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老师的指导下，马尚德开始全面接触在广州定期出版的《新青年》季刊，以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纸《向导》周报。他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怀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尖锐关注。对于这点，他是非常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方针的。不久，青年协社改选，在贺老师的举荐下，马尚德以活跃的精神气象、敏锐的思辨能力和出众的组织能力，全票当选该社领导人。在他的带领下，该社吸收的新会员达到了他入会之初会员数的两倍多，并且把该会的影响力扩大了整个省城。他适时调整会员标准，开始允许进步的青年工人加入，而不像以前，仅仅限于青年学生的范围。对于这点，贺老师每次见到马尚德，都要竖起大拇指。这一年的暑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要求，该会发动学生会员返乡，以县为单位，开办农民夜校。自然，马尚德被确山县的同学们推选为确山县农民夜校主任。回了确山县城，马尚德来不及回李湾看望母亲和妻子，以及嗷嗷待哺的儿子，立即着手夜校的工作。他选定了南高庙、第二高小、东关等三个地点，开了三个夜校，吸收青年农民学员近百名，并且规定每三天下乡一次，开展演讲。有一天中午，马尚德刚到李湾集市，看到郭莲赶了过来。马尚德心中满是愧疚，而郭莲在一旁，宽慰他，要他安心读书，安心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要他放心家里的事情。听郭莲这么说，马尚德顿时泪水涌了出来，拥着妻子，沉默了片刻，然后交代了一些家事，收拾了一下心绪，便跟着同学们回了县城。一直到八月下旬，因为学校开课在即，马尚德才返回开封。这期间，农民夜校举办了两期，下乡十余次，马尚德没进过一趟家门。但是，他觉得自己收获很大，至少结识了不少青年农民骨干，比如私塾同学徐中耀的大哥徐中和、张家铎的胞弟张家铮等。这一年的春节，马尚德在四叔马德龄家里见到了远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张家铎。原来，张家铎是四婶的胞弟。马尚德开玩笑说：“家铎，看来我得喊你舅舅呀！”惹得众人哈哈大笑。私下聊天时，马尚德发现，张家铎在上海一年，已今非昔比，眼界更开阔，说话句句都向着中国共产党，给他的感觉就是：我张家铎就是共产党。张家铎告诉他：“推翻军阀统治，需要我们年轻人冲锋，我们当仁不让，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先学会领兵作战的本事。我觉得《孙子兵法》以前被我们忽略了，现在补上，为时不晚啊！”马尚德暗暗地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他知道，张家铎说得正合己意。
1925年春天，马尚德返校不久，一个令人悲痛的讣告传遍了开封——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时值马尚德主持青年协社的全面工作，只见社员们纷纷议论孙中山先生之后，该由谁来完成总理的未竟事业。这时，马尚德才恍然大悟：总理是国民党的总理，是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的基石。并且心生担忧：若新总理与军阀苟合，若新总理对力求合作、改良的共产党进行排斥与打压，中国革命的命运岂不是又得回到起点？马尚德连夜请教贺老师，虽然贺老师解释了总理的遗嘱，并且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再看马尚德，或许出于一种政治嗅觉吧，仍旧忧心忡忡的。
6月初，马尚德带领全校学生，奋勇参加了由开封工界、学界、商界联合组织的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马尚德向学界组织领导建议：组织纺染专科学生组成抵制日货、英货代表小组，发挥查禁抵制作用。学界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责成他具体负责相关事宜。于是，马尚德带着新近出版的《热血日报》，领着同学们到开封的车站、码头，配合工人纠察队的演讲，发动工人、学生、市民、店员，查处日货、英货。由于出色的组织能力与办事能力，他得到了学界领导、进步师生的一致好评，并且在贺老师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同学的推荐下，正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入团后，马尚德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
