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诗思比邻：西方“想象观”溯源与流变（3）

第三节　消解对立、当下“同一”的想象

想象的这一对立境况直至20世纪胡塞尔现象学方得以改观。在1927年撰写的《现象学》一文中，胡塞尔曾这样界定现象学研究的任务：

在现象学的系统的、从直观被给予性向抽象高度不断迈进的工作中，古代遗留下来的模糊的哲学立场对立，如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对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这些对立都自身得以消解，同时不需任何论证性的辩论艺术的帮助，不需要任何虚弱的势力和妥协。（注：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倪梁康译，见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也曾援引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话表明由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的性质”：“现象学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由于它消除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而重新使人获得真实存在的权利。”（注：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28页。）进一步讲，在胡塞尔这里，使“这些对立”得以“消解”、可望达至“隐秘的憧憬”的，（注：转引自洪汉鼎：《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现象学十四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页。）乃其现象学中“唯一所有的东西”——“本质直观”：（注：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67页。）“只有通过向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注：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第6页。）并且，胡塞尔还曾多次宣称，通达此“本质直观”彼岸的，唯有“再现作用，例如想象……可以是如此完全地明晰的，以致它可实现完全的本质把握和本质洞见”。（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2页。）

如果说先于胡塞尔之前西方哲学史上的直观概为“反思直观”，（注：洪汉鼎：《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现象学十四讲》，第60页。洪先生认为，传统哲学中，“我们感觉只能达到现象而达不到本质，本质只有通过我们反思才能达到。但是对胡塞尔来说，从现象到本质，实际上就是在现象中获得本质，这个本质并不脱离现象，甚而就是现象”。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即客观物必经由主体经验、意识的反思，方渐至对物的本质的认识。那么，与之相对，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则是“面向事物本身”，在“直接的直观”中“物的原初呈现”。（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48页。）换言之，“在直观中原初地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注：同上，第84页。）譬如一朵红花，“红”与“花”本身即是“原初给予”，意涉无它。与仅限于“实在物”的“知觉”直观相比，胡塞尔显然更看重想象直观。他曾说：

自由想象获得了优先于知觉的地位，而且甚至在关于知觉本身的现象学中亦如此……“虚构”构成了现象学的以及一切其他本质科学的生命成分，虚构是“永恒真理”认知从中汲取滋养的源泉。（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73—174页。）

其实，想象之为胡塞尔所推重，无非是它以更为直接且当下的直观方式消解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主客对立：“世界”不再为“思想”所统辖，世界在“原初呈现”“给予”的同时，与主体构成直接的、同一的“意向关联”。某种程度上，这与道家素来推崇的“目击道存”“任物自然”颇为近似。对此，法国现象学大师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也曾有过类似的非常形象的论述：

进行想象的意识绝对直接把握它的客体（它想象的某个形象）。……思想的“可伊托”能闲荡、期待、选择，而梦想的“可伊托”却立即与其对象，与其形象相结合。从进行想象的主体到被想象的形象之间的行程是所有行程中最短的。（注：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90—192页。）

同样近似的，还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此在或“在之中”自明显现着存在，而此在—存在的通达也需凭借想象得以“领会”或“现相”。对此，国内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刘敬鲁曾指出：“（在海德格尔看来，）想象力的纯粹的（产生性的）综合是人之思的最高活动，正是由于这种活动才敞开了对象被给予人的境域，即才形成纯粹图式领域，这是知性与感性相结合而形成知识的根本条件。”（注：刘敬鲁：《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事实上，“想象直观”不仅活跃于胡塞尔前期的认识论当中，在其后期的“主体间性”“日常生活世界”等直面社会问题而引发的现象学概念中，依然起主导作用。

胡塞尔“主体间性”“日常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皆源于其对“欧洲危机根源的深刻洞察”：“胡塞尔所处的时代，欧洲危机四伏”，（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页。）战争、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危机频发，深度困扰着当时的大众尤其是思想界。在胡塞尔看来，所有这些危机的本源乃“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简言之，危机源于科学实证主义、心理主义所致的“理性信仰的崩溃”，（注：同上，第16—17页。）正是在科学的“精确”冰冷以及“怀疑论的洪流中”，人性也渐趋封闭、湮没及至“沉沦”。（注：同上，第19页。）而从哲学层面上讲，酿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二元论”：“二元论是理性问题的不可理解的原因，是科学的专门化的先决条件，是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基础。”（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第80页。）由是，胡塞尔主张重建理性、消解主客二元对立。正如他在下面的反诘中所传达的：“在认识的理性规定什么是存有者的地方，难道理性和存有者能够分开吗？”（注：同上，第15页。）换言之，胡塞尔主张的理性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它旨在消弭凌驾于存有者之上的主体意识，强调与存有者之间建立一种当下同一的意向关联。

