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偏远的角落里，有一个面积很小的岩石半岛，它在近两个世纪中勾勒出如今世界的轮廓，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这是怎么实现的？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一问题不知困扰了多少人，哲学家一直在苦苦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敬的历史学家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历史学家对任何像发现所谓“历史规律”的做法总是报以轻蔑的态度。在蝌蚪、微生物和流星等领域的研究中有用的东西，在研究人类时就无用武之地了。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法则一定存在。迄今为止，我们收获甚微，不过，我们也从未认真地探究过。我们一直忙于收集资料，却无暇将其煮沸、溶解、蒸发，从中过滤出剩下的、对人类有用的知识。我以惶恐的心态涉足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我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奉上如下历史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物理和化学的成分达到完美的比例时产生了第一个活细胞，从而诞生了生命（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出现了差异）。
上述原理如果用历史术语表达，就是：
“在这个不健全的世界中，当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接近或达到理想的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产生。”
我举几个反例来阐释这一观点。
大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发展的，即使在天堂也不会。如果在乌佩尼维克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里出生，每天大部分时间只是盯着冰原上的海豹洞穴，伦勃朗就画不出大作，巴赫谱不出受难曲，普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好的雕塑。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谋生，他在生物学上就不会有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生活在罗曼诺夫领地的一处偏僻村庄里，他也不会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是很强壮，也不富有进取心，政治和经济条件非常差，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如此。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体格强壮、富有活力，那里的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依然差得太远。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可夸耀的，农业也很落后。除了贯穿非洲到亚洲的商道，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极其稀少。另外，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由耶路撒冷圣殿的僧侣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厚非，人民身强体健，经商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严重不平衡。少数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制度。所以，早期泰尔和西顿的政权就落入了巨富之手。穷苦百姓连起码的劳动权都被剥夺，从而变得冷淡和漠然。腓尼基最后重蹈迦太基的覆辙，毁在了鼠目寸光、自私贪婪的统治者手中。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不足。
公元前五世纪，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但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奇怪的是，就连这种现象也不是发生在本地，而是发生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在另一本书中，我对连通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著名岛屿桥梁进行了描述。在很古老的时代，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的商人就通过这些桥梁来到欧洲。他们既将亚洲的商品带到了欧洲，也把亚洲的思想传播到了欧洲，他们的登陆地点就在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爱奥尼亚。
这时离特洛伊战争还有几百年，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狭长山地，先后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其中以弗所、福西亚、厄里特赖和米利都最为著名。这些城市走向成功的条件最终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从而出现了很高级的文明，后世的其他文明最多可以与之并驾齐驱，但却从未超越。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是来自十多个民族中最活跃、最富有进取心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新旧世界之间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所创造的财富。
最后，殖民者组建的政府给予大多数自由人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没有提到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只经商的国家来说，气候的影响不大。无论是阴是晴，照样可以制造船只，货物也都可以卸舱，只要不是冷到港口封冻，只要城镇没有被洪水淹没，居民们就不会对每日的天气预测感兴趣。
爱奥尼亚的气候对知识阶层的发展十分有利，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是靠口述一代代相传的。城镇中的井台成了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在米利都，人们一年有三百五十天围坐在井台周围。爱奥尼亚那些早期的教授后来都成了科学发展的先驱，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当地良好的气候条件。
我们要说的第一个人——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一个背景不明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谋杀了家人，然后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利都。谁也不了解他的身世。他是皮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游牧民族还是闪米特人（用博学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
这表明，位于曼德尔河口的这座古城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国际中心。它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就像如今的纽约），因此人们只是凭外表来判断自己的邻居，对家庭根源并不深究。
这本书不是数学史，也不是哲学指南，因此无需在泰勒斯的思想上多加阐释，但要指出他对新思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种风气曾在爱奥尼亚十分流行。那时罗马还只是远方一座不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小商镇，犹太人还是亚述的俘虏，北欧和西欧还是一片充满鬼哭狼嚎的荒原。
为了弄清楚这种变化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必须明白自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的宝藏以来希腊所发生的变化。当时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依然是原始阶段的产物，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将生命视为一个漫长而光荣的竞技场，充满了刺激的角斗、田径以及所有我们如今热爱的竞技项目，我们现在如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埋头于日常工作，倒也愿意乐在其中。
