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齐普科(2)

科学社会主义脱离现实社会主义时，总是悬在半空的，它顶多像耶稣在山中的说教一样，占据着下知几百年、纵览各民族的规范理论地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坚决反对把他们的学说解释成这类神启和对未来的预卜。

当然，若把斯大林连同他的政治实践、社会主义观点，完全从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抹掉，该有多好。把斯大林战胜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全部对手，比作拿破仑的热月政变，把他的胜利想象成反革命政变，想象成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想的彻底背叛，多么痛快淋漓。只要赞同这种令人神往的观点，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于是斯大林受到谴责，对理想的信念得以保全，理论的“纯洁性”得到恢复，等等。

就人情而言，接受这种观点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与我们的全部生活密不可分的运动受挫的原因在于该运动本身，在于它的自身失误和错误。人们宁愿相信，在所有方面罪在敌人，罪在某些外部的偶然情况。正是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养成了动辄追究“敌人”和“暗中破坏者”的习惯。我想，正是我们政治思维的这种传统，才给了我们一个“热月现象”。З.H.涅姆佐娃，这位经历过斯大林集中营之苦的党内老战士，在答《星火》画报记者问时想让我们相信，1937年至1938年的大镇压，是潜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白匪和宪兵策划的。记者A.拉泽布尼科夫则宣传另一种观点，说是斯大林本来就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和坐探。A.布登科写道：“很难让人相信，个人崇拜时期的政治制度，连同该制度的大镇压、反人道主义和技治主义立场，还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政治统治。说工人阶级的政权完全能干出这些事，这是一种诬蔑。不如这样认为更正确：斯大林及其亲信篡夺了阶级统治权，全面地歪曲、改变了工人阶级政权，重演了背叛工人、农民和职员利益的波拿巴故伎。”

把斯大林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分开，倒也痛快。但总不能不考虑到，如此一分开会导致什么。此外，总得从实际的历史事实出发吧。

必须看到，热月政变的假设，一下子就会大大冲淡对所有其他可能的原因的兴趣，确切地说，冲淡对斯大林主义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其理论前提的兴趣。因为，我们越是对这个“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劣迹感到气愤，就越疏于思考革命本身、革命的内在客观矛盾、“左”倾激进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关于革命暴力的辩证法，等等。大部分论述斯大林主义的著述者（B.谢柳宁、萨拉斯基娜也许不在此列），都不愿看到这些棘手的、我国革命中完全被忘却了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已故的Ю.特里福诺夫在《老人》一文中已开始论述这一命题，遗憾的是这种论述并没有继续下去。革命辩证法、社会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集中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辩证法，也就是我们于1917年开创的事业的深刻矛盾，终究没有成为深入探讨和认真研究的课题。

由此而造成我国当前思想界的一桩怪事。批评禁区的缩小，并未导致哲学思维开放区的明显扩大。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线，绝大部分写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都无法逾越这条线。这条无形的线恰恰横在这一时期悲剧层出不穷、我国革命受挫的次要原因与其主要原因（对此我们尚未开始认真思考）中间。

迄今为止，对最为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主要还是点状研究。譬如，总是不能把1929年的选择，把当时工业化规模和方法的选择，同俄国发展的主要选择，同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很少有人把集体农庄制思想同与之同源的余粮征集制思想，同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和思想观念联系起来。

我们已从实践方面阐述了斯大林的全部失误和严重错误，说出了他的全部罪行，说明了他的政治冒险主义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但对于完全不属于他个人责任的失误和错误，对于革命工人运动的悲剧和迷误，对于时代的迷误，我们却缄口不语。

揭露斯大林迫害所有其他大革命家的罪行，仅此一点当然不能把我们引向通往真理之路。从一方面说，总是偏重于揭露，我们会失去历史具体性，看不到真理。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任何理由把斯大林主义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从我国革命的一般发展逻辑中一笔勾销，而且更没有理由把1937年和1929年割裂开来。

不知何故，我们的政论家忘了，斯大林不仅是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巩固了个人专权。须知，他还改造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按照理论规划建设了社会主义，试图尽快地使俄国走向1917年10月开创的共产主义。

我们何必欺骗自己，把斯大林及其事业神话化呢？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活动，都是他上台前早已开始了的革命运动的产物。先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因此，我们应该拿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同斯大林本人关于集体化社会的见解进行对比，然后再拿他已完成的事业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对比。

一座刚刚建成的大厦出现了裂缝，一个办事认真的调查组应当怎样做？先从哪里着手？当然先从大厦设计图的技术鉴定开始。只有当肯定总规划中无一纰漏之后，再去检查施工质量、建材质量和建筑人员的技术水平。

列宁分析1921年初席卷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正是这样做的。他没有因为农民想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支配自己的收获物而指责他们。他没有因为工人想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而责备他们，列宁思考了把国家引向危机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战略的根源和哲学依据。他承认，仅凭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生产和生活共产主义化的思想是错误的。

而研究1929年大灾难和其后20世纪30年代大悲剧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呢？他们来了个本末倒置。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问题，只存在坏干部问题——对交给他们的工作，似乎是不想干而且也干不了。

