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齐普科(1)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齐普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Ципко，1941—），俄罗斯哲学家，当今俄罗斯社会十分活跃的思想评论家、政论作家。1968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从1972年起断断续续工作于俄罗斯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现为该所首席研究员。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其间曾任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A.H.雅科夫列夫的理论问题助手。1992～1995年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比较以及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基础研究。从1999年起持续批判激进民主派，形成具有调和色彩的自由爱国主义思想。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应邀在北京大学作短暂访问。

齐普科在俄罗斯有很高的知名度，特别是在苏联改革早期阶段，他的著作对苏联的理论界以及广大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引起一时轰动的是他的《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一文。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并率先对苏联历史进行批评反思。此后不久苏联社会出现了一股持续四五年之久的历史反思热潮。为了体现“公开性”方针，苏共中央彻底放弃舆论控制和引导，舆论界、思想界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量鲜为人知甚至尘封数十年的负面情况被媒体曝光，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苏联成为批评对象，批评的矛头又主要集中在斯大林和与斯大林主义相关的问题上。批评中态度客观摆事实讲道理者有之，恶意攻击以谣言惑众者也不乏其人。在众多的批评文章中，齐普科的文章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与它的几个特点有关。

首先，《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一文态度比较客观。该文以批评斯大林为主题，但是是从理论入手，而且不走极端，不搞简单化，在对斯大林提出猛烈批评的同时对列宁、马克思的思想给予了肯定。这种基本立场很容易在当时的苏联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在斯大林问题上人们立场不同，但不论持何种立场，都能在他的文章中见到能拨动自己心弦的东西。其次，更重要的是，齐普科是哲学家，因而他对问题的分析不仅观点鲜明，而且视野开阔，达到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在当时，包括戈尔巴乔夫，许多人都在批评斯大林，但是齐普科把斯大林及其理论和实践放在与列宁、马克思的比较中，放在俄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中考察，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深入准确地把握住了俄国几百年现代化历史的脉搏。自19世纪以来的二百多年中，俄罗斯文化是每一个俄国知识分子都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话题，齐普科把它与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自然会激起人们的广泛兴趣。由于中俄两国20世纪的历史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相信他的文章对于今天中国的读者也是不无益处的。

本书选取了齐普科发表于《科学与生活》1988年第11期至1989年第2期的《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发表于《莫斯科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的《马克思学说的矛盾》两个文本。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不是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它对于了解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十分重要。这固然是因为它本身涉及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作了迄今为止都引人深思的分析。斯大林本人不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自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之后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苏联哲学是20世纪众多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蓝本，而斯大林是苏联哲学的实际创建者。苏联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其二是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在斯大林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为政治服务这一社会功能的确立则是斯大林发动与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前者强调世界的客观性、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律性和这些规律的可知性，这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落后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胜利寻找根据有关。对此列宁和斯大林都有很多论述。例如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说：

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1]

至于哲学为政治服务，显而易见与当时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高度集中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哲学为政治服务是题中应有之义。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对于深入理解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学说的矛盾》篇幅较短，论述也比较简单，但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的始终，不仅如齐普科所说存在于列宁与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卢卡奇等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列宁、苏联哲学的批判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争论中，都可以见到。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2]

作为自我认识机制的公开性，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确认。它在一切领域，其中包括对社会思想史的认识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的主旨在于，提请读者对斯大林几次“跃进”的实践及斯大林政治思维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世界观根源予以注意。笔者认为，详细地阐述当前普遍称作“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思想根源，早已势在必行了。阐述这些，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影响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发展的种种因素，可以更加深刻地看清斯大林模式的原因，看清革命工人运动中这一复杂而惨痛时代的原因；最主要的，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分析一下我们自己的社会思维，通过我国思想史这面镜子看清今天，看清我们的论争。同时，笔者认为，这样论述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必定促使人们积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把过时的、经不住实践检验的那些关于未来的某些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内核（方法论、价值体系）中清理出去。

一、论思想禁区

不久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在我们说出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全部真相以后，在列举了斯大林的条条罪行、桩桩劣迹以后，在社会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了，丧失了几十年的哲学分析能力，独立思考历史、世界和自身命运的能力，最终会在我国复苏。似乎是，假若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推翻虚构的偶像，那就必然会有足够的勇气抛开虚构的真理。

