楚原委，我们必须追溯到保罗的年代以及耶稣死后的头五十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一个事实——基督教是犹太教内部变革的产物，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运动一开始威胁的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耶稣在世时，当权的法利赛人早就清楚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煽动性的宣传会威胁精神垄断，因为基督教对建筑在野蛮武力基础上的这种垄断提出了质疑。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法利赛人惊慌失措地先下手为强，在罗马当权者还没来得及干预的时候，就处死了这些牺牲品。
谁也不知道，假如当时耶稣不死，他会采取什么对策。他过早地遇害，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没有写下只言片语以便他的追随者能够猜到他想做什么。
这反倒成了福音。
没有文字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教条，这反而使门徒们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稣的精神，而不是只有白纸黑字的教规。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势必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争论上，甚至去讨论逗号、分号之类迷惑人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再对这个新的信仰产生兴趣，基督教当然也会步其他教派的后尘，以详细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动用治安人员将争吵不休的神学家扔到大街上而告终。
在差不多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多大的打击，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像匈奴人和哥特人入侵一样，为什么罗马当局没有采取镇压行动？他们当然知道，正是因为那个东方先知在家仆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女人们也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即将再次降临，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测这个世界将会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这已经不是贫苦阶层第一次为了某个新的宗教而掀起狂热的情绪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治安人员会小心提防这些贫穷的狂热者，不让他们扰乱帝国的安宁。
情况确实如此。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没有找到行动的把柄。这个新教派的追随者以其规范的方式进行宗教活动，很值得推崇。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起初，少数奴隶还期望上帝的博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原有的主仆关系，但圣徒保罗赶忙解释说，他的王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人最好还是接受现实，接受一切，期望在天国里得到好的回报。
同样，许多妻子对罗马法典严厉的婚姻法所带来的束缚非常不满，她们总结说，基督教等于妇女解放和男女权利平等。保罗又站出来，以巧妙的言语和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可爱的姐妹们不要走极端，以免让保守的异教徒怀疑基督教，并说服她们继续过半奴隶的生活，因为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后，这就成了女人的本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基督教十分尊重罗马法律，因而罗马当权者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来往，因为他们的说教最符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期望。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平民百姓的宽容精神并不如统治者。他们生活贫困，不一定就是品德高尚的人，只要能积累财富，良知上就能让步，并能以此实现美满富足的生活。
古罗马最下层的人民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沉湎于免费用餐和打架决斗中，他们都毫无例外服从于上述规律。起初，这群面容严肃的人停止了粗俗的取乐，开始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个关于上帝的神奇故事。耶稣像普通的罪犯那样，不光彩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劝这些人应当为那些向聚会的信徒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
但罗马传教士却不能超然地看待这个新的发展趋势。
当时罗马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了在特定场合的隆重祭祀，信徒要为此缴纳现金，而这些钱又都装进了教堂主管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光顾旧的圣地，而是奔向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这样，教士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他们当然会大为光火。于是他们大肆诽谤，咒骂那些异教徒不信奉传统神灵，而是去朝拜异邦的先知。
但城市中另一阶层的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徒。他们是托钵僧，就像信奉伊希斯、伊斯塔尔、巴尔、西布莉和阿提斯神话的那些印度瑜伽信徒、僧侣及圣职者一样，年复一年地耗费罗马中产阶级的金钱，过着奢侈而优渥的生活。假如基督教是与他们竞争的教派，对布道内容明码标价，那么巫师、看手相的人和巫术行会就无可抱怨了。毕竟在商言商，让他们在预言的行当里分一杯羹也未尝不可。然而基督徒却想出了馊主意，竟然分文不取，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送流浪者房住。这实在太过分，除非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否则，绝做不到这些。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成了来自帝国各地成千上万失地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大多数人遵守的神秘法则，而对于行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心怀憎恨，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生活的人存有戒心。在他们看来，见面打招呼喝杯酒，偶尔还替别人付账的人才算是好邻居和好朋友；而自命清高、不去大竞技场看斗兽表演、看到大批战俘被拖到卡皮托利山大道上游街而不欢呼的人，却被视为讨厌的人，是社会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区，它成为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地攻击的借口。
一开始有谣传说是酩酊大醉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下令在首都放火，毁掉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计划重建罗马。然而大家都很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过错，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会把罪人的世界化为灰烬。
这种说法一出现，便引得谣言四起。一个老妇人听到了基督徒与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基督徒拐骗小孩，割断其喉咙，并把孩子的血涂在诡异的用来祭祀上帝的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丑恶的行为，但这是因为基督徒过于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治安人员。但这次他们终于被抓了个现行，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因此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不用多说，这种可怕的群众性愚蠢行为的结果是一事无成。殉道者临刑前凛然的态度是对新的信仰和死去的基督徒最好的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新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他的位置。尼禄皇帝在他短暂而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于公元68年自杀）。在那之后，基督徒重返旧地，一切依然如初。
这时的罗马当权者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并不是犹太人。
我们几乎不能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逐渐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宗教信息的交流中转站，新的信仰就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别忘了，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恪守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布道。他曾经离开过故土一小段时间，不过只有一次。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当然也是为了犹太人而为之的。他的言语根本没有让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有什么细微的区别。
耶稣实际上完成了如下事实：他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各种犯戒的陋习，也曾经大声抗议过，并取得过成功。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新教派的创始人。假如当时有人提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会认为这过于荒谬。但就像在他前后的许多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过早的逝去反而救了他，使他免遭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倡导者的命运，那些改革者本来也只想在内部促成改革，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集团的领袖，并因此感到茫然困惑。
在耶稣死后的许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称还没有形成）仅仅是犹太教派中的一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尤迪亚村和加利利村有一些信徒，从未传播到叙利亚省之外。
是拥有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朱利叶斯·保利努斯首先认识到这个新教派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他用饱受磨难的经历告诉我们，那些犹太前辈们是怎样强烈反对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十分厌恶敢于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讲救世之理的人。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护照的保护，肯定会被愤怒的同宗民众撕成碎片，重蹈耶稣的厄运。
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去保护保罗还是有必要的，他们把他安全地送到港口城市，从那儿他可以乘船回罗马参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著名审判。
保罗死后没过几年，最让他牵肠挂肚，而且多次预言过的事情终于发生。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在过去耶和华庙的所在地建起了供奉丘比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埃利亚卡托纳，尤迪亚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3]的罗马省的一部分。至于当地的居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逐出家园，在圣城废墟周围方圆几英里内，任何人不得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现在终于被毁灭。在这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尤迪亚的小村子里发现了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可怜人”，他们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中的幸存者。我们从十五、十六世纪的书籍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他们的记载，他们远离尘嚣，形成了一套以憎恨圣徒保罗为宗旨的怪诞教义。实际上在七世纪后，我们就没再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派和伊便尼派教徒的踪迹，伊斯兰教的胜利者已经将他们斩尽杀绝。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历史也无法倒退。
罗马征服了东西南北，组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让世界有了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基督教简单实用，有很多直接的吸引人的因素，因此注定会获得成功，而犹太教、米特拉教以及所有其他参加竞争的教派必定要失败。但不幸的是，这个新的教派没有摈弃自身的不良特点，历史也无法倒退。
一条小船把保罗和巴纳巴斯从亚洲送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宽容。
但是另一个乘客偷偷溜上了船。
它戴着圣洁和美德的面纱。
但面纱下面的嘴脸却是残暴和仇恨。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