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他来自乌斯科布，这里在后来的战争中是铁路交通要道，争议频出之地）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在他的命令下，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最终被压制。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教士入侵尼罗河谷之后，这座庙宇依然延续了百年香火。
庙宇坐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很近，有史以来，这儿就是朝拜伊西斯的圣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只有这位女神香火不断，而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可悲地不见踪影。直到六世纪，这座岛屿一直是解读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在奇奥普斯法老治下的其他地方早已忘却了这项工作，只有为数不多的教士不懈地坚持着。
而现在，在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下，庙宇和毗邻的学校被宣布为国家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入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去，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书法便成了失传的艺术。
实在是可惜。
假如查士丁尼（遭咒的家伙）当时手下留情，将几个古老的象形文字专家救到类似“诺亚方舟”的安全之处，那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虽然我们能再次拼出古怪的埃及词汇（都拜商博良[1]的天才所赐），却仍然很难理解它们传递给后代的信息的内在含义。
在古代世界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数不胜数。
蓄有大胡子的奇怪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无数座刻满宗教文字的砖场，让我们不禁想象他们曾虔诚地呼喊：“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堂中诸神的忠告？”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理解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他们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他们有时无比宽容，鼓励教士们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他们又是最残忍的刽子手，邻居稍微疏忽了如今早已无人注意的宗教礼节，这些刽子手便将骇人听闻的惩罚施行在他们头上。这又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也不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微，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古迹，解读了长达几英里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能打开神秘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突然，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宝库的后门其实一直对人们敞开，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在阿卡达或孟菲斯附近。
它耸立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庙宇的木柱几乎把它隐藏了起来。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目标时，接触了他们喜欢称之为“野人”或“野蛮人”的人。
这次遭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霰弹枪回敬。
从那以后，心平气和、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成了奢望。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肮脏、懒惰的废物，信奉鳄鱼和枯树，任何灾难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之后便是十八世纪的转折。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布满伤感泪水的蒙胧双眼观察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纷纷掏出手绢加入啜泣者的行列。
愚昧的野蛮人是他们最喜欢谈及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三千年腐败的文明制度已经剥夺了人类的这些美德。
现在，至少在这个特别的调查领域里，我们知道得更清楚。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在研究较高级的家畜，其实他们离我们并不久远。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总能换来回报。野蛮人实际上正是身处恶劣环境中的我们自己，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彻底的研究使我们能管中窥豹，了解埋藏在人类五千年形成的风俗习惯薄壳下怪异的本能。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让我们感到自豪。再者，我们了解到许多环境我们没有经历过，前人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业绩，这只能给予我们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什么，那就是新发现会让我们对落后的异族兄弟们要宽容一些。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指南。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这个主题的书。
但是宽容是个很宽泛的命题。
人喜欢发散思维，一旦脱离惯常的轨迹，只有天知道思绪将飘向何方。
所以，我用半页的篇幅，确切地解释一下我所谓的“宽容”。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谦逊的学生就应该向大多数人认为是权威的著作请教。而权威著作正是用这些人的语言写就的。
我说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文tolerare，意为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着耐心而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目的，我很乐意接受《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
既然我基本上已经将自己（不论好坏）固定在了某个明确的宗旨上，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们我从已有记载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
人们现在依然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只是由几声简单的咕哝组成，原始人的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起来时才不复存在。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对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原始社会很复杂，原始语言的形式、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的还要多，原始人不仅现在是奴隶，在过去和将来也是奴隶；总之，原始人是悲惨的生灵，生于恐惧，死于战栗。