这些血气方刚的武士与他们的神之间关系既坦率，又质朴，就像是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十世纪曾经统治过希腊人的世界，这些神的世俗色彩很浓，和普通人并无太大区别。人是何时何地与神分道扬镳的，其中的详细情况一直是个谜，从未有人将其搞清楚过。但高高在上的神对匍匐在地面的臣民所怀有的深厚情谊却从未间断，这种情谊一直带有亲切的色彩，使希腊人的宗教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希腊孩子都受过这样的教育，说宙斯是个蓄着长胡须的、非常强大的统治者，有时他会狂暴地呼风唤雨，打出闪电霹雳，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尽管孩子们在摇篮里就听别人讲过神灵的故事，但是等他们再长大一点，自己能读懂古老的传说时，就会开始思考这些可怕神灵的缺点。他们看到神灵变化成普通人，出现在愉快的家庭晚会上，像凡人一样，相互取笑，而且还像凡人一样就政治问题激烈争论，由于各有各的支持者，于是希腊凡间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在天国诸神之间引起轩然大波。
当然，尽管宙斯具有人类的弱点，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位法力强大的伟大天神，为了安全起见，谁都不敢触犯他。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的，在美国国会，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对这个词的含义非常清楚，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如果分寸得当，还是可以接近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有幽默感，并没有把自己或他的天国看得太重。
也许这并不是对宙斯的最好评价，但其中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古希腊，对真理和谬误从未有过条例森严的规定。由于没有现代概念中的“信条”，也没有严酷的教理和靠绞刑架推行教义的职业教士，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来修改符合自己需要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观念。
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附近的塞萨利人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远不如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偏僻村庄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自以为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直接保护，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不以为然。而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在宗教方面则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厌恶对待宗教的轻浮态度。福西斯的居民靠人们对德尔斐的朝圣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那块有利可图的圣地让他成为了接受朝拜的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口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都应该去向阿波罗表示敬意。
只信仰一个神是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犹太人当时都聚集在一座城市，势力日渐强大，这座城市最终击败了所有与之竞争的朝圣地，从而垄断宗教达千年之久，否则，独神论就不会形成。
在希腊，这样的条件并不具备。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失败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导致了毫无益处的长年内战。
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肯定会为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领域。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是“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是普通读物而已，从未被列入“圣书”的行列。这两本书讲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经历，当时人们总喜欢把他们认作是希腊人的祖先。这两本书汇集了一些宗教知识，因为天神们无一例外地在凡人的争吵中各助一方，对其他事情不管不顾，只顾着尽情欣赏在自己领域中发生的罕见搏杀。
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的著作是直接或间接地在宙斯或密涅瓦或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就。荷马史诗是文学史上的精品，在漫漫冬夜，它是伴人左右的优秀读物，还能激起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这就是所有的一切。
在充满求知气息和精神自由的气氛中，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上的呛人气味，奢华的东方绸缎点缀其间，生活优裕的人们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泰勒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他在希腊工作、学习，最后离世。米利都人一般都知道泰勒斯，就像纽约人熟悉爱因斯坦的大名一样。如果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被问的人会说，爱因斯坦是个留着长发、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人，他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并将其刊登在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真理瞬间即逝的光，最终推翻了（或者说至少是大大改变了）六千年以来形成的科学定论。但千百万随遇而安的纽约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只是在自己喜欢的击球手努力想推翻万有引力定律而受到阻碍时，才会想起还有数学这门学问。
古代史课本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敷衍地印上“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前546），现代科学的奠基人”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时《米利都报》上可能会出现的大字标题：“本地大学生发现了真正的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何时何地用什么方法另辟蹊径地超越了前人，我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凭空臆造的。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已经开始在许多新的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随时可供学者们研究用。
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在探索星空。
埃及的建筑师经过精心测算，把百万吨的花岗岩砌在了金字塔核心位置的小墓室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地研究了太阳的运动，能预测雨季、旱季，为农民提供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然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人依然认为，自然界的力量体现了神的意志。这些无形的神灵掌管着四季变化、行星运转和潮起潮落，就像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种看法。不过，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对此加以讨论。滨海的水果贩子看到日食，因为怪异的景象而恐惧地跪倒在地乞求宙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去告诉他们稍微了解天体运行规律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在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个时间会发生日食，米利都城会陷入几分钟的黑暗。
