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组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会议确定要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人才，参加我党在上海开设的中央军政干部培训班，以弥补前线极为缺乏军政干部的现实。
中央军政干部培训班，是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委托中央军事委员彭干臣（黄埔一期生，“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南昌市公安局长）秘密筹办，由周恩来直接安排课程与授课人。在确定办班时间的同时，中央组织部收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唯一的推荐人选。经中央组织部同意，马尚德赴上海学习。能参加此次培训班，对马尚德来说，不啻为一声春雷，让他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爱与培养。1929年6月，马尚德接受河南省委委托，化装成客商，到了郑州火车站，前往武汉，再乘坐客船去上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学习。
培训班是在秘密的状态下举办的。为防止不测，中央组织部规定学员间不能相互通报姓名。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马尚德先后听取了周恩来的“政治、军事工作报告”，恽代英的“农民运动报告”，陈潭秋的“组织工作报告”，李立三的“职工运动报告”，以及刘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告”。此外，马尚德还阅读了大量的党内文件和各种专题资料，顿时觉得自己的认识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学习结束的那一天，马尚德带着收获的心情，准备收拾行李，想着赶紧回河南开展工作，将这一个月来的理论付诸实践。马尚德是一个孝顺念旧的人，在他参加革命之前，母亲就对他说过，一定要时刻谨记救家乡的父老于水火。
刚收拾完，工作人员赶来告诉他，说是周恩来今天仍然按照惯例，与学员交谈。马尚德以为跟往常一样，就是例行谈话，拎着包袱就过去了。谈话的时候，他才知道，是关于结业分配的事情。周恩来对参加这期培训班的学员结业后的归属很关心，多次召开中央组织部内部会议讨论，并向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建议。此次，周恩来已是有了决定。谈话是在培训班的教室里进行的。周恩来首先表明了中央组织部的意向，要把马尚德调往全国总工会，或是派往苏联留学军事。然后语重心长地征求马尚德的意见，并且很肯定地说，以马尚德的意向为准。
其实，早在来上海之前，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吴芝圃已跟马尚德有过交谈，说是结束上海的学习后，很可能会不再在河南省内开展革命工作，得调任他处。马尚德问，该如何处理，因为他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刚刚成型，担心离去后，根据地土崩瓦解。吴芝圃说，对于调任，中央是认真分析了的，是目前革命形势的需要，服从中央安排是首要的。马尚德一想，也对，只有视全中国的农民为家乡父老，才会使得革命成功，若只是成功地革命了一个地方，显然谈不上真正的革命。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在工业学校读书时连夜琢磨《共产党宣言》的日子——苦难的工农是一家，没有贫穷，没有压迫。那一刻，因为抉择，马尚德的内心里充满了博爱与坚强。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马尚德很利落地回答周恩来：“以中央的安排为准。”
周恩来赞赏地笑了笑，考虑到马尚德在确山农民起义与刘店秋收起义中的指挥才能，以及早年到确山县与马尚德的接触，便坚定了应该让马尚德留学苏联军事深造的想法。他说：“骥生，你是难得的大将之才，应该让你去苏联学习！”
隔日，培训班领导彭干臣通知他：“立即动身前去与满洲省委接头，办理出国赴苏的签证。”
就这样，走向辉煌人生的重大转折来临了！马尚德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蜕变！
火车到达奉天，遵照组织纪律，他在奉天北站下了车，到小西边门附近寻找联络暗号。接上联络关系后，得到答复：待满洲省委通过关系，到东北当局办理出国的相关手续，这几日，先到旅馆等信。
