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何者为通史，即普通史之谓；何者为专史，即专门史之谓。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纪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前者主于联贯，其文贵简要有序；后者贵乎详尽，其文应比次有法，此二者之辨也。《史记》通黄帝至汉武之世，而为一书，是可谓为通史之创作，刘知幾列为六家，而未尝名其为通史也。“通史”之名，始于梁武帝，后则郑樵之《通志》，亦与通史之体例相同，此所谓通者，不过通诸断代史而为一书，而去其重复牴牾者耳。语其繁重，亦与断代史等。故吾尝称《通志》为总辑之史，未尝以通史许之也。章学诚尝于《答客问》一文，论及作史之旨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其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此论即为《通志》而发，何炳松则深取之，以此为通史之定义，虽通诸现代西洋之所谓通史，亦可当至理名言之评语而无愧色 。然章氏论史，以《春秋》为极则，以古人之守于王官者为百世不易之成法，其称史义，称家学，皆含有崇古之见，斯则尚有商量余地耳。夫通史之可贵，不仅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而已。又当略人所详，同人所异，轻人所重，谨人所忽，不在事迹之详备，而在脉络之贯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体之求其综合，所谓成一家之言，固非必要，而通古今之变，则为必具之要义。与其谓为通史，不如径称为普通史，普通亦义同普遍，即含有概括叙述之意，其造端虽大，其措辞则简，不必高语《史记》、《通志》，以马、郑诸氏为师，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鲁滨孙博士以历史为连续而成，故主作通史，以求时间之联贯，而以断代史及国别史不能表现其功能，故不甚重之。何氏因其说以撰《通史新义》，凡分两编，上编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次之理论及应用属之；下编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与他种历史之关系，皆加以说明，同时于其他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义例，亦加以相当之估值。至其所述之原理，则十九采自法国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若夫专史之作，初则有断代史、国别史之分，继则有典制史、学术史之作。所谓断代史，如汉、晋、唐、宋、元、明，皆以一代之事编为一史，此就纵贯之通史，而截取其一部而为叙述者也。所谓国别史，如三国、十六国，就纵断之一部，横剖而为数段以为叙述者也。所谓典制史，如《通典》、《通考》，盖汇合诸史之志，而联贯为一书者也。所谓学术史，盖汇合诸史之儒林、文苑诸传，联贯而为一书者也。何氏于所撰《通史新义》中，曾论及西洋专史之发生云：
自博学之道兴，学者始习于古代书籍之研究，并叙述各种不同之事实，以评定古书之优劣，自此专心搜集，关于中古时代习惯、制度、语言、文字之史料，及事实，专著类纂，因此出世，于是西洋始有各种特殊之历史，如文字史、语言史、教会史、法律史、文学史、建筑史、雕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此种专史，本为全史之重要部分，唯各成自主之一支，各有其专门之作家，及特殊之传统习惯，史家之注意此类事实者既寡，故此种专史之创造，多非史家之功。此种专史，往往自取独立科学之态度。盖历史上特殊之事实，为数极多，吾人欲视同普通历史研究之，实际上已不可能也。而专史遂不能不依年代与地域，而划成其范围，以国家与时代为界限，每一种专史，更分段落，是故吾人既有宗教史、法律史、文学史，同时又有埃及史、亚述史、希腊史、罗马史、法国史、英国史，并有中古史、近世史、现代史也。历史之分支既多，通史之范围，当然因之而缩小，旧日概念，所视为服务公家可资借鉴，而且在历史占有最大地位之各类事实，至此皆变为专史之原料，如外交史、军事史、宪法史是也（本书叶一百四十四一一一百四十五）。
寻此所论，诚与中土专史之发生，无大殊异。吾国古代，先有联贯记载之通史，如周室太史柱下之所掌是也。继乃有国别史，如鲁《春秋》、晋《乘》、楚《梼杌》以及《国语》、《国策》之作是也。继则有断代史，如《汉书》、《三国志》以下之正史是也。继则有制度、文物之史，近于类纂者，如《通典》、《通考》是也。继则有学术史，如《明儒》、《宋元》等《学案》是也。最近乃有所谓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现代史，此自纵贯之通史，横截而为数段者也。又有所谓哲学史、文学史、语言文字学史、宗教史、美术史、法制史、财政史、社会史，又自普遍之通史，纵分而为数部者也。此又受西洋学术之影响，而为科学之分类者也。梁任公亦论及专史之作，分为五种，一曰人的专史，即专以纪人为本位者，如合传、专传、年谱、人表之类是也。二曰事的专史，即专以纪事为本位，如《东林列传》，《复社纪略》，专纪明季士大夫之集团活动者是也。三曰文物的专史，即专以纪文物制度为本位者，如政治、经济、文化诸专史是也。四曰地方的专史，即专以纪载某一地方为本位，如各省通志、县志，称为地方志是也。五曰断代的专史，即专纪载某一时代之史，如旧作之《唐书》、《宋史》，新作之近世史、现代史是也。然又有国别史之一种，梁氏未曾叙及，兹就《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南北史》诸书言之，以一时代之事迹，划分为数部而分载之，正如后世之地方志。然三国之一时代，上以承汉，下以启晋；南北朝之一时代，则又上以承晋，下以启唐，亦居断代史之一部，盖又介乎地方的专史、断代史的专史之间者也。梁氏盖以国别史，纳于断代史之中又不复叙及之耳。何氏又论及通史、专史之分云：