在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当天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人们认为，他们停止相互残杀是由于光线不足。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吕底亚的诸神在重演几年前著名的阿迦隆峡谷之战，是吕底亚人崇拜的神创造了奇迹，突然熄灭了天国的光芒，以便让他们支持的一方获胜。
泰勒斯达到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就是敢把一切自然现象看成是受“永恒法则”支配而产生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表现，而不是人们根据自己想象出来的神灵施加的影响。在他看来，那天下午就算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打架，或者哈利卡纳苏斯举行了一场婚宴，而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也会照样出现日食。
泰勒斯通过自己科学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而必然的规律，并做出了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即世间万物始于水，水似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许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
可惜，我们没有泰勒斯留下的手稿，那时他完全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儿学会了使用字母），但如今他的文稿片纸无存，我们对泰勒斯及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靠与他同时代著作中极其稀少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知一二。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地的人都有接触。对于早期大多数哲学家来说，这是普遍现象。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但对现实生活中的秘密却并不会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吃饭而吃饭”的观点一样贻害无穷。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凡是具有多种品质的人，无论好坏，还是不好不坏，都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尺度。因此，他们在空闲时间不会先入为主进行想象，而是耐心地研究人这种难以捉摸的动物的本来面目。
这样，他们就能与其他人保持密切关系，扩大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向邻居传道，并向人们指出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要好得多。
他们极少提出清规戒律以限制人们的活动。
但是，他们以自身作为榜样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寄托着一切幸福的心灵安宁。就这样，哲学家在自己的周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以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能在普遍被认为是神的领域里去探险。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之一，泰勒斯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分解得支离破碎，分别研究了每一个细微的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提出公开的疑问，但人们还是容许他平静地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当时即使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做出解释，如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了。
一旦泰勒斯指明了道路的方向，无数追随者便紧随其后。
比如阿那克萨哥拉，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克拉佐曼纳来到雅典，随后几年，他一直在希腊的几座城市里当“诡辩家”或私人教师。他对天文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普遍认为的那种由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大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给他带来祸端，他也没有因此遭受天神的雷击。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遍布山脉和峡谷。最后他甚至暗示说，世间有一种“原物质”，是万物的起源，也是万物的归宿，亘古以来就存在了。
但是，像他之后的许多科学家一样，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谈论的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离地球很遥远，希腊百姓并不在乎哲学家怎样称呼它们。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世间万物的不断产生和发展都来源于某种“原物质”，毫无疑问，人们觉得他的言论太过牵强。他的断言与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背道而驰。传说两位天神在大洪水后投下石子，变出无数男女，让人类在世界重新繁衍。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时就听到过这个传说，因此，否认最神圣传说的真实性会极大地危害现有社会的安宁，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所以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对象。
假如当时正处于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早期阶段，雅典城邦的统治者们还会竭力保护一名宣扬不受欢迎学说的老师，使他免受目不识丁的雅典农民的愚蠢迫害。但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个人自由早已不同。而且，当时备受冷落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治阿那克萨哥拉的罪提供了便利，同时掀起了一场反对雅典城老独裁统治者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狄俄菲忒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议通过了一条法律。法律要求对所有不相信现有宗教并对神圣理念持有不同见解的人立即治罪。根据这条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狱。不过，最后城邦中的开明势力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一笔数目很小的罚款便获释出狱。他迁居到小亚细亚的兰普萨库斯，在那里颐养天年，享尽美誉，到公元前428年才与世长辞。
阿那克萨哥拉一案表明，官方试图压制科学理论的发展纯属徒劳无功。虽然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后，一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注意到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传授给了阿布·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通常称阿威罗伊），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还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自己的观察相结合，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书穿越比利牛斯山，被及时地运送到了巴黎和博洛尼亚。在那里，这些书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对书中的观点全盘接受，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级书籍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人们眼里就像乘法表一样有益无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接受审判之后差不多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们被获准可以讲授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有所出入的学说。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一位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爱奥尼亚殖民地阿夫季拉村。