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辐射的中心”：威廉斯“想象”之源起（1）

赋予生活以价值的唯一方式，是与想象一道认可它并为之命名。（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Vol.I，1909—1939，p.202.）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一切都混乱不堪，这混乱源自对舞、想象的深切渴盼。（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Imaginations，Ed.Webster Schott.New York：New Directions，p.19.）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在《帕特森Ⅳ》中，威廉斯曾如是描述居里夫人自沥青铀矿中提炼元素铀的经过：

——各种元素的强光，电流

跳跃！

在运自奥地利的沥青铀矿中，

铀的化合价莫名地

增加。

……

发现

源自铀化合价的

不协和

不协和

（假使你感兴趣）

导致发现（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Paterson，New York：New Directions，pp.174—175.威廉斯的诗富有形式变化，本书在引用威廉斯诗句时，尽量保持原貌。）

“发现源自……不协和。”这里“不协和”（dissonance）一词原为音乐用语，指几种音调构成的不协和音。通常在一段乐曲中，不协和音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向协和音（assonance）转化或解决的前奏。对威廉斯的“不协和”，学界的理解不一。譬如米勒将其与威廉斯的“创作技法”相联系：“‘不协和/（假使你感兴趣）/导致发现’——这不仅是《帕特森》，还是威廉斯众多短诗中惯用的创作技法。……其共同策略是以变形化的快速递推方式，实现从一个碎片到另一个碎片，在碎片的相互撞击中摩擦出隐匿的火花。”（注：Hillis Miller，Poets of Reality：Six Twentieth Century Write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49.）

较之米勒，里德尔对“不协和”的解读显然更贴合威廉斯本意。在其专著《倒转的钟》中，里德尔曾将“不协和”等同于《帕特森》中多次出现的“脱离”（divorce）、“阻滞”（blockage）、“分离”（disassociate）等主题，谓之为社会病态的集中写照。（注：Joseph N.Riddel，The Inverted Bell：Modernism and the Counterpoetic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14.里德尔在该书中通过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主张威廉斯的诗学思想如“思在物中”是对西方传统二元对立说的颠覆。）里德尔所言不差，威廉斯的“不协和”某种程度上确与“脱离”同义，堪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Paterson，p.28.）尽管如此，里德尔似乎忽略了“不协和”的另一层含义，即“不协和……导致发现”。这种“发现”堪比居里夫人的元素铀，其“辐射的中心”（the radiant gist）甚至可治疗“癌症”。（注：同上，第178页。）而在威廉斯看来，具有元素铀这般神力的，实非“想象”莫属：想象甚或使我们“毫发无损地摆脱死亡”。

在威廉斯传记《赤裸的新世界》中，保罗·玛丽安妮曾言：“《帕特森》歌颂的乃唯一的帕特森城，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城市将无比重要，即想象之城（the city of the imagination）。”（注：Paul Mariani，William Carlos Williams：A New World Naked，p.699.）其实，不仅《帕特森》，自1920年诗集《地狱中的柯拉：即兴之作》始，“想象”的踪迹就遍布于威廉斯的每个文本。无论对诗歌本体的构建，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权度，盘旋其间的，无外乎想象。对此，赛德雷柯（Natalie L.Sydorenko）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曾特别指出：“对威廉斯而言，运用想象是创造诗歌的唯一方式，这样的诗不会与我们发生阻隔，也不会让我们‘对世界视而不见’，因为通过想象，他的诗赋予我们言说不可见的现实的能力，并使之显而易见。”（注：Natalie L.Sydorenko，Rhetoric as Celebration：Form，Identification，and Spirit in the Letters of Kenneth Burke a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Ph.D.diss.，Purdue University，2010，p.137.）

那么，促使威廉斯“想象”生成的外因究竟为何？国内威廉斯研究专家张跃军曾形象地将威廉斯的“想象”譬喻为“无所不包的百宝箱”。（注：张跃军：《美国性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第205页。）倘如是，在入乎其内、品鉴宝藏之前，我们姑且先出乎其外，撷取科学、艺术、哲学等层面，对威廉斯“想象”生成的外因加以大致评说。

第一节　“相对论”：科学的“发现”

（注：根据丹皮尔，“‘科学’的拉丁语词Scientia（Scire，学或知）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但英语词Science却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的简称”。因此，丹皮尔认为，所谓科学，既可以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又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参见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本节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纯粹知识”中的“科学”则为泛义，意指“学问或知识”。）

