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谢苗诺夫等(11)

哲学教条主义曾经“热烈地支持”，有时甚至积极促成这种团伙，这伙人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人，说他们是“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妄图扼杀哲学中的任何独创性思想；他们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同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等进行过斗争；后来又把扼杀遗传学当作自己进行“不可调和的思想斗争”的主要靶子；他们积极地帮助政治教条主义者和艺术领域中的教条主义者在艺术创作中“推行秩序”；他们不断地“揭露”哲学家和非哲学家是什么“人民的敌人”。恢复正义的工作已经开始（譬如已经有人写了有关K.卢波尔的文章，卢波尔曾与H.И.瓦维洛夫被关在同一牢房），遗憾的是，这种工作基本上不是由哲学家首先做起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曾经吹过一阵清风，哲学中也曾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想、感情和方针。除了老一辈哲学家之外，还涌现出一些形象鲜明的中年哲学家和青年哲学家。老一辈哲学家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20世纪30～50年代那种严酷的思想风暴中，保持了自己的创造力和道德信念。

苏共二十大以后，教条主义者的命运如何？教条主义起初处于守势，但他们并没有失掉自己的职称、职务和重要岗位。从上到下，谁都没有追问他们为什么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没有追查他们对人们、对科学和文化进行的思想上的摧残，没有追查他们应对哲学多年停滞所负的责任。教条主义者由此而得出结论，他们需要韬晦忍耐，以待时机。果然，几年之后，对教条主义辩护职能的政治需要重新高涨起来。“哲学专家”来吹捧某个个人的需要重新变得急切起来，而他们则毫不迟疑地走上了前台。

哲学教条主义者积极地鼓吹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此后又作了最大、最有害的辩护性的“预言”：许诺“现在”一代人（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他们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后来对勃列日涅夫崇拜的鼓吹，对他们来说已是驾轻就熟、毫不费力的事。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哲学中教条主义势力与反教条主义势力的力量对比，从理论上说可能不利于教条主义。但是应当明确承认：即使有过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停滞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悄悄进行的，往往是难于觉察的，但它却耗掉了一些正直哲学家的许多精力和健康，某些人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以后的一些年代，我国哲学中从未消失的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还从许多党的领导人那里得到直接的支持。一些既不具备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责任心的教条主义者，却因此而被任命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的领导。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些他们怀疑为不忠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具有反教条主义情绪的人赶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

指望哲学中的和哲学以外的教条主义者自己会改变方针，那是幼稚的。指望他们会自愿放弃他们还掌握的特权和地位，也是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仍然在企图躲过改革时期，可能的话则从其中捞点油水。最主要的是，他们想等到于己有利的时机的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使他们的愿望得逞。

（泽林摘译）

В.Г.布罗夫（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主任研究员）：应当客观地反映苏联哲学史

在苏联哲学史中还有一些“空白点”，例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实际上我们已经根本不讨论“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题目了。然而这个题目是需要进行科学地研究的。为了对比我要告诉大家，1982年中国出版了介绍斯大林哲学观点的文集，而且很快还要出一本类似的书。

再比如布哈林。他的所有著作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给予否定，他的所有观点也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应当有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的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促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通俗知识的传播。

为什么不出版奥伊泽尔曼关于20世纪40～60年代发生的辩论和争论的回忆录呢？

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史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淡态度。П.B.柯普宁和З.B.伊里因科夫在社会主义各国闻名遐迩，但多年来在我国却没有一篇文章在杂志上介绍这两位大学者在苏联哲学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如何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遗产问题。我还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武汉大学和那里的哲学家们进行的一次谈话。一位交谈者拿来一张纸，上面写的是：“马克思、恩斯格、列宁是人，不是神。”我想，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不是一天到晚总是回顾经典作家的话。然而，今天仍然有人试图将经典作家的话奉为圣经。不久前在一份中央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它的作者大言不惭地证明，说列宁差不多已经“洞察”到了今天的改革。

从列宁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法的论述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历史形式都是相对真理，它包含绝对真理的成分，但不能归结为绝对真理。然而不久前，多少有点不符合流行观点的思想，还被宣布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创造性这个论题就被束之高阁了，因为如果经典作家把什么都预见到了并且写完了，那还有什么发展可言。

应当重新考察一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的辩论材料。1983～1984年，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会自动消除对抗性矛盾的观点占了上风。这类观点通常以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中的那个著名论点为依据。我认为，我们对列宁的这个公式的解释依旧是非常教条的。试想，如果今天，1987年4月16日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否意味着明天，1987年4月17日就不再有对抗性矛盾了呢？我认为，列宁当时讲对抗正在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他主要是讲对抗已不再是发展的动力。同时列宁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某些理论家那样简单化地理解这个问题。对抗性矛盾消失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使今天它们仍会在苏联出现，难道人民群众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至于说这些矛盾今天已不具备过渡时期那样大的规模，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与当时大不相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舒白译）

