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命在哲学和科学上予世人发现新事物的人，大凡都喜欢贬抑先人提出的那些体系，目的在于间接地夸耀自己的体系，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自然和最常见的事情。然而，对于那些能够交与人类理性法庭讨论的最为关键性的问题，目前的我们仍然很无知；如果这些人仅仅满足于惋惜这种无知，那么对于一切了解科学现状的人们则很少会对此反对。一个有很强判断力和渊博学识的人往往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事实，即最为世人所称道，并自认为已经达到精深推理程度的各家体系，它们的基础同样是非常薄弱的。盲目地选取原理，推论出来的只能是残缺的理论，各个部分之间必然不能相互调和，整个体系也会因此而证据不足；此情形在著名哲学家的体系当中随处可见，这为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
即使没有渊博的知识，我们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科学存在的缺陷。即使一般的群众，由他们所听到的喧闹声，也可以获知科学门内并非事事顺利。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辩论的题材，学者们通常对它们都会持有不同的观点。即使是那些最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也喜欢对它们进行争辩，而对于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却给不了明确的结论。争辩无休无止，就好像是每件事情都不能确定，但当他们处于争辩过程中时，反而表现得热血沸腾，就仿佛一切事情都是确定无疑的。在所有的吵闹之中，要取得胜利靠的不是理性，而是辩才。无论是谁只要有了辩才，就可以将他荒诞的假设吹得天花乱坠，唯恐找不到新的信徒。所有胜利者并非手持矛剑的武士，而是军中的吹鼓手和乐队。
据我观察，一般人之所以会对形式繁多的形而上学的推理产生厌恶的心理，原因就在于此了。甚至自命为学者，并且对于其他的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给予适当重视的一些人，也一样具有这样的心理。他们那些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推理，并不是针对任何有关特殊科学部门所作的推理来说，而是指在一切方面都极其深奥，只有在经过了思考以后才能有效理解的那种论证。因为对于这种研究，我们通常都是白费力气，所以我们总是毫不迟疑地将他们抛弃，认为既然人们必然一直都要受错误和幻想的安排，那么至少我们可以使错误和幻想变成自然的、有趣的。只有相当程度的懒惰和最为坚定的怀疑主义者，才有可能替厌恶形而上学的心理进行辩解。原因在于，如果真理是为人类力所能及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它一定隐秘于非常深奥的地方。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在这方面耗费了很大精力，依然毫无结果；如果我们希望不劳而获地取得真理，那真是太狂妄自大了。在下面的我所要阐述的哲学当中，不认为自己具有这种优越条件，如果我的哲学非常浅显易懂，反而会让我觉得这是对它的一种极大的反对。
很明显，任何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些关系，无论学科看似与人性相隔多远，它们最终都会以某种途径再次回归到人性中。即便是数学，自然哲学以及自然宗教，它们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科学；由于这些科学总是在人类的认知范围内，而且还是依据了人类的能力与官能判断出来的。如果人们完全认清了人类知性的能力与范围，并且能够对我们利用的那些观念的性质，以及我们进行推理时，其心理作用的性质如何加以说明，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在这些科学中我们将能够取得多大的改变与进步。在自然宗教之中，更加需要这些改进，因为自然宗教不安于仅仅将神的本性传授给我们，还会进一步把认识拓展到神对人类的意向和人类对神应尽的义务；所以人类不但作为了推理的存在者，还是推理研究的一种对象。
处于科学之中的数学、自然哲学以及自然宗教既然这么接近与人有关的知识，那么在与人性有着更为紧密联系的其他种类的科学中，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逻辑的唯一目的是要分析人类推理能力的作用、原理和人类观念的性质；道德学与批评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情绪以及鉴别能力；而政治学研究的则是与社会相结合的互相依存着的人类。像逻辑、道德学、批评学以及政治学这样的科学，差不多涵盖了所有需要我们研究的各种重大事情，或者说全部可以用来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各种重大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能够找寻获胜的唯一途径，就是摒弃我们一贯采用的那种令人厌恶的迂回曲折的旧办法，不要置身于边界上还要一会儿夺取某座城堡，一会儿又要攻占某个村落，而是要直击这些科学的核心或首府，即人性本身；只要掌握了人性，我们就有可能在其他各方面轻易地获胜。我们于此便能够拓展到征服那些与人生有紧密相连的科学，之后就能悠闲且较为充分地找寻那些完全只是好奇心的对象。解决任何重要问题的关键，无不包含于人类科学之中；在没有真正了解这门科学之前，所有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在力图解释人性原理的同时，其实也就相当于在提出一个几乎是建立于全新基础之上的完备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恰恰是全部科学唯一稳定的基础。