这个地区因为是“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曾提出过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社会。”因此，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受到治安人员的监视。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研究，最后宣布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生命转瞬即逝，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探究神是否存在上，应该用全部精力来使生活更加美满快乐。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必然会震惊那些忠实的信徒，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辩论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而且，这一学说产生的时候正值雅典和斯巴达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民经历了许多失败和疾病的折磨，已经极度绝望。很明显，这时对神的超凡能力提出质疑，激起神的怒火，显然不合时宜。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同时被勒令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
本来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虽然是科学家，却对科学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跑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失事了。他可能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迫害的另一个人是狄雅戈拉斯。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个青年作家。因为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神的帮助，他便对神心怀不满。他默默地苦思冥想了很久，最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四处奔走，大肆诋毁受希腊北部敬仰的圣仪礼。他的胆大妄为让他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这个可怜虫竟然找到机会得以逃脱。他逃到科林斯继续诅咒奥林匹斯诸神，最后他因为肝火太旺而死去。
希腊人不容其他学说的偏见愈演愈烈，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冤死苏格拉底一案，历史对此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没有改变，说古代雅典人的心胸并不比后人宽广多少，人们就必然会拿出苏格拉底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力证。但在今天，经过对该案十分细致的研究，我们对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位才华横溢，但常常触犯众怒的演说家对公元前五世纪盛行于古希腊各地的自由思想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时的普通人仍然坚信天神的存在，苏格拉底便把自己说成是天神的唯一代言人。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但人们完全清楚他对周围人坚信天神的理念持否定态度，对传统秩序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权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地将其作为加罪之辞）实际上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关系。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子女众多，收入微薄。因此他小时候没钱念正规学校，因为当时大多数哲学家都很现实，讲授一门课经常索取两千元的报酬。另外，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断培养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要拯救灵魂，不一定要认识彗星和行星的自然规律。
然而，这位鼻梁塌陷、衣衫褴褛的朴实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辩论，晚上则耐心倾听妻子的唠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看作是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小事）。苏格拉底多次参加战争和远征，是个可敬的老兵。他还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同时代的许多教师中，只有他因为信仰被判处死刑。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时雅典的政治情况，苏格拉底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以至于推动了人类知识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苏格拉底在他的一生中（他被处死时已年逾七旬），竭力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时光，浪费过多的时间在空虚的欢乐和徒劳的胜利上，白白挥霍了伟大而神秘的神赐与恩典，只求几个小时的虚荣和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使命，从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束缚，比普罗塔哥拉走得更远。普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终极尺度；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人类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慷慨陈词（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不乏精通文墨者），他的演讲，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持同情态度，都是一场鼓舞人心、通俗易懂的精彩演讲。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继续说：“如果一个人问心无愧，有自己的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可，没有金钱、家庭，甚至没有住所，他也会取得成功。但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并且不受官方的干涉。”
遗憾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演讲。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及主人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便一直处在激烈斗争的状态。苏格拉底是个温和派，他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寻找折中方案去满足有理智人士的愿望。这自然使他在任何一方都不受欢迎，只是因为那时双方势均力敌，还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纯粹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希腊，并赶跑了贵族，苏格拉底也就注定要倒霉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此事，建议苏格拉底趁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明智之举。
苏格拉底的朋友多，但敌人也不少。他充当“口头评论家”长达大半个世纪，是个聪明绝顶的大忙人。他的爱好是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之栋梁的人的伪装和文化骗术曝光。结果，他的名字在希腊东部家喻户晓。他早晨谈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晓了。不少关于他的戏剧开始上演。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的人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都了如指掌。