1921年4月，距威廉斯居住的卢瑟福德镇（Rutherford）不远的纽约市，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城的大事——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抵达纽约。人们怀着毕恭毕敬的敬仰之情欢迎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巨匠，媒体的各种溢美之词宛如洪水一般铺天盖地。《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不无诗意地誉其为“科学界的诗人”。Quoted in Eric White，“Advertising Localist Modernism：William Carlos Williams，‘Aladdin Einstein’and the Transatlantic Avant-Garde in Contact”，in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2（July，2009），p.156.）对此，诗人兼评论家格特鲁德·巴斯·金（Gertrude Besse King）有言为证：

也许，爱因斯坦教授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广而告之，并且，这样的广而告之是以一种过度渲染而巧妙的方式进行着。他那些奇怪的理论，与其说是作为科学，倒不如说像巫术，摄取了民众的心。……我们赠予他我们这个城市的钥匙，是因为他授予我们宇宙的自由。他加速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倚赖光线，逃离了时间。（注：同上，第141页。）

同年，威廉斯出版诗集《诗》（Poems，1921），其中赫然出现《水仙花的圣弗朗西斯·爱因斯坦》（St.Francis Einstein of the Daffodils）一诗。（注：圣弗朗西斯（St.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意大利天主教传道士，弗朗西斯会的创立者，也是动物与环境的守护神（patron saint）。在这首诗中，威廉斯将爱因斯坦与圣弗朗西斯并举，称两人都是“守护神”。）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科学巨擘爱因斯坦的到来，带给诗人的巨大震撼：

在三月黑色的小船上

爱因斯坦与四月

携着时代精神

破浪而来

他们穿越涟漪般的水仙花

在自由女神已死的塑像前

降下桅杆

塑像的石臂

无力地想推开他们

印有维纳斯记忆的微波

爆发出笑声阵阵——（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Vol.I，1909—1939，p.130.）

我们知道，与大多数现代派诗人不同，威廉斯既是诗人又是医生，这就注定他对科学的偏好以及其诗歌必然是诗性思维与科学理性的杂糅体。正如约翰·希尔德比德尔（John Hildebidle）所说：“在现代派作家中，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可谓独一无二，这与他接受了科学上的专业训练有关。……因此，他不断地转向科学以明晰自己的创作本质就不足为怪了。”（注：John Hildebidle，“Take off Your Clothes：William Carlos Williams，Science，and the Diagnostic Encounter”，in Modern Language Studies，3（Summer，1987），p.11.）威廉斯本人对科学也一向顶礼膜拜，他曾言：“你到哪里会找到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真正的信仰？只有在科学当中。这是一片布满不完善的且具有说服力的假设的领域。在这片领域上，有着令人惊惧的神秘事物，也有着从力量到身体、从身体到——虚无的变形。光。”（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New York：Random House，p.262.）

从《圣经》中上帝的栖居地，到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分别聚焦于牛顿三棱镜及爱因斯坦相对论视域下的“光”（light），在威廉斯心目中，俨然凝聚着科学的至高精髓，借助于此，人们可实现与真理或“信仰”的相遇。同样，在《水仙花的圣弗朗西斯·爱因斯坦》中，爱因斯坦的到来，不啻一道强光，或者，就像诗中反复提及的意象，是春之信使——“四月”抑或美神“维纳斯”的惊艳出世。他所挟裹的“时代精神”，诚如金所言，“加速了我们的想象”，为这片死气沉沉的土地注入了“叛逆的”生机。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已全然不见惠特曼深情讴歌的“带电的躯体”：“一切已死/他们所讴歌的一切躯体/已长时间腐烂。”就连象征国家精神的“自由女神”塑像也已死去。

作为20世纪科学界的领军人物，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十年之后又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其相对论的提出，标志着统辖西方科学界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牛顿权威的崩坍。尽管牛顿三大定律及其绝对时空观对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发展，确实起到振聋发聩、横扫疑窦的功效，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机械规律性”也越来越凸显继而引发质疑。就像伯特（E.A.Burtt）在《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根基》（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1925）一书中的评说：“牛顿的权威丝毫不差地成为一种宇宙观的后盾。这种宇宙观认为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学体系的不相干的渺小旁观者（像一个关闭在暗室中的人那样），而这个体系的符合机械原理的有规则的运动，便构成了这个自然界。……（世界成为）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动的世界。”（注：转引自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150页。）对此，威廉斯似乎也有着清醒认识，他曾用“恒定不变”（fixed）一词来概括牛顿定律的弊端。（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p.286.）诗句“花与人/生来/就相对平等”，更是令人想到与牛顿定律相左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之要旨：不论空间或时间都不是绝对的量，而总是同测量的人相对而言。（注：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13页。）

四月爱因斯坦

穿越鲜花盛开的水面

满怀叛逆地到来

在自由女神没有生气的手臂下　一面欢笑

一面呼喊

花与人

生来

就相对平等。

在花朵怒放的桃树下

旧的观念业已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