出于革命工作者的自觉，马尚德初到奉天，便开始留意起这座城市。等信的日子确实空暇无聊，马尚德便把被誉为“关东第一都”的奉天的市场、故宫、陵园等浏览了个遍，深刻地感受到关东与中原完全不同的地理风情。
三天后，马尚德去催问出国手续的事情。得到答复：还需时日。至于什么原因，马尚德没有问，也不许问。马尚德不知道，出国手续迟迟没有办妥，原来是新上任的工人出生的满洲省委书记王立功与知识分子出生的负责组织工作的代理省委书记刘少酋之间起了纠葛，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对于马尚德的出国手续所牵涉的一笔经费一时又拿不出，王立功抱怨刘少酋没有掌管好“特殊经费”，而刘少酋抱怨王立功批拨经费数不考虑“僧多粥微”，辩称需要开支的地方太多而且每一笔开支都是使在刀刃上了。因而，马尚德的留苏签证，被耽搁了下来。
马尚德虽然着急，但是又不能紧催组织，只能等待。然而，他是干革命的，一天赋闲，就难受一天。灵机一动，他想起在军政干部培训班的时候看到过一份材料，说是满洲50万工人，却只有60多名党员，党组织异常薄弱。于是上言满洲省委：希望在等待签证的日子，希望组织上能分配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几天后，马尚德得到答复：城市工运与学生运动正缺人手，委派他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在省委特别指定的王仲一同志的指导下，在奉天、大连之间开展城市工作。
1929年3月下旬，马尚德到奉天、大连巡视学运，他这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日俄战争中攫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并在旅顺、大连建立了关东军和关东厅，以在东北全面实行殖民统治，使之成为殖民中国的桥头堡。马尚德心绪激愤，凭借平日的见闻与多年的历史知识积淀，连夜起草演讲稿，向工人、学生等群众进行激情演讲，但是，他那一口浓重的豫南音，让多数群众听得云里雾里。无奈，他开始向群众主动学习山东话，以及关东土著话。
4月2日，张学良将奉天改名为沈阳。这一天，马尚德在本溪湖煤铁矿视察组织工作和工运，接到满洲省委的通知：火速回沈阳。马尚德以为出国手续办妥了，欣喜地回了沈阳。等到了沈阳，才知道这次是满洲省委请他这个从军政干部培训班出来的高级干部领导一场“红五月”的工人运动，而且还指定了省委工运的负责人王仲一协助。他问王仲一：“手续办妥了吗？”王仲一说：“省委正在开会研究，等这次工运结束了，就会有消息了。”
马尚德感觉到满洲省委在考验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事情，去抚顺煤矿开展工运。
马尚德接受省委指示，化名为张贯一，到了露天煤矿——千金寨。为了进入工人内部，他选择去做一名煤黑子。煤黑子是矿上最辛苦的活，也是劳苦工人最多的一个职业。由于要下矿刨煤、运煤，劳动一天已是不愿再多动弹，所以常常几天不洗刷，除了牙齿，全身上下都黑乎乎的，因此被称为煤黑子。同时，他选择煤黑子这一职业，也是觉得煤黑子会到处运煤，对地理熟悉会有帮助。
张贯一是顶替一名生病的张姓工人进入煤矿的。刚进去，顿觉不适，但是他咬牙挺了下来。没过几日，他跟周围的工友们都混熟了。他对年老的称呼“大叔”，对年轻的称呼“大哥”或者“兄弟”。而工友们，也因他的山东口音和魁梧体格，热切地喊他“山东张”或者“张大个子”。熟悉后，不少工友跟他说：“大个子，你这体格，在外面，不愁没有端正的工作，何苦来到这没天日的矿里呀！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细问后，张贯一才知晓了工人们的怨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煤矿后，为缓解日本国内的能源危机，对煤矿的开采都是人肉式的，一味地追求产量，所以瓦斯爆炸、煤气自燃、煤矿坍塌、设备漏电等致死事件层出不穷，而矿主根本不管死亡赔偿的事，直接将死难的工友们扔到“万人坑”，或者直接丢到废矿里。“我们干的是不见天日的活，下去了，可能就不会再上来了。最可恶的是，除了矿里有专门的监工，日本人还派了监工，一个比一个狠，见你动作慢了，就开始拳打脚踢。有不少人没有被矿给压死，却被他们给打死了！”
有一天，张贯一跟着同班矿工下矿，见到其中一个年老的工友拎着香纸、白酒。他感到好奇。工友悲愤地说：“去年的今天，矿里积水爆发了，死了480多个弟兄。今天虽然带了香纸，但是不敢点燃啊，因为点燃了会引发瓦斯啊煤气啊爆炸！也罢，只能用煤块压香纸，聊表我们活着的弟兄对他们的心思。”
听罢，张贯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动工运的材料。又细问：“矿里怎么会发水灾呢？”
其中一个老工友泣不成声了。他哽咽着说：“当时，大山矿有两个竖井报废，矿主不让回填，招呼监工操着家伙就赶着我们去开新井，因为急，没有测准新井的掘进方位，反而掘开了废井，所以废井的积水就涌了过来。日本监工不管我们的死活，硬是要我们在两个废井之间砌了一堵间隔墙。几天后，废井的积水越来越多，冲垮了间隔墙。大水裹着煤啊石头啊一下子涌到了新掘的井里面。当时我们正在打巷子，大水就往我们这边冲过来，像灌香肠那样。”