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比如那位出名的粮食贩子，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为熟悉神的旨意而在针对苏格拉底的起诉中最为卖力）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做重大贡献，为城市清除“知识界”中所谓的高度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们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然施展辩论才能，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释放他。他们建议，苏格拉底只要放弃辩论、争吵、说教等恶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没完没了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得到赦免。
但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不行！”他喊道，“只要我良知不灭，只要我微弱的心声还在催我向前，还让我给人们指出真理的方向，我就会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释我的理论，绝不顾虑任何后果。”
法庭别无选择，只能判处这个囚犯死刑。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一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尚未返航，雅典法律规定，在这期间不准行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在囚牢里平静地待着，琢磨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想离世而去。直到临刑前，他还在和朋友们交谈，尽量将自己的真知灼见传授给他们，劝他们不要把心思放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用在精神世界里。
然后他喝下毒药，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安息而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公众的极度愤怒吓破了胆，明智地避开之前经常去的活动场所。
不过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时，便又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
与此同时，雅典也在苦熬之中。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完全是体力击败智力的胜利。不用说，好景肯定不长。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流芳后世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宝库做过任何贡献（只有军事战术方面是例外，这些战术至今在足球比赛里依然被使用）。斯巴达人认为，敌人的围墙已被推倒，雅典的舰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智慧从未消失。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十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将再度率领联合舰队出战了。
虽然伯里克利的努力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像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让孩子接受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有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学校，家长也会感到受宠若惊。
现代人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非常难，在当时，生存问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作为一切异教文明死敌的基督教的影响下，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非常不道德的人。他们随意崇拜天神，剩下的时间大摆筵席，喝掉整桶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甜言蜜语。只是为了调剂生活，就奔赴战场，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契亚人。
当然，无论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商人和战争贩子数量很多，罗马的数量可能更多一些。他们对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不屑一顾，一心敛财。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在社会中备受尊重，被推崇为当时文明的化身。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别墅，他曾经帮罗马皇帝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起了一座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看着这一切的废墟，我不禁摇头叹息：“实在是太腐败了。”
接着我们坐下来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他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的家仆。然而读了他的书，我们却觉得是在与一个古今少有的高尚而热情的灵魂交流。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随意评论，但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在时代的典型代表，和朝中小人埃罗菲罗迪特斯一样具有代表性。两千年前人们追求圣洁，如今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那时的圣洁与今天的截然不同，当时的概念基本是欧洲思想的产物，与东方毫不相干。但是，我们的祖先，所谓的“野蛮人”，把圣洁视为他们最崇高的理想，他们慢慢发展出了一种生活哲理，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如果我们以为心地善良、衣食俭朴、身体健康、收入合适便可以保证生活幸福美满，那么，也不妨认可他们的哲理。他们对灵魂的归宿不太感兴趣，只认为自己是一种具有智慧的特殊动物，可以俯视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他们平时谈及天神，但那只相当于我们如今经常使用的“原子”“电子”“乙醚”一类的词汇。他们认为，万物的起源必须有名称。因此，爱比克泰德说宙斯只是一个未知数，就像欧几里得在解题时用的x和y一样，含义可大可小。
生活是这些人最感兴趣的东西，其次便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按照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推理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时他们热衷于建立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并因此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人非圣贤。但柏拉图是古代众多学者中唯一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鼓吹不宽容学说的人。
众所周知，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是传播苏格拉底思想的实际执行者。
他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思考过的一切，编成了对话录，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编纂工作完成后，他便开始对老师理论中的一些晦涩模糊的观点进行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文章。最后，他开了许多课，使雅典人有关正义和真理的观念越过希腊边界，向四面八方传播。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全心全意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与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充满了离奇与危险，他东奔西走，不辞辛苦，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舒适花园中的座椅，而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
柏拉图世家出身，拥有足以自立的财富，让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足以让他过上好日子的财产。
