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早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人们一旦发现世界末日并非迫在眉睫，耶稣受难后的审判日也不会接踵而至，基督教还要在饱含热泪中继续挣扎，于是他们觉得需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最初，基督徒都是（由于全是犹太人）在犹太教堂聚会。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摩擦，非犹太人要到能容纳所有虔诚的信徒和好奇的人的空房子里集会，如果找不到这种房子，他们就干脆露天或在废弃的采石场集会。
聚会一开始在安息日，即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冲突的加剧，非犹太基督徒便废除了星期六安息日的惯例，喜欢在死者复活的星期日聚会。
但是，这些庄严的仪式一开始就体现出其普遍性和感情化的特点。没有固定的讲经和训诫，没有专职的布道教士，所有男女信徒只要感到被圣火召唤，都可以在聚会时站出来剖白内心的感应。如果相信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教友们“口口相传的布道”曾经让这位伟大的信徒忧虑未来。因为大多数教友只是普通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即兴布道的虔诚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常常一激动就像疯子一样口出狂言。教会虽然能承受住宗教迫害，但面对荒唐之事却一筹莫展。因此，保罗和彼得及其继承者们不得不努力建立一种有秩序的机制，来消除人们急于宣泄的情感和宗教狂热引发的混乱。
一开始，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固定化的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性格格不入。最后人们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按照一定的仪式进行聚会。
聚会从朗诵旧约中的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的信徒谱写的颂歌。
唯一固定化的演讲是那篇耶稣总结了他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布道完全是自发的，只有那些有话可说的人才能登台布道。
但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总是对秘密团体怀有戒心的治安人员开始过问了，因此必须推选出一些人代表基督徒处理世俗问题。保罗曾高度评价过领导者的作用。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教会小团体比作汹涌波涛中的小船，要想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求生，就必须得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聚集在一起，选出虔诚的男女祭司。他们是整个教团的“仆人”，责任是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主要考虑的事情），管理好教团的财产以及处理日常琐事。
后来，基督教信徒人数有增无减，业余祭司的管理工作变得复杂不堪，这时需要有专职的祭司，于是几位“老者”被推举出来担当此任。希腊语称这些人为“长老”，按我们的说法就是“牧师”。
许多年后，很多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推出统一的治理政策变得势在必行。人们选出了“监督者”（主教）管理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罗马帝国的各大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俄克、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城港和雅典，他们都是掌管大权的人物，几乎与行省的军政总督同等重要。
当然，刚开始时，掌管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那片地区的主教最受尊重。但在耶路撒冷被毁，期待世界末日和犹太复国的一代人不复存在以后，那位可怜的老主教在那片废墟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来的特权。
他作为虔诚信徒首领的位置自然而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的地方，他便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他主教一样，也被称作“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最常见的称呼，以表示对他们的热爱和尊敬。在以后的数个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几乎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关联。每当提到“圣父”，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即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无需再加上“美国”一词来做定语，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而不是指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们所压制。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凯撒的继任者们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家园。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这就是拜占庭。它是因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他曾经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不久从这里登陆。拜占庭坐落在分割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地处黑海到地中海的商业要冲，控制着几大城市，在商业上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经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而拼个你死我活。
然而在亚历山大城时代以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被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不断积累，拜占庭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因此它被选中做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丢下，任凭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肆意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人去楼空，看到政府部门陆续搬迁到博斯普鲁斯的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于是他们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
但历史往往是此失彼得。皇帝们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城中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荣耀王座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继承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个独立自主的大好机会。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最博学的人，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是某种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不用着急，而是徐徐图之，敢于抓住机会。他们不像其他人因为操之过急的压力而匆忙决断，最后犯下大错以失败告终。