这最为鲜明地体现在其“主体间性”“日常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中。只不过，这里的“存有者”一为他人，一为“非人的周围世界”；并且，其涉及的是“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以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第7页。）不难看出，尽管意识指向的“存有者”有异，但两个概念的意向行为与态度实则非常接近，即都立足于现时此在，对未来的一种前摄愿景和想象直观。以被胡塞尔冠以“唯一实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为例：（注：同上，第64页。）

生活世界是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一切可以想象到的证明都回溯到这些自明性的样式，因为“事物自身”作为主观的实际上可经验的东西和可证明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些直观本身当中，而不是思想的构成物，而另一方面，这种构成物，只要它毕竟要求真理，就只有通过回溯到这种自明性，才能具有真正的直观。（注：同上，第154—155页。）

与之类似，“主体间性”的构成前提也是每个主体成员的“原初的自明”显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将因此看到不同的事物显相”、每个人的“知觉、记忆等领域也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主体间进而达成一种“相互理解”的理想状态。（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3页。）

可见，无论“日常生活世界”抑或“主体间性”，其内核概莫为想象直观。亦即，以一种直接、客观、开放、交往的方式消弭传统意义上的主客对立，从而达到“物”的本质自明显现。尽管其后这两个概念历经海德格尔的“共在”与“日常状态”、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阿伦特的“理解”与“公共领域”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等诸多演绎，又先后被赋予存在论、生存论及阐释学等多重语义，但其固有的理想化的原初自明性却始终盘结和贯穿其间。从理性反思到本质直观、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一元理性居于主导到多元理性的交往共存，正如汉森对阿伦特“想象”的精辟评说：“想象成为这个世界中的有生力量，这具有本体论的基础。”（注：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其实，自胡塞尔想象现象学始，其所开辟与通达的道路，又何尝不复如是？

有趣的是，20世纪西方诗歌的一大特征即强调物的客观呈现与“去人化”，（注：根据韦瑟黑德（A.K.Weatherhead），19世纪的“想象”（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为代表）与20世纪的“想象”（以庞德为源起，斯蒂文斯、威廉斯、摩尔承继）的主要区别是，20世纪想象的重要特征是“dehumanized”。（See A.Kingsley Weatherhead，The Edge of the Image：Marianne Moore，Williams Carlos Williams，and Some Other Poe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28.））某种程度上讲，此特征显然暗合了胡塞尔“原初自明性”想象直观的思想。以英美两国的诗歌创作为例。自庞德（Ezra Pound）、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等人发起“意象派诗歌运动”以降，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诗坛似乎就为一股创作主流所垄断。这些现代派诗人们一反19世纪浪漫派的主观情感表现与滥觞，转而倡导创作主体“个性的逃避”。在诗歌创作中，他们热衷于“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注：弗林特：《意象主义》，裘小龙译，见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即“诗人的心灵”为“一条白金丝”，在创作过程中，心灵应始终“保持中立”；（注：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5页。）以及其“客观对应物”理论：“寻找一系列客体，一个情景，一连串事件，这些会成为那种特定情感的表示式。这样，那些一定会在感觉经验中终止的外部事实一经给出，就会立即引起情感。”（注：艾略特：《哈姆雷特》，孙建庆译，见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第127页。）

与艾略特、庞德们的诗歌创作日益远离社会现实，遁身于宗教教义与故纸堆中搜寻“客观对应物”不同，这一时期的英美诗坛，堪与胡塞尔等人的想象直观遥相呼应的，当属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想象”。

史蒂文斯对想象甚为倚重，他曾言：“不只是想象紧附于现实，而是，同样，现实也紧附于想象并且那相互依赖是本质性的。”（注：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陈东飚、张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8页。）史蒂文斯曾作短诗名为《事物如其所是》，诗的题目本身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象学的那句响亮口号——回到事物本身。两人的另一共通之处是，史蒂文斯的职业为保险公司高级白领，威廉斯则在家乡卢瑟福德小镇毕生行医。也就是说，诗歌创作同属两人的副业。或许正因如此，尽管深知想象与现实的“相互依赖”性，但生活优裕、偏好独处的史蒂文斯在诗歌创作中，更多地将想象投向形而上的幽思冥想，而少却了对现实的实在担当。诚如评论家斯科特（Winfield Townley Scott）指出的那样：“身为保险公司律师与执行主管，斯蒂文斯坚持将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生活完全脱离，因此，他只能将想象当作‘现实’；故而，他的诗愈发成为美学上的操练。”（注：Charles Doyle ed.，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ritical Heritage，p.302.）这与威廉斯的诗歌创作显然背道而驰。身为医生的威廉斯每日同形形色色的病患打交道，这也促使其想象多了对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思考。换句话讲，在这一时期的诸多诗人中，将想象的认识论与现实职责、诗与思在诗中得以完满展现的，威廉斯或为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