相比通常对野蛮人的想象，我的观点似乎大相径庭，不再是勇敢的红肤色的人悠闲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游，寻找野牛和敌人的头皮，不过这更接近于事实。
情形会怎么样呢？
我读过许多神奇的故事，但其中缺少了关于人类生存的传奇。
人这种最脆弱的物种是以什么方式，能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炎热的侵袭，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我在本章就暂不回答这些问题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仅靠一个人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为了获取成功，人不得不放弃个体特性，而融入复杂的部落中。
原始社会被一个信条主导，即至高无上的生存欲望。
但这也并非易事。
因此，所有其他欲望都得服从于这唯一的最高要求——生存。
个体无足轻重，集体事关重大。于是，部落成了活动的堡垒，自成一体，群策群力，只有在排斥一切异类的东西后，才能安全地生存。
但问题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的更复杂，我的话只适用于有形世界，但在人类发展初期，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原始人与我们不同，他们并不懂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中，我会怪自己太粗心，派人去请医生看病，并让人尽快除去那些东西。辨明因与果的能力让我明白，有毒的常青藤会引发皮疹，医生会给我开药止痒，除去毒藤可以避免痛苦的经历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他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盘根错节的世界里。死去的首领都变成了天神，死去的邻居则成了幽灵，仍然是部落中看不见的成员。无论活着的野人到哪儿，这些幽灵都一路跟随，与活人同吃同睡，一起看守大门。野人必须与他们保持距离或是友好相处，否则就会立即遭到惩罚。由于活人不可能知道怎样才能取悦那些幽灵，便总是害怕天神将灾难报复在自己头上。
所以，野蛮人没有把平常小事归咎于最初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幽灵在作祟。他发现手臂上的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喃喃道：“我冒犯了天神，是他惩罚我了。”他跑去找巫医，不是去要一剂治疗藤毒的药，而是要一张必须比愤怒的神（不是毒藤）降在他身上的咒语灵验百倍的符咒。
至于让他受罪的毒藤，他却依然任其像往常一样生长。如果有个白人带来一罐煤油，将其烧掉，他还会咒骂白人的行为。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一切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幽灵在直接起作用，自然而然地，社会为了继续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天神怒火的律法。
在野蛮人看来，律法确实存在。他们的祖先制定了律法，流传给他们，到了他们这一代，最神圣的使命就是将律法完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这在我们看来当然荒唐透顶，我们相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的改进。
不过，“进步”是近年才开始被引用的一种概念，在低级社会形态里，典型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眼前的世界已经完美无瑕了，没有理由再改进，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还有别的世界。
如果这一切确实如此，那么，人们怎样防止律法和已经建立的社会模式发生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将拒绝承认公共法规就是上天旨意的人立即惩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靠不宽容的严刑苛政。
如果我就这么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人，并非是要侮辱他们，因为我会马上补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不宽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们容忍别人干预用来保护他们安全与安宁的清规戒律，便会陷入危险之中，这可是弥天大罪。
但值得探讨的是，为数不多的部落如何保持了一整套复杂的靠口口相传的规矩？今天我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成千上万的警察，为何却仍然难以推行几条普通法律？
答案同样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精明地算到了用武力无法推行的东西。
他们发明了“禁忌”这一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有些不贴切，这类东西很少源自一时的灵感。它们是多年来不断发展实践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禁忌”这个概念，他们因此避免了很多麻烦。
“禁忌”一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它的含义。如今的世界里也充满了禁忌，即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譬如在吃饭时谈及刚做的手术或把勺子放入咖啡杯不拿出来。但我们的这些禁忌都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是一些礼节而已，很少会影响个人幸福。
而对于原始人，禁忌是至关重要的。
它意味着存在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或物，用希伯来语说，它们是“神圣”的，即刻死去的痛苦或长期的折磨是冒犯的代价，人们绝不能冒着这样的风险谈论或接触它。胆敢违抗神灵意志的人，必定会遭受严苛的惩罚。
是教士发明了禁忌，还是为了维护禁忌才产生了教士，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习俗比宗教的历史更为悠久，因此，很可能早在巫师和巫医出现之前，禁忌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巫师一出现，就立即成了禁忌的顽固拥护者，并且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概念，使禁忌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
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这些国家还处在禁忌习俗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些禁忌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粗陋原始，而是都严肃地变成了带有“汝不能……”这种负面行为的戒律，就像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毋庸置疑，宽容的概念在早期历史中完全不为人知。
我们有时误判为宽容的，其实只是因为蒙昧而导致的冷漠。
我们从没有发现国王和教士能心甘情愿地（哪怕只有一点点）同意别人行使“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者“耐心而公正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而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想。
因此，这本书研究的不是史前的历史或是一般所说的“古代历史”。争取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的价值被发现后才开始。
个体，这个现代最伟大的发现，其荣誉当归于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