1926年10月，北伐革命军进占湖北、湖南以后，革命势力迅速北上，使得北方军阀政府大为恐慌。开封当局为免学生发生事变，强迫各学校提前放寒假。这时，马尚德刚刚读完工业学校三年级的课程。他想：也罢，提前寒假就提前寒假，反正开年就得毕业了，不如提前“毕业”。于是，他开始收拾书本与衣服被褥。为支援北伐革命军，开封的共产党组织号召各校党员、团员回乡积极发动组织群众，配合革命军北上。马尚德接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决定轻装上阵，立即回乡。
张君见儿子回来，喜上眉梢，希望儿子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多待几天。可是，马尚德进门依次向母亲、妻子问好后，就出了门，至于隔壁的二叔二婶，他连照面都没有打。一连几天，连人影都没有再露出来。
也许是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是马尚德在外面搞“共产”，要搞“打土豪恶绅”……张君不禁觉得：儿子是不是变坏了？一天夜里，马尚德从县城开完会回家，张君跟郭莲守在房门口，吓了马尚德一大跳。张君问他：“儿，整天不见影，在外面到处跑，到底在跑些什么东西？”
马尚德一听，笑呵呵地坐在张君和郭莲的中间，对张君说：“娘，没什么呀！”
郭莲见他还在隐瞒，又碍于母亲在旁，便悄悄地拽他衣襟。
“儿，你得说实话。娘不会怪你的。”说着，张君竟然哭了起来。
马尚德心里一阵难过，便如实向母亲和妻子作了交代。然后将母亲扶进了房。他很认真地对母亲和妻子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没有财主，没有穷人，大家都平等地生活着，不会有谁去欺负谁？”
两人瞪着大眼睛，摇了摇头。
“确实有这样一个国家，就在咱们中国的隔壁，叫俄国。那里，工人和农民当家做主。所以，咱们要把中国变成他们那样美好！”他说，“这些天，我一直在各个乡里组织穷苦人家，有农民，有工人，鼓励他们拿起武器，向军阀政府和地主财主们开火。”
连郭莲这样的年轻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自然不要说张君了。但是她们俩打心眼里觉得马尚德没有变坏，只是做事的方式很隐秘，做的事情会很危险。所以，除了担心，别的也说不出来。临了，马尚德安慰母亲“早点歇息，别担心”，便和郭莲回了自己的房间。
1927年4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三月三，清明节。早晨，马尚德和张家铎领着确山县几万多名群众，分成四路，开始包围县城。他们手持大刀、长矛，扛着鲜艳的“犁”字大红旗，将确山县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然后按照之前的计划，从队伍中调出一伙身手敏捷的，专门去割电话线；又抽出一伙身强体壮的劳力，捣毁了火车站，掀翻了铁轨，迫使火车停下来；又抽出以妇女为主的一支队伍，进城，秘密疏散居民。他们用自造的土炮向县城里面进行炮击。此时，在城里的是吴佩孚的第八军的留守队，有四五百人，由县长王少渠主政。他们见势不妙，派出一个代表跟起义军议和。起义军答应了议和撤兵之事，但是提出四个前提：
一、交出确山县的魏呈典、楚本固、何明义、田斐卿等四大恶绅，当众清算以“兵策局”名义征收的钱粮，特别是一次预收十年的地租；
二、立即取消“兵策局”，取消所有苛捐杂税，立即释放因交不起粮而被关押的农民；
三、革除弊政，反对军阀统治，严禁无理羁押农民代表；
四、在农村实行县政时，一切必须通过农协，严禁派兵到农村拉夫拉车、抢夺粮食、奸淫妇女等欺压百姓的行为。
王少渠老奸巨猾，明里说四项条件没问题，却暗地里送出信号，要求主力部队前来解围。马尚德识破了他们的诡计，起义军更是群情激愤，土炮不停地轰向城里。而远近的百姓们，不分老弱病残、妇孺老幼，都在为起义军送水送饭。起义军斗志昂扬，一连四个昼夜，包围攻打县城。终于，9日的曙光射出时，起义军活捉了县长王少渠，将鲜艳的红旗插在了县政府的楼顶上。事后清理城里，共击毙敌人200余人。
确山农民起义，可以说成是马尚德第一次正式而严肃的革命行为。虽然之前，他领导过好几次千人以上的学生运动，但是，它们仅是学界的一些事，其内涵、其意义、其影响，远远没有确山农民起义宏大——创建了中原第一个工农政权！
根据完整的档案记录：这次农民起义，马尚德任总指挥，中共豫区技术书记兼驻马店特委书记林壮志、中共豫区执行委员兼河南省农协委员长王克新担任起义指导，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委派了黄埔四期学生李鸣岐参与策划，所有确山籍的进步青年诸如张家铎、徐子荣、刘清范等人组成指挥部，参加的党团员、农协代表、农民兄弟等，多达58000人。
从这次起义开始，马尚德便奔上了彻底的职业的革命者的道路。
确山农民起义之后，国内革命形势骤变。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权，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关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部署，领导权归属于国民党，工农群众团体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归国民党指挥。于是，起义成功后，受中共中央指示，马尚德等人将新生的农工政权移交给了国民党县长熊笃文，同时，解散了临时治安委员会。马尚德、张家铎等7名起义指挥部成员（当时已是县党委常委）服从国民党县委的安排，到了县委党部去做党务工作。