最后，他有雄辩之才，任何获准在柏拉图学园听他授课的人，哪怕只听过几次讲课，都会心甘情愿，不辞辛劳来到爱琴海聆听教诲。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喜欢户外运动，是一名摔跤和田径运动的能手，却又从未在比赛中获得过名次。他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去国外旅行上，像他的外祖父（著名的索伦）一样，柏拉图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短暂访问。不过回国后，他就再也没远行过，而是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自己花园的树荫下讲授他的学说长达五十年，“柏拉图学园”因此而得名。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实，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坚信人类在逐步进化。他教导学生说，人的生命逐渐从低级向高级过渡，世界从美好的人逐渐发展出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显得十分在理，但当柏拉图努力把想法变成具体原则，并为他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公正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结果对其他因素都视而不见。空想乌托邦国的建设者认为，他主张的“理想国是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怪的联合体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反映了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稳定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自在，喜欢出入政治圈，并且极不信任下层社会的人，唯恐忘记自己的“地位”，希望分享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过，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享有盛誉。在这些学者手里，举世闻名的《理想国》成为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强大武器。
这些饱学之士故意要忘记，柏拉图理论形成的背景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毫不相同。
比如，按照基督教教义，柏拉图根本算不上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崇拜神明的做法深恶痛绝，把他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巴佬，粗俗不堪。他对特洛伊战争编年史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深感耻辱。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年复一年地坐在橄榄树下沉思，对家乡各个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渐感愤怒，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他开始相信，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信奉某种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理想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状态。于是他坚持认为，模范社会的立法机构应该为所有公民制定出行为规则，而且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必须服从，违者必将受到惩罚，或处决，或监禁，或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是对不久前苏格拉底曾为之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柏拉图的本意也是如此。
并不难看出这种世界观转变的原因。苏格拉底来自普通民众，而柏拉图却害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令人厌恶的丑陋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当然，他也清楚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各城邦各自为政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成为过去。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来临，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会并入辽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岸。
然而，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自由独立的城邦尚未落入征服者铁腕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衰败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他的著作成了智慧的温泉，随后的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绞尽脑汁，便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汲取丰盛的智慧。
18岁时，亚里士多德离开了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学习。毕业后，他周游各地讲学。直到公元前336年，他才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这里后来成为著名的吕克昂学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内多建学校，那时，雅典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镇地位。大批精力旺盛的市民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其他南部和西部的城市。剩下的都是些穷人和懒汉，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顽固保守派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添砖加瓦，又促成了它的衰败。他们不赞成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几年以后，他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公开讲授仍然不为人们接受，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学说。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指责，低声咒骂，认为这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亵渎信仰的场所。
如果这些守旧派一意孤行，就会迫使这位门生远走他乡，但是他们选择明智地克制。因为，柏拉图的这位名徒虽然两眼近视，但是一位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的绅士，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非找几个雇来的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国王御医之子，和王子们一起接受教育。另外，他刚一完成学业，就被任命为王子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这样，他赢得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而且，在亚历山大前往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亚里士多德也是格外关照，唯恐有人伤害了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然而，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重蹈覆辙。像柏拉图那样，他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厌恶政府的民主形式，怀疑普通百姓的自治能力。他看到雅典人突然发怒，赶跑了马其顿的守卫部队，于是他便穿过埃维亚湾，来到卡尔希斯。几个月后，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并惩罚了叛乱，而亚里士多德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人世。
由于时间久远，要想找出指责亚里士多德对神不忠的事实背景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一般来说，在一个充斥着业余演说家的国度，他们的活动必然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邪说，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的实力派不屑一顾的态度。