一套之专史，如风俗、美术、宗教制度等之历史，无论其内容如何完备，决不足使吾人了解社会之演化，或世界之历史也。盖其所述者，仅一种连续抽象之描写而巳，而在所有此种抽象现象申，本有其具体之连锁，此种现象，或皆产生于同一人群之中，或皆为同一人群之产品，而此种人群，又往往有其共同之伟业，如迁徙、战争、革命、发见等，为各种现象之共通原因。例如吾人试究魏晋六朝之文学，将见自东晋直至隋朝四百年间，所谓南朝之文学，大体承吴语文学之后，继续发展，而成为南方新民族文学；至于北方，则自晋分东西以后，直至北魏灭亡时止，先之以文学之衰替，继之以文学之中兴，终至产出一种尚武好勇之新文学。文学之变化如此，不可谓之不繁矣，扶吾人迄不能就文学史本身，求其所以演化之原因也。此种演化本身，极难了解，吾人如欲了解所有此种文学上之特殊变迁，将非求援于通史不可。盖唯有通史，方述及东晋偏安之后，中国文化实保存于东南之一隅，而北方则先有五胡十六国之大乱，继之以北方蛮族之华化，而终于北魏之完全屈服于吾国文化之下。是故所谓通史，即共通之历史，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不肯留有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申事实之配景。实际上此种共通事象之足以联络，或驾驭人类之特殊活动者，皆属影响及于大众，及足以变更一般状况之事实，因侵略或殖民而起之民族移动也，人口中心之创设也，人群一般制度之创造或变更也，皆其类也。政治史之重要以及通史中政治史所占之地位之特大，其故皆在于此（《通史新义》页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
何氏以鲁滨孙博士之说为基础，故甚重视通史，以为通史能说明共通之演化及特殊之变迁，而专史则不能也。第吾则谓通史、专史之分，则由比较而定，其范围之广狭，亦因所述之事实而定。例如《通志》，政治典章无所不包，不可不谓之通矣。而《通鉴》则专纪政治，《通典》、《通考》则专纪典章，取以衡之《通志》，则彼为通史，而此为专史矣。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仅纪前后汉之政治，仅当《通鉴》之一段，取以相校，则《通鉴》为通史，《汉纪》为专史矣。《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仅当《通典》之州郡典、《通考》之舆地考，取以相校，则《通典》、《通考》为通史，而《纪要》、《利病书》为专史矣。依此推之，则专之下又有专焉。前之号为专者，又含有通之性质，而相引至于无极矣，此以旧史为列者也。又如新著之文化史，本自通史划出而自为一部者也。然学术为文化之一部，乃自文化史而分为学术史，而文学史又为学术史之一部，诗史、词史又为文学史之一部，亦相引而至于无穷，文化史视通史为专；视学术史则为通，文学史视学术史为专，而视诗史、词史则为通，是通史、专史之名，时因比较而异，即通史、专史之分，既由比较而定也。大抵划通史之一部，以为专史，则其纪述必较通史为详，以此递推，则范围愈狭，记述亦愈详，《方舆纪要》之详于州郡典，《通典》之详于诸史之志，必不待言也。再自他一方言之，通史既划其若干部分，而属于专史，而同时复吸收其他部，以入通史范围之内，盖其吸收愈多，包蕴愈广，而通史乃得独成其大，且与专史，有两不相妨相得益彰之效，此即梁任公之所谓新史也。是故通史、专史之分，既由比较而定，则非一成不易之称，而通史之与专史，又非各立疆界，若胡越之相视。歧通史、专史而二之，固为治史者所不许，重视通史，而夷视专史，亦岂通人之见哉。
近人主造新史者，莫先于章太炎先生，曾于所著《訄书》中，撰《中国通史略例》，以见其旨，后改署《訄书》为《检论》，删去此篇，然其精言胜义，闳识孤怀，颇能发前人所未发，亦为后来论史者所不及。爰取其全文，迄录如左：
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钱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缝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精研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亦犹志方舆者，或主郡国，则山水因以附见，其所起讫，无必致详，或主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宁能以郡国封限矣。昔渔仲粗觕，用意犹在诸略，今亦循其义法，改命曰典，盖华峤之故名也。
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
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藏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藏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差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遺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矣。（案太史公引《禹本纪》，杨子云作《蜀王本纪》，皆帝者之上仪也，然《艺文志 儒家》，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而刘滔《圣贤本纪》。亦列子产，见于《文选》王文宪《集序注》所引，是知纪传本无定称，今亦聊法旧名，取孟坚《考纪》，子政《别录》，以为识别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