张贯一悄悄地问：“死了多少？”
另一个工友愤怒地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482。”
接着他补充道：“那一年，不止这一个事，总共死了870多个人。”
张贯一在听他们讲述那些悲惨的往事时，留意着他们的表情。他能感受到，积压在他们胸中的怒气。他知道，只要稍微加以引导，他们定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这天下午，张贯一和同班的兄弟们在棚子里休息。一会，进来几个病怏怏的人。邻铺的老工友提醒他，进来的这几个是来求帮忙的，都是之前被矿主给裁掉的工友，自身抱着病，还要养活一家老小，生活过不下去了，来求弟兄们帮帮忙的。听罢，张贯一摸了摸口袋，毫不犹豫地和大家开始凑份子。
待他们走后，张贯一躺在床上，跟老工友说刚才这几个人以后怎么活啊，拖家带口的，一家子人怕是都活不下去了。
老工友说：“日本佬把老子弟兄们都逼到死路上了！你说拼不拼？不拼，死路一条！拼，说不定还有活路！”
听老工友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年轻的工友都坐了起来：“拼了，弄死日本佬个畜生！”
此时，张贯一很冷静。他知道该怎么控制这样的场景。他问老工友：“以前有拼过吗？比如说，搞罢工，有没有成功？”
“有啊！前年，金票，也就是日本的钱，贬值了，一块钱的金票，只能换我们的银元五六毛。日本佬出了主意，发工钱的时候，给我们发金票；而对我们的借款、罚款，全部算成银元。你说说看，一个月下来，基本是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都白干了。还得借债过日子！当时，矿上有个弟兄，叫张凤岐，带着弟兄们搞罢工。向日本佬提了两个条件，一是涨工钱，以我们的银元为准，不要金票；二是缩短工时，把原来的13个小时工时，缩到8个小时，超过的时间不能白干，得按小时算工钱。矿上的大掌柜肯定不会答应了！于是，他叫矿上所有的监工去赶弟兄们开工。张凤岐叫上了矿上所有的弟兄，拦在路上，跟他们对着干。他们要是动手，兄弟们也动手。罢工没日没夜地坚持了三天，大掌柜就松口了，贴了告示，说答应弟兄们的两个条件！”
说完，老工友光着脚就站到了地上。他望着屋顶：“想起那时候，真是过瘾啊。日本佬，大掌柜，被弟兄们搞得服服帖帖！”他俯身问周围的人：“你们说，弟兄们的要求，过不过分？”
“再搞他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听了这些，张贯一心中有此次任务必胜的把握。他想，一定要用学习到的工人运动史做教材，充分利用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冲突。先去寻找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兄弟团，然后在兄弟团的基础上，形成工会，领导工人们开展更宏大的工人运动。
见工友们热血沸腾的，张贯一立即示意大家凑到一起，围起来。他小声地跟大家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大家当即答应一切听他安排。于是，兄弟团正式成立。张贯一号召大家继续去寻找有意进行罢工的弟兄们，但是一切行动都得秘密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1929年5月1日，张贯一，也就是马尚德领导的抚顺矿工“反裁减、反加班、反打骂”大罢工运动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的上午，矿工们正汗如雨下地干着活。只见一个日本监工故意找茬，骂一个矿工动作太慢，然后挥动皮鞭开始抽他。被打的这个矿工，早就跟张贯一联系上了，成了积极分子。他当即还手，跟日本监工厮打在一起。而附近的一个积极分子见状，冲上前，便帮弟兄打日本监工，边吆喝：“日本佬又无故地打我们的弟兄了！我们要去找大掌柜评理去！来人啊！集合啊！”
一动，十动，百动，最后矿上一千多人似乎是一起从井里面冒出来的，全部站到了一起。他们喊着口号，开始往隔壁矿上走去。而隔壁矿上的工人们早已是等着张贯一这边先动起来……
一列列拉煤矿的车皮被掀翻，一架架钻井的机器被拆掉，四五千人人手一根钢钎，向日本采碳事务所挺进。大掌柜正准备给警署打电话，而电话线早已被工人给剪断了。大掌柜立即派人驱赶围过来的工人，准备向领事馆送信。
罢工第一天，大掌柜以为工人们闹腾够了，累了，饿了，就会散去。但是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工人们的斗志丝毫不减。因为人多，所以在深夜，他们轮班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