不过最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有一个目的，且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向这个目标前进。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思想理念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加强上帝意志在凡间的代表——基督教的权力。
随后一千年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奋斗是有巨大成效的。
当时野蛮人的部落横扫欧洲大陆，摧毁了一切，罗马帝国的城墙纷纷倒塌，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机构如垃圾般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只有基督教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岿然不动。
不管怎样，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基督教虽然出于马厩，却在宫殿中结束。它本是以一种抗议统治机制的形式起家，结果，自封为人与神之间联系人的神父规劝普通人做到无条件地顺从。基督教本来是一个变革性的组织，但经过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成了一个新的超级神权政治集团。相比之下，古老的犹太国家，反而成了幸福快乐的人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却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让我为大家细细道来。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竞技场看看，在四面漏风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片空地，在这里，数千名基督徒殉教倒下，成为罗马不宽容的牺牲品。
虽然确有几次对新宗教信徒迫害的事例，但这与宗教的不宽容无关。
迫害全是因为政治的不宽容。
基督徒作为宗教派别的成员，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绝服兵役，甚至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在家鼓吹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这样的基督徒被看作是国家的敌人，受到了敌人才会遭受的惩罚。
基督徒按照自己觉得神圣的信条行事，但罗马的司法系统很清楚他们这一套，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法则，可法官大人却迷惑不解，听得糊里糊涂。
罗马的法官毕竟是凡人，他突然应召前去审判那些人，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只是琐碎之事，让他不知所措。丰富的经验告诉他，不要卷入神学争论的问题。他还记得许多皇帝诏令告诫官吏，在对付新教派时要懂得圆滑老练，于是他努力说理。但当全部争论集中到原则问题的时候，诉诸逻辑就不起作用了。
最后，这位法官面临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维护国家最高权力这种绝对不够格的理由？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在死亡之后才开始，还为能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的快乐而兴高采烈地欢呼，所以监狱和折磨对他们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于是政府和基督徒之间漫长、痛苦、断断续续的冲突爆发了。我们没有官方的全部死亡人数资料。公元三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按照他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但是，在仔细研究早期圣徒的生平时，就会发现许多血淋淋的事件。我们不禁纳闷，一个屡遭残酷迫害的宗教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不论我拿出多少数据，终究会有人指控我是有偏见的骗子。因此我要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乌斯皇帝（249—251）和瓦莱利安（253—260）皇帝的生平，便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迫害最残酷时代的罗马专制的真实特点。
另外，如果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皇帝这样英明开放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徒臣民的问题上并无成效，那么罗马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吏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无名小吏们要么对政府不忠，要么就得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违反了或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障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并没有被对异教臣民虚情假意的伤感拖住，而是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抱怨说异教偶像阴影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请求格霍希恩皇帝将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朱利叶斯·凯撒建立的宫殿里长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被拆除了。几名元老曾经表示反对，但无济于事，那只会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流放。
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西马库斯撰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函，他在其中竭力建议采取折中的选择。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徒邻居不能和平相处？我们抬头仰望的是同样的星辰，走在同一块土地上，同在一片苍天之下。为了探求真理，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非常深奥。要找到答案，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会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认识到这个道理的人，也并非只有他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的传统正在受到威胁。在罗马胜利女神像被拆除的同时，已经在拜占庭避难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这场争执引起了一场以宽容为主题，世间闻所未闻的最为深奥的讨论。哲学家忒弥修斯是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他依然忠于祖先信奉的神灵，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其中一方时，忒弥修斯觉得自己必须提醒皇帝履行自己的真正职责。
忒弥修斯说：“有一片领域，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的领域。在这片领域内，强制只能在欺诈的基础上产生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最好容忍各种信仰，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民众之间的冲突。而且宽容是一种神圣之道，神本身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只有神能够辨明人类用来理解天道玄机的方法，神欣赏各种崇拜他的形式，他喜欢基督徒的形式，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形式。”