C.M.科瓦廖夫（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革命前俄国的落后状况和其发展的条件表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尚未达到进行公有化的程度。我们习以为常的原理是：生产力是革命方面，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要不断赶上生产力水平。然而，在我国发生的实际情形却与此不同。我们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远比生产力更起作用的东西，因而导致公有化程度大大超出生产力已达到的发展水平。

卡斯特罗曾说过，革命者容易犯急性病，急于实现理想，如果这种理想一时难以达到，他们就把这种理想降格，俯就自己的愿望。我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尚未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没有解决超过资本主义生产率这一主要问题。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不仅不是发达的，而是还不够发达的。

（泽林摘译）

Л.M.沙巴尔金（历史学副博士、军事史研究所副教授）：战争与政治

火箭核战争不再是政治手段，因为这种战争一旦发生，从其政治意义上说，持续的时间将是短暂的一瞬，从其物理意义上说，在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持续几个小时。在现代条件下，能把这种政治瞬间看成是经典意义上的政治通过某种手段的继续吗？

战争不仅仅是武装斗争，而且还是经济、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火箭核战争却只具有武装斗争、武装冲突的性质。

从历史角度看战争，任何战争都可分为三个阶段：（1）战前史；（2）战史；（3）战争结果。就火箭核战争而言，其战前史是政治性的历史，而其后两个阶段即战史和战争结果实际上是没有的。

火箭核战争已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战争。它将是全球毁灭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毁灭，而不是战争。

（泽林摘译）

《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结束语

总结这次会议，可以说，它使我们有机会讨论哲学的现时状况，分析一些极为迫切的问题：思考我国哲学的现时状况和今后发展的前景，思考它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联系，思考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种联系的任务。

会议的特点是：充满公开性，充满对现代哲学知识命运的深切忧虑，贯穿着自由争论的精神。

近几十年来在哲学活动中广泛流行的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注释作风、对社会现实所持的消极直观态度和辩护态度使与会者感到极大的忧虑。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就是造成哲学活动在我国社会广大公众心目中威信降低的原因。

同时，争论还表明，当前不存在对近几十年来全部哲学活动作出彻底否定评价的客观根据。哲学家不应忘记，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曾积极地研究过认识论、逻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哲学史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方面的许多问题，这方面的成果丰富了哲学知识。遗憾的是，就社会哲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亦即就以研究和规定社会发展道路，研究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为任务的那些哲学知识领域来说，上面这种估计却是不适用的。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会议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造成此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社会现实发展的特殊性，二是哲学自身准备不足，难以对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作出分析。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局面：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践，而政治活动领域中的实践又往往轻视理论。社会停滞阻碍了哲学知识的发展，造成哲学知识的教条化和烦琐化。但是此种局面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促使哲学日益积极地参与改革。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与生活的接近能够而且应该对它们相互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会议认为必须提出有关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前景观念。这首先涉及的是：加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使人（作为社会进步目的本身）的问题成为贯穿哲学全部内容的东西。会议指出，今天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哲学参与我国困难重重的实际事务的方式。为此，哲学家应当对以释放蕴含在人的因素中的巨大潜能为目的而采取的那些行动，作出理论上的论证。

这里所指的是把新思维贯彻到哲学中去，即新思维应该使自己得到确立，使自己关于现代基本价值、关于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一般原则的观念得到确立。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克服我国近几十年来著作中形成的那种对一系列极重要原则所作的简单化的和教条主义的解释，恢复辩证法和社会哲学的真正革命性的、注重实效的本质。

我们必须学会在民主条件下生活。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哲学家由于自己职业活动的特点（推动他们考虑时代的要求）而应当首先学会这样生活，因为它负有教会别人也这样生活的责任。从实践上说，这就是要求学者不仅善于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且要尊重自己对手的意见，承认对手也有权捍卫自己的立场。

即使在进行最尖锐的批评时，人际关系的伦理学和科学伦理学也要求尊重被批评者的个性。这不仅是提高专业工作者的哲学文化素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而且也是实际克服非专业工作者的哲学文化素养低下的前提。

（泽林摘译）

[1]本文为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1987年4月14～16日主持召开的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会议发言记录稿的节译。此次会议是在苏联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实行改革的重大时刻召开的。会上有来自苏联各地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发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弄清苏联哲学的现状，认真分析造成哲学发展诸多不良倾向的主客观原因，弄清为什么基础研究薄弱，为什么存在大量毫无创见的低劣作品，哲学为什么脱离生活，等等。会议还想就哲学发展的迫切问题进行开诚布公、严肃认真的对话，以求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和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会议实际上是苏联哲学界对苏联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深入的反思，集中反映了苏联哲学家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本文标题为《哲学译丛》编辑部所加。原文出自《哲学问题》，1987年第7期至1988年第2期。

[2]参见《新世界》，255页，1987（4）。

[3]参见《新世界》，259页，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