不过，这并不重要。
各城邦各自为政的日子即将结束。
不久之后，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从此变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争执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某些为了方便而设立的政治原则提出质问，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远古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靠的就是这些原则。
但西塞罗同时代人的思想同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宽容建立在某些理念之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几个世纪实践和思考才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则认为，他们用不着在这方面进行探讨。他们对探究毫无兴趣，而且还引以为荣。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更感兴趣。他们注重行动，看不起高谈阔论。
假如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古老的橄榄树下，讨论统治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就会引起罗马人的注意。至于哲学讨论，连同歌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丘比特发慈悲创造了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去摆弄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于关注的东西。
罗马人要集中精力管理好不断扩大的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来保卫边疆行省，巡察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力气，在数以千计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维持和平。
当然，荣誉的桂冠毕竟还是要给无愧于该称号的人。
罗马人努力工作，创建了一套完善的统治系统，时至今日，这个系统依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示服从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他们可以信仰一个神，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甚至崇拜供奉有各种各样神的庙宇，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宗教，在这个世界级的大帝国里，所有人都必须永远记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不折不扣地实践着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容如待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邻居或自己大门内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尔认为自己信仰的神遭到亵渎，也不必向法官讨个说法，正如提比略皇帝在一次重大纪念活动上说的那样：“若诸神要求惩罚亵渎神明之人，诸神自会处理。”
靠这样一句随意的安慰之言，法庭就拒绝受理所有这类案件，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拿来对簿公堂。
如果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他们有权继续信仰自己的神，并在哥罗西镇建造自己的庙宇。同样，哥罗西人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区居住时，他们也一定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超然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在拉丁姆地区之外的野蛮部落都同样蔑视。这么说也许正确，我拿捏不准。但是，五百年来，宗教上的全面宽容一直在欧洲、亚洲、非洲的文明和半文明的绝大部分地区盛行。罗马人发明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创造最大的实际成果。
在很多人看来，太平盛世似乎已经到来，彼此宽容的情况将永远延续下去。
但没有东西可以永存，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就是如此。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身。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留在了无数战场上。
五百年来，罗马帝国有多少社会精英把才华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延伸到里海的庞大殖民帝国中。
最后，恶果到来。
仅以一城邦之力统治整个世界，这个勉为其难的事业拖垮了罗马人。
然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罗马人厌倦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拥有了曾经希望拥有的住房、游艇和马车。
他们亦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天下佳酿，踏遍东南西北，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各色美女，他们的图书馆有世界上所有的藏书，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漂亮的画。他们用餐时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孩子们有最好的老师，老师也教授了最有用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味同嚼蜡，所有的图书都变得枯燥乏味，所有的美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了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选择一个体面的机会抽身而去。
只剩下一种安慰的办法！那就是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臆想。
然而，旧神已经死去，聪明的罗马人不会轻信那些儿歌中所唱的丘比特和密涅瓦的故事。
于是，伊壁鸠鲁派、斯多噶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应运而生，这些学派宣扬仁爱、克己、无私和奉献。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芝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在街头书店都能找到，在书里他们的观点引人入胜。
从长远来看，这种纯理性的学说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他们开始寻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因此，纯哲学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意义的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很浓的宗教）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基本都属于上层社会，早已长期享有优秀的希腊老师对他们个别授课带来的好处。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一钱不值。他们的思维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许多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编造出来的幼稚产物。但是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不能否认神的存在。
因此，他们采纳了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崇敬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背地里却把真正的安逸与幸福寄托在某个神秘宗教之上。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这种神秘的宗教组织在台伯河畔的古城中受到了真心实意的欢迎。