的确是这样：起初，正确思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在苏共二十七大的几天会期内，半个多世纪苦心构筑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堡垒，一下子就被摧毁了。人们还想说，我们的改革是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不会导致编造新的神话（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而且相反，会让人们学会现实主义，使人们可以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看待世界的革命。

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坚信，作出这种乐观主义的估价还为时过早。突破昔日思想保守主义的屏障的缺口确实太大了，不仅有真理，还有假真理，甚至有明显的谎言从业已打开的缺口涌出来。

人们对过去已作了大胆的、几近于革命性的批判，对有关斯大林的人品的政治和历史神话也给予了揭露。但这种批判和揭露本身，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弄明白我们自身如何、从哪里来、现在怎么办的能力。当然，像评说一个普通人一样评说一位国家领导人，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罪状和谬论，在俄国一向是件极其伟大的进步之举。而现在，在沉默了半个世纪以后，贬低改革的精神成就和道德成就，恐怕就太不像话了。

但是，对一些不难戳穿的政治神话的揭露，往往会导致承认和宣传另一些神话——更加似是而非，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的神话。而对过去的东西所开展的激昂、真诚的批判，往往只能冲淡研究过去的兴趣，使思想迟钝。

请您自己判断一下。现在，我国一些文学家正向社会宣扬一种观点，说是我们俄国人生来就不想过好日子，不想拥有像样的医院和精致的计算机，而是为了建设“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经济，要以自己安贫守穷、追随“忘我的思想家”的美德而令天下人瞠目。难道这不是一种谬论吗？

现在有一种所谓的“成年人哲学”，在几家大型刊物上教诲人们说，斯大林，就是那个扼杀了俄国农民阶级所有精英、泯灭了具有自己传统和瑰宝的俄罗斯民俗的斯大林，原来是潜在的斯拉夫主义者，是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家。难道这不是一种谬论吗？

于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许多描写斯大林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全然丧失了健全的理智和现实感。如若不然，他们怎能想出斯大林热月政变，20世纪20年代末发动反革命政变这种目前很时髦的观点？还有什么，1917年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和形成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戛然而止，后来这些年的“大转折”乃是向革命前俄国的倒退。

我个人感到，编造目前颇为流行的神话，例如斯大林“左”倾主义的跃进（其中包括集体化），起源于农民阶级，这恰恰是为了回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受挫的理论原因问题，回避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应负的责任问题。

目前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改革条件下的今天，反而比前不久更难以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某些典型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谬见了。

几年前，当我们论及完全取消农村个体小生产、变农民为农业工人的观点和建立大农业工厂的观点是出于马克思的著作时，按当时的认识，我们还有理由拿所有这些预言性观点同实践这些观点获得的成果对照一下，甚至有理由思考一下，这些观点在将来能否实际应用。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反对拿社会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对照，然而这些疑义始终不具有原则性质，因此一般都被轻易驳倒了。譬如，一些哲学家说，现在似乎还不到批判地思考《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完全以全民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无商品、无市场的纯社会主义观）的时候。这些哲学家断言，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这首先因为，马克思的理论预先考虑到了比始于我国十月革命的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更长远的阶段。

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对照看成是一种重要的论据——用来反对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景，贬低马克思主义业已显示出来的实践意义的论据。诚然，我们已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不完备，并非包罗万象。只有将来可能获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经验，才有可能把一切说得一清二楚。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验与将来可能获得的经验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已经有了，现在就存在着；而将来的经验不过是原则上的可能性，有待获得理论论证。今天的经验，在科学性方面当然具有无法比拟的说服力；较之将来的经验，它更能说明各种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科学争鸣中，希望毕竟不是论据。

总体说来，几年前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对照，被认为是通常的、必要的做法。而现在，假若相信目前批判性政论作品的论断，那我们就失去了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例如，假若我们同意哲学家И.克利亚姆金的观点——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既与马克思的又与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乃是性格易变的宗法制农民被激发的意志的产物——那么，我们简直没有任何权利拿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对比了。

看来，这一禁忌不仅是针对我国的，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那里的社会主义也是按照斯大林的新社会模式构建的）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从苏联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土壤之中的）更新的过程方兴未艾。此外，也有几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还抱着一种看法：从基本原则上说，社会主义的命令模式，生产资料的全盘公有化，最充分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应该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其思想基础相悖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与20世纪的革命工人运动毫无关系，它未必仍能变成现实。因为，假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直接继承人的共产党人，尚且不善于合理地运用它，那么，21世纪的共产党人就更不可能在150年前产生的思想的基础上，搞他们自己的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