而此时，早年倒戈直系吴佩孚而起义北伐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晤，达成了反苏反共、宁汉合作等反动协议，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共”。这一协议使得北伐军内部开始分裂孤立共产党，对共产党主张的农民运动开始不支持、不合作甚至强烈反对。于是，确山的反动势力又开始嚣张起来了。趁着风头，四大恶绅之一的何明义纠集了当地的地主民团近一千余人，并勾结河南督军云鹗（旧军阀，但是腰身一变，成了冯玉祥的军政大员）所部的旅长，得到了一个营的兵力支持，包围了确山县城。何明义扬言要实行农村自治，反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
马尚德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之前并未得到消息说“宁汉合作”。马尚德率领40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拼死抵抗。此时，他还抱有幻想，希望借助由周口撤回武汉，经过确山的北伐军势力，巩固防御，驱赶反对农民运动的何明义等。但是到了夜间，李鸣岐带回了准确消息，说是不但冯玉祥的国民军不支持农民运动，就连北伐军也是抵制农民运动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冯蒋已达成反共的协议，“清共”已经在行动了。
马尚德闻之，如雷轰顶，但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根据周恩来接见他时的指导思想，立即采取了保存实力的新策略。经与李鸣岐、张家铎等人商量，决定撤出县城，转移到广阔的农村，即回师确山起义的策源地去打游击战。
不久，省委书记王克新传来新的消息与指示：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已达成“息争合流”，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免去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并在7月13日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的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指示湘、鄂、豫三省紧急撤退大批共产党人，并将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人和组织迅速转移到地下状态。
9月中旬，中共确山县委通知马尚德等人，紧急秘密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河南省委《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会上，李鸣岐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亲赴江西南昌，组织武装暴动。起义部队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叶挺等分别传达党中央和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了起义的命令。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一声枪响，起义爆发，到该日早上6点钟，将南昌城的敌军全部肃清。这一天，党中央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务必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会场上，人人闻之，振臂高呼。这次会议，确定了10月下旬开始“刘店农民秋收起义武装暴动计划”，是为响应日前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开展的“秋收起义”。
11月1日，天蒙蒙亮，马尚德等人已在刘店各寨子口布置完毕，在王克新的示意下，马尚德打响了刘店秋收起义的起义枪，从此揭开了豫南土地革命的序幕。
此后，马尚德先是调任豫南地区特委书记，后任省委特派员。在任职特派员的一次巡视期间，马尚德久别回家，没有见到母亲、妻子和儿子，问过二叔，才知妻子临盆在即，搬到了岳母家。马尚德立即赶往岳母家，刚进门，便听到了女儿的哭声——女儿出生了！马尚德悲喜交集，满脸泪水。母亲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他思索了一会，说干脆叫“躲”吧。母亲以为是“花朵”的“朵”。他肯定地说，是“躲起来”的“躲”，意即女儿躲到了她姥姥家出生。因为是繁重的革命工作的间隙里临时回家探亲，马尚德不能多作逗留，匆匆告别。哪知，这一别竟是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