我前面用的“神秘”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受到启示的”人的集会，这群人为了不把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教会的真正成员才知道这些秘密，这种秘密就像大学兄弟会的咒符和“海鼠独立教”的咒语一样，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公元一世纪，神秘教会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是一种宗派，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不严谨）离开长老教会，加入了基督教科学教会，便会告诉邻居说他去参加“另一个神秘教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词汇，在当时还无人知晓。
如果你恰好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明白罗马发生了什么，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任何报纸都行。你会看到四五栏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的教旨和新秘密教会的公告，这些公告旨在给人们提供健康、富有和灵魂得到永恒拯救的希望。罗马和我们的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外来和本地的宗教。因为它与世界各地联系紧密，所以这种情况不能避免。弗里吉亚人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了对自然女神西布莉的崇拜，并把西布莉尊为所有天神之母。他们对神母的崇拜形式往往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肆意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罗马当局不得不强迫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法律，禁止大肆宣传鼓励在公众场合喝得酩酊大醉以及出现其他丑行的宗教信仰。
埃及是一块充满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它创造了六个奇怪的天神，俄赛利斯、塞拉皮斯和伊希斯这些神的名字在罗马时代就像阿波罗、得墨忒耳和赫耳墨斯一样为人熟知。
至于希腊人，几个世纪前，他们就创造出抽象真理和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规则。现在，他们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人提供了闻名的阿提斯、狄俄尼索斯、俄尔普斯和阿多尼斯的神秘教会。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明中没有一个是不值得怀疑的，但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
一千年来，腓尼基商人频繁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信奉的最高神太阳神巴尔（耶和华的大敌）和他的妻子阿斯塔特女神。所罗门在老年时期为这个奇怪的女神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个祭坛，这使他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最高神位的长期苦战中，被迦太基城官方选定为该城的保护神。最后，她在亚洲和非洲的庙宇都被毁灭之后，又被引入欧洲，以备受尊敬的基督教圣徒身份再次出现。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另一个神，他誉满全军。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头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有他的破碎雕像。
这就是伟大的米特拉神。
据我们所知，米特拉原来是亚洲古代管理光、空气和真理的神，在我们祖先来到里海占据这块牧草肥沃的低地平原时，就开始膜拜米特拉。人类在山峰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成了人们所知的欧洲。在我们祖先眼里，米特拉是一切善的创造者，他们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得以施展权力，完全靠的是米特拉的恩赐。米特拉终日被天火环绕，有时他会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职的当权者身上，作为恩赐的象征。虽然米特拉早已不在，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起，圣人头上的光环提醒我们，崇拜米特拉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基督教问世的一千年前就开始了。
尽管米特拉长期深得人们的崇拜，但要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相当困难，造成这种结果是有原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非常痛恨米特拉神话，远超过对普通神话的痛恨。他们明白这个印度神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因此，他们竭尽所能要毁掉一切能让人们想起他的东西。他们做得很成功，所有米特拉的庙宇都荡然无存。就像今日美以美教派[2]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这个宗教在罗马盛行了五百年之久，但历史记载却没有保留下来。
不过，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不可能彻底夷平建筑物，人们通过搜索一些废墟和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现在，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代表的对象，我们都掌握了相当精确的资料。
米特拉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特拉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诞生。他一睡进摇篮，附近的几个牧羊人就过来膜拜，还送礼物哄他开心。
米特拉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各种各样怪异的冒险，其中很多故事让我们联想到大受希腊孩子们欢迎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事迹，不过，赫拉克勒斯生性残暴，而米特拉总是在做善事。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进行摔跤比赛，战胜了太阳神。虽然他胜了，却慷慨大度，和太阳神成了手足兄弟，以致人们常常将他们两人混淆。
当万恶之神引发干旱要毁灭整个人类之时，米特拉向一块岩石射出一箭，顿时水如泉涌，干裂的土地得到滋润。阿赫里曼（罪恶之神的名字）又想引发洪水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米特拉闻讯后，便警告了一个人，让他造一只大船，载上亲属和家畜，把人类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米特拉直到最后都在尽力从人类各种愚蠢的行为中拯救世界。他被带入天国，永远地成为了正义和公正的主宰。
希望加入崇拜米特拉行列的人就必须通过一种仪式，吃一些面包和酒做的圣餐，来纪念米特拉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吃过的著名晚餐。另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圣水盆的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完全消失了。
一旦成为米特拉的信徒，所有人一律平等。他们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齐唱一首圣歌，一同参加每年12月25日纪念米特拉生日的节日聚会。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什么都不做，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现在，我们称这一天为星期天。这些信徒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最后复活之日的到来，届时好人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丢进永不熄灭的烈火之中。
这些形形色色的神秘教会取得了成功，罗马士兵普遍崇拜米特拉，这说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都在寻找能够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东西。
到了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一条小船离开了腓尼基，向前往欧洲陆路通道起点的佩尔吉城行驶，船上有两个没带什么行李的乘客。
他们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拿的是罗马护照，通晓犹太族人之外的世界。
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开始了。
基督教踏上了征服世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