人的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唯一牢固的基础，然而我们对这一科学本身所提供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经验与观察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发现，实验哲学应用于精神题材比应用于自然题材整整晚了一个世纪以上，我们无须感到惊奇；因为事实上这两种科学的起源几乎也间隔同样的时间；从泰勒斯推算到苏格拉底，其间相距的时间大概相当于从培根勋爵到英国晚近时期若干哲学家相距的时间；人的科学直到这些哲学家的出现才开始被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好奇。诚然，在诗歌上，其他的民族虽然也能与我们抗衡，并且在其他一些有关欣赏的文艺方面，他们甚至能够超越我们，但在理性和哲学的进步上，恐怕只能归功于我们这个宽容而自由的国家了。
关于人的科学虽然没有自然哲学发展得那么早，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认为它赋予我国的荣誉没有对自然哲学的那么大，我们应该认为它较迟的发展是一个更大的荣耀，因为这门科学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番改革。因为，很明显：既然心灵的本质与外界物体的本质同样是为我们所不熟知的，那么，若不是借助于精确、认真的实验，并且观察心灵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所产生的特殊结果，对心灵的能力和性质，我们也一定同样无法形成任何概念。虽然我们必须努力将实验推溯到底，并且用最少和最简单的原因说明所有结果，从而使我们的所有原则达到最大程度的普遍，但是我们也不能超越经验，这点仍然是可以确定的；凡是自命发现人性终极原始性质的一切假设，就应该被认为一定是狂妄和虚幻，予以弃之。
一个专注于说明灵魂最终原则的哲学家，不会称自己是人性科学的一位大师，或是自认为对心灵感到满意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因为对我们来讲失望和快乐几乎是同样有效的，一旦我们得知某种欲望无法被满足时，这种欲望就会立即消失，这是十分必然的道理。当我们看见，我们已经达到人类理性的最高极限时，我们便会心满意足了，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大体上的无知，而且我们也看到，对于最概括、最精微的原则，除了凭经验知道它是实实在在的以外，恐怕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了。经验即一般人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对于最奇特、最特殊的现象而言，无须经过研究便能够直接发现了。这种无法再进一步的情况已足以使读者感到满意，作者也因此得到一种更加微妙的满意，因为他已自认无知，从而明智地躲开了过去许多人犯下的错误，没有将他的假设与猜测当作最确定的原则来蒙蔽世人。既然先生与学生都感到了满意与满足，我们怎么还会对哲学有别的要求呢。
如果不能说清楚最终原则的情形，而被认为是人的科学中的一个特点，那么，我可以大胆断言，这是人的科学和一切科学共同的特点，也是我们所从事的全部艺术的共同的缺点，不管这些学艺是在各种哲学学派中培养出来的，还是在低等的工匠作坊中实践获得的。这些艺术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超越经验的范畴，或者是建立在不以这个权威作为基础的原则上。精神哲学所具有的一种特殊不利条件是自然哲学没有的；即当精神哲学搜集实验材料时，都是提前定好计划，并按预定的方案来应对每种可能发生的具体困难而无法有目的的进行实验。当在某种情况下的某一物体对另一物体产生的影响无法让我明白时，我只需要把这两个物体放在同一种情况下，观察会有什么结果发生就行了。但在精神哲学中，如果我将自己放在所要考察的情况下，企图用同一种的方式消除一切疑难，那么这种思考和预计必定会扰乱我的自然心理原则的作用，而使我无法根据现象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借观察人生现象去搜集这门科学中所需的实验材料，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人类的交际、事务以及娱乐去获取实验材料。当这类实验材料经过慎重地搜集和对比之后，我们就能够在它们这个基础上，建立一门比任何其他的科学更加实用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