这的确是真知灼见，但别人充耳不闻。
古代世界连同其思想和理想一起死去，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不会成功。生活意味着进步，而进步意味着磨难。社会的旧秩序正迅速瓦解，军队充斥着外国雇佣兵这样的乌合之众。边远省份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他边境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灾难终于发生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都在为国献身，如今他们发现上升渠道除了一条以外都被堵死，这条路就是加入教会。西班牙的基督教主教可以行使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中的作家只要全心全意地做神学研究，就能赢得广泛的读者，当上基督教的外交官，假如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的王宫中代表罗马教皇发声，或愿意冒险深入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的腹地去赢得野蛮人首领的好感，他们就一定会平步青云。最后，要是当了基督教的财务总管，就有希望掌管可以让人大发横财的产业，那些产业曾使拉特兰宫的主人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家。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看到了本质上相同的情况，到1914年，野心勃勃、不靠体力劳动为生的欧洲青年人几乎都进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与海军中为官。他们供职于司法机构的关键部门或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和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期望变得富有，但他们出任公职给他们带来了极佳的声誉，只要能发挥一定的聪明才智并做到勤劳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老有所成。
接着，战争爆发。它将社会中的封建残余一扫而光，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前的一些官员已经年迈，难以改变一生的习惯，于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离世而去。但绝大多数人都面对现实，他们从小接受教育，鄙视商人的职业。或许做生意为人所不齿，但人们总得在办公室和破房子之间做出选择。为了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来说总是少数。因而在大动乱后没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在做十年前不愿意碰的工作。此外，由于大多数人家世代都从事行政工作，习惯发号施令，因此在新的职业中总能发展得比较顺利，比预想的更为幸福和富有。
经商在今天的情形正是一千六百年前教会繁荣昌盛的写照。
这些年轻人会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勒斯、罗慕路斯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和一个普通牧师的教诲并非易事；但这个普通的牧师和努力的儿子却给予这些把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勒斯、罗慕路斯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因此，如果双方都够聪明（也很可能是这样），很快就会学会欣赏彼此的长处，各取所需。因为历史有一条奇怪的法则——越容易变化的往往越一成不变。
有史以来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的聪明人来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人去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称，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服从，这就是帝国、教会、骑士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和无产阶级。但是，驾驭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和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和华盛顿，都是一样的，而且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它常常以奇怪的形式或伪装来体现自己的存在，它不止一次穿着卑贱的外衣，高喊自己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以及自己希望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愿望。但是在美丽的外衣之下却一直隐藏着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感到恼怒。他们骂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他们总把历史当作美好的神话，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一门科学，要服从于支配宇宙的铁律时，便大惊不已。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表的运用。
我奉劝他们还是遵从规律。
因为只有这样，有朝一日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际的价值，才能避免让人们与那些歧视别的民族的人、不宽容别的部落的人和从愚弄大部分人中得利的人同流合污。
假如谁要是对此表示怀疑，就请看看我在前几章中所写的这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吧。
再请他研究一下最初的四百年中基督教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无一例外，这些人都出身于古老的异教徒阶层，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求学，只是必须要选择职业时才进入教会。当然其中有些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诚心诚意地接受基督的圣言，但大多数人都改变了初衷，从追求现实世界的主人转变为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跟随后者，发展的机会是无限大的。
基督教本身是英明而充满智慧的，因而并不过多地探究新的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皈依上帝，只是认真地满足不同人的不同要求。有些人向往现实世界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在政商领域大显身手。对于容易感情用事的人，教会会提供机会让他们逃离拥挤不堪的城市，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宁静中思考现世的罪恶，追寻那种实现灵魂永恒幸福所必须具备的个人圣洁。
这种信奉上帝与冥思沉想的生活一开始是很简单的。
在教会创立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一些松散的约束。但当教会继承了帝国的权力，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遍及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等地区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这种隐居避世的生活机会便减少了。当所有真正的基督徒把时间花在行善和祈祷时，许多善男信女开始追忆“美好的过去”。为了追寻幸福，他们想人为地创造一些条件，再现历史上自然发展的情况。
这场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几千年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实可靠的突击部队。