这种治学态度恐怕称不上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为我们俄罗斯的启示录——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而痛心和愤慨，是正当的。我们自然不应忘记，一百年前，我们还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几十年来，奴性在民族心理上还占着上风，甚至至今我们还未彻底摆脱它。今天，还有不少人害怕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但既然我们确信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第一选择，既然我们希望改造我国社会，既然我们向往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在研究过去的时候，恐怕还得从起因开始，从言论、规划和我国的理论原理开始。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是历史上唯一以理论规划为基础、有意识地建设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正确性，人们对主要事物、对自己生活中所遵循的东西进行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决定性意义，甚至是决定一切的意义。不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剖析，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规划的了解，就其意义来说，简直不能与例如对20世纪20年代末工人、农民在党内的百分比的了解，或对大转折前夕有多少无马户农民的了解相提并论。我们的政论家不惜笔墨大写俄国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事业中如何不肯努力，却没有一句话能唤起读者对“原始规划”这一词汇的兴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从这一角度出发阅读了O.拉齐斯、约宁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有不少有趣的观点，同时也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佐证。然而他们只字未提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始规划，未提社会主义蜕变的理论原因。其实作者们明白，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也不在于无关宏旨的哲学机敏和哲学论辩。问题在于那些用以武装执政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决定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大厦设计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当然，预测未来，尤其是预先拟定社会主义大厦的规划，免不了要犯些错误。理论家一向只能确切地知道已有的东西，就是说他只能与不完全的知识打交道。他无从知道人类将来可能会有的经验。但同时，他又必须推断未来，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结果。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缺乏必要的完整知识的情况下，仍要超脱已有的和现有的事物，描绘生活，驾驭生活，拟定未来的蓝图。

可是，正如我国革命所证实的那样，事件往往猝然发生。当人们尚未确切地了解应如何按新方式生活，应向何处去、如何去的时候，“不能再按旧方式生活”的局面，往往已先期形成了。正当列宁写道必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里已可见到始料不及的现象了。的确，列宁从不讳言，我们不得不“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只是后来才“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3]。

看来，当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并实际投身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我们大概也仅仅是考虑了一下如何避免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错误，如何纠正我们对未来的认识使之更可靠，如何发现新的“发展”。

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绝无仅有的情况，大家都要求和期待着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新见解，开展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争论。放弃了昔日只宣传成绩的文过饰非的做法，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大厦框架的所有基本结构，而且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其通过斗争建造的社会主义基础部位。现在已经看清了：其结构的缺陷不仅在于斯大林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始蓝图（毋宁说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目的和意义），而且还在于理论观点脱离生活，不能充分地预见未来。

譬如，现在已无人反对批判20世纪30年代所搞的畸形的、兵营式的和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了。但这种批判总是尽力回避我国兵营生活的结构原因，而且偏离了中心问题：在取消商品、取消市场的基础上，还能建设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无论是对于思考未来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想搞清过去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核心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国家里，只要反对市场、反对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导致独裁主义，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加强行政体制，强化官僚机构。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并没有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不存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有关的历史经验。列宁临终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愿按这个思路思考这个难题呢？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死钻那些虽说重要但仍属局部性的问题（例如谴责官僚及其特权）呢？为什么实际上离开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原理和社会主义观念的问题呢？

对于批判斯大林强制建立集体农庄政策的政论作品来说，这种观念思维的缺陷尤为突出。有几位作者（Я.什梅廖夫和B.巴什马奇尼科夫除外）在《十月》杂志上著文，谈及这个问题时，不自觉地造成一种错觉，即一切都属于两难推理：要么以突击的方式，要么以非突击的方式建立集体农庄。据说，倘若斯大林听了恩格斯的话，让农民私有者有可能“操心自己的一小块土地”，那我国的命运就会大不相同了。

但现在，从我国及外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全部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两难推理法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并在1988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开始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以什么观点（为了纠偏，就该回到恩格斯就集体化农业所描绘的图景）聊以自慰。

现在促使我们接近真理和生活真谛的问题的本质，完全在于：是否应该一无例外地在农业部门追求生产合作化？把农民变成在一个大国有农场中按计划耕作的工人，是否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把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家庭结为统一整体的农民生产组织，是否真的符合时代要求？国营农业生产组织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科学论证？土地国有化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除集体化问题外，还有几十个其他的“难题”，这些难题虽然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认识进程中产生的，但与斯大林本人并无直接的关系。

下面我们仅举其中几例，让读者自己更加确切地认识这一禁区：不知何故，无论是我国的科学界，还是我们的政论作品，都极力找借口回避这个禁区。

当所有社会成员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雇佣制干活，没有独立的、不依附他人的生活来源的时候，个性自由和民主能有可靠的保证吗？当人们坚信社会化的和集体化的农业劳动在经济上是必要的时候，能避免对农民阶级施行强制吗？革命先锋队的思想能通向社会平等的新形式吗？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纯粹”的、直接的形式，能带来比“不纯的”、间接的形式更高的效率吗？20世纪人类发展的经验，能为维护以前的信念（相信有可能完全克服世界观的多元论，克服宗教意识，克服多极性）提供论据吗？有必要竭力消除组织和推动人类生活的一切传统机制（包括我们称为“宗法制”的机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