这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诧。
靠近地中海东岸的国家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那里的人民已经疲惫不堪。仅在埃及，自从尼罗河河谷第一批居民出现以来，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消彼长，循环往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富饶平原上情况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和人类努力的徒劳都能在路旁成千上万间庙宇和宫殿的废墟中找到。欧洲年轻一代接受基督教，是因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能重新焕发他们的精力和热情。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却对自己的宗教生活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摆脱现世生活诅咒的希望。因为他们怀着对死亡欢欣一刻的期望，逃离记忆中阴森的囚房，从而能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他们的天神做伴，将现实置之脑后。
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改革似乎总是特别能吸引到军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残酷和恐怖。而且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便一事无成。在基督教战争中，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大帝军队中的一名队长，他第一个将精神上的迷途者组织成一个简单团体，这位曾在君士坦丁皇帝麾下的军队中当过士兵的人名叫帕肖米厄斯，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加入了由一小撮隐士组成的小团体，团体由一个叫安东尼的人领导。但隐居生活往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出现某些可悲的、过分虔诚的表现，比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度日（这给异教徒徒增笑料，而真正的信仰者却在承受痛苦），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为这个运动选择一个更为现实的基础，他成了宗教秩序最早的创始人。在那之后（四世纪中叶），隐士们居住在一起，都服从同一个领导人，并称他为“最高统帅”，这位统帅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还将无数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346年。在此之前，他建立修道院的思想已经被亚历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无数的人利用这个机会逃离尘世，远离它的邪恶和步步紧逼的债主。
但是欧洲的气候和民族的本性迫使创始人必须将原有的计划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滋味不像在尼罗河谷中那样容易忍受。另外，西方人的思想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肮脏污秽不但不会启迪他们，反而受到了他们的极度鄙视。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教会早期尽心尽力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身体瘦弱的狂热信徒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难道寡妇、孤儿和病人就从中受益了吗？”
因此，西方的思想沿着更加合理的思路，坚持要改革修道院体系，这次改革要归功于住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位努尔西亚小镇的人。他叫本尼迪克特，人们称其为圣徒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让他这个基督徒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所以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一座尼禄皇帝曾经住过的古老乡间行宫里。
他在那隐居了三年，他品德高尚的盛名传遍了乡间。愿意接近他的人越来越多，多到足够建立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之后告别了地窖，成为欧洲修道制度的创始人。他首先起草了一部宗教法典，字里行间流露出本尼迪克特的罗马血统。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修道士不可能过上悠闲的生活，除去祈祷和深思之外，他们还要下地劳动。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的修道士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做有用的公民。他们在这项工作上干得很出色，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本尼迪克特的修道院在教育上独树一帜，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修道院都在教导杰出青年。
作为报酬，修道士们可以丰衣足食，拥有床铺，在不干活不祈祷时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修道士不能只是逃避尘世，为灵魂升天做准备的凡人，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通过漫长而痛苦的修行，赢得了新的尊严，从而在传播天国王朝的权力和荣耀中起到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不过为了不使圣徒们的工作成果化为乌有，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的支持。于是修道士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深入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罗斯和遥远冰岛的不毛之地，开始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到这些遥远的土地上，在此之前，对大多数当地人来说文明只是道听途说。
整个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利用这种方法激发了人类的各种精神力量。
这位务实的教皇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不同，就像那些梦想在寂静的丛林中寻找幸福的人一样。计划不容失败，努力也不能白费，结果教皇的权力迅速增长。很快，就连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屈尊体察这些自称为基督仆人的臣民的意愿，那王位也将不稳。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有其实际原因，绝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宗教狂热心血来潮的结果。
最后迫害基督徒的事件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时代。
奇怪的是，在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戴克里先并不是最坏的一个，可他却和其他统治者一样受到了同样的非难，尽管他可以说连最基础的经济常识都一窍不通。
戴克里先发现自己的帝国即将崩溃。他一生戎马，因此认为帝国的致命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中，这个体制把守卫外围地区的任务交给了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巴佬，他们竟然将白菜和胡萝卜卖给那些应该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克里先要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是不可能的，为解燃眉之急，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的野战部队。这支军队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旦帝国有入侵者，他们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但就像所有军事上的好点子一样需要庞大的开销，这笔资金需通过赋税，由国内的人民掏腰包。正如预料的一样，这种做法引得群情激愤，人民高呼继续缴税就要囊空如洗。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其意，并把只有刽子手才有的权力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臣民不再愿意辛苦一年到头来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抛弃家园、家人和牲畜，纷纷涌到城里或四处流浪。可皇帝陛下依然不肯罢休，又颁布了一道用以解决困难的诏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完全堕落成东方的专制主义国家。他大笔一挥，就让所有政府机构、手工业和商业成为了世袭职业，也就是说，官员之子不管是否愿意都注定为官，面包师之子即使有音乐或典当方面的才能也要继承父业，水手之子就算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注定一生漂泊海上。做苦力活的人虽然从技术上说是自由人，但被迫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一生不得出走他乡，无异于普通的奴隶。
如果期望一个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只有一小部分人服从那些规定和法令，那就大错特错了。但从戴克里先对基督徒施加的酷刑来看，他已经进退维谷，对数以百万计的臣民的忠诚深表怀疑，认为这些人只知道在皇帝的庇护下纸醉金迷，不愿意替国家分忧。
早期基督徒从未写过什么，他们期盼世界末日随时降临。因此，既然费时费钱的创作成果用不了十年就会被天火焚烧殆尽，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但是天国的预言没有兑现。耶稣的故事（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在不断加工中口口相传，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虔诚的信徒无法辨别真伪，感到无所适从。这时，有关这一题材的权威性著作就有了出现的必要。一些耶稣的短篇传记以及保存下来的使徒的信件原稿被综合编纂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章名为《天启录》，它记录了建立在“七座山峰”之上一座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山峰之中。这一奇怪章节的匿名作者小心谨慎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他憎恶的巴比伦，但帝国官员毫不费力就弄清楚了它到底指的是哪里。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之母”和“世间万恶之地”，这座城饱浸着圣人和殉难者的鲜血，是各种恶魔和邪灵的栖身之地，是一切肮脏可憎鸟类的巢穴。书里还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可怜的狂热者的疯话，他想起了五十年来死难的许多朋友，因此感到痛惜和愤怒。但宣读这些内容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每周在基督徒聚会之地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所有基督徒对台伯河畔那座强大城市的真情实感。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产生这样的情感是没有道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产生这种情感而怪他。
然而事情不只是如此。
罗马人对一个之前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异教徒”最早只是指那些选择相信某些教义的人，或像我们所说的“教派”。但之后这个词的含义逐渐缩小，专指那些不信仰由基督教权威制定的“正确的、合理的、真实的、正统的”教义的人，用圣徒的话说，这些人就是“异端的、谬误的、虚假的和永远错误”的人。
仍然有一些坚持旧有信仰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指责，因为他们仍然是基督教的局外人，而且严格地说，他们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尊严，比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恶魔，就像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愤怒、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诸如此类的还有一些，为了显得体面，我在此就不再赘述。
所有这些导致了冲突和误解，而冲突和误解又引发了迫害。罗马监狱里再次挤满了基督徒犯人，罗马刽子手使基督徒殉难者的数目大大增加了，结果血流成河却无济于事。最后戴克里先极度绝望，放弃了统治，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萨罗纳的家乡，专心致志开始了更有趣的消遣——在他的后院种大白菜。
他的继任者没有继续镇压。相反，他看到既然通过武力不能铲除基督教，便决定做一次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首次正式承认了基督教。
有朝一日，如果我们组建一个“修史专家国际委员会”，凡是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等头衔中有“大”字称号的，都要进行审查。那么这些名单中需要受到仔细审查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及的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粗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矛，从英格兰的约克一路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七岁的侄子和一些地位低微的亲戚。然而就在他与其大敌莫克赞蒂厄斯惊慌失措地对阵时，为了获得基督徒的支持，他大加许愿，反而赢得了“摩西第二”的美名，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教会都推举他为圣人。无论是在世还是死去，他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他至死还在用蒸祭羊内脏的方法卜测未来。然而这些都被忘却，只是因为这位皇帝颁布过著名的《宽容赦令》，用以保证他可爱的基督徒臣民能“自由表达思想和不受干扰地在其教堂聚会”。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四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的领袖都是崇尚实用的政治家，他们终于迫使君士坦丁皇帝签署了这一永世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一个小教派一跃升为正式的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也一清二楚，虽然他们费尽口舌想掩盖这些事实，但依然无法瞒天过海。
“交给我吧，伟大的统治者！”内斯特大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基督徒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还您以天堂。与我一道将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您一道消灭您的敌人。”
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还有过其他交易。
但是在历史上，像基督教这样为了获得权力而进行如此厚颜无耻的妥协还是寥寥无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