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悉为近三四十年间之收获，而太半属于文字之史料 ，或有论及此者，称此时期为中国旧学之进步。其言曰，旧学者，因世俗之名以名之，实则我中国固有之学术也。今人辄谓中国无学术，或谓中国虽有学术，绝无进步，或谓中国学术虽有进步，至今日则几衰息者，皆大谬不然之说也。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及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 。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辟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盖近人之研甲骨、金文、木简、卷子、档案、各族文字，悉以史学为出发点，而考证学不过为研史过程中之一种方法耳。考证之学，本不能独立成一学科，而吾国之治经，即等于研史，不惟治经当用考证学，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日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治之方法，则不可拘守故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近年研治国学，别辟新机，非止一端，此为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盖吾国既为世界各邦之一，其于学术，亦难自外，其因时间空间之关系，而随之变迁，本为自然之趋势，其因而日辟新机于不自觉，凡百学术皆然，而史学为尤著矣。
关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又不止有文字者为然也，其无文字之史料，亦与有文字者有同等者之价值，抑或过之，属于此类者，是为史前之遗迹，而所谓史前之史，亦即未有文字记载以前人类栖息活动之状况之可考见者也。缘近代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发达之结果，而史学之受其赐者实巨，远西各国有然，而中国亦蒙其影响焉。例如民国九年，地质调查所采得河南之石器若干件，明年遂就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从事发摇，所得石器、骨器、陶器甚多。与其役者，为瑞典人安特生等，所获之物，定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同年六月，又于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掘得新石器时代之遗物，主其事者，仍为安特生等。后则于甘肃贵德县，山西西阴村（夏县），黑龙江之昂昂溪，热河之林西县等处，发掘或采集，皆有石器时代之器物发见。其在甘肃掘得之器物，考古学家分为六期，一曰齐家期，二曰仰韶期，三曰马厂期，四曰辛店期，五曰寺窪期，六曰沙井期。前三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铜器时代初期，后三期属于紫铜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初期。齐家期以齐家坪得名，甘肃洮沙县所得器物，近似齐家坪者，故以名之，其时代约当西元前三五○○年以至三二○○年。仰韶期以仰韶村得名，甘肃所得之大器物，与出于仰韶村类是，出于西阴村者亦然，其时代约当西元年前三二○○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时约当西元前二九○○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时约当西元前二六○○年以至二三○○年。寺窪期以寺窪山得名，其时代约当西元前二三○○年以至二○○○年。沙井期以沙井得名，其时代约当纪元前二○○○年以至一七○○年。前三期所出器物皆无金属品，后三期则铜器逐渐而多，故可云一在史前，一在有史以后，此安特生氏《甘肃考古记》所区分之时期也。前乎此时期者，是为旧石器时代，法国博物学者德日进等，在宁夏鄂尔多斯、榆林等处，有旧石器之发见，或断其时代谓在今五万年前。往者远西学者，尝谓中国无旧石器之一时代，近乃渐知其不然矣。又民国十年以至十二年之间，澳洲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有北京猿人之发见，此地则在北平西南百余里房山县属之周口镇，师氏整理其所得化石，发见前臼齿及臼齿各一，与今日之人齿相似，研究结果断为人齿，至其年代，或云去今五六十万年，或云且百万年。十五年冬世界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来华，由安特生提倡，于北京各学术团体欢迎席上，公布此齿，安定名为北京齿，而称生是齿者为北京人。翌年，步林博士，续在原穴得下臼齿一枚，经步达生测量结果，亦断为原人遗骸，并定名生是齿者为北京种之中国猿人。十七年北平地质调查所杨钟健、裴文中二君，更在周口店掘得猿人化石牙齿数枚，不完整之牙床二个，破碎头骨数块。十八年十二月，裴君又在一洞内发见一未经破碎之成年人猿头骨及牙齿十余，于是人类最古之北京猿人，遂为科学界所公认，更名生此齿者为震旦人。以上所述，虽有外人参与其间，且为重要之鉴定，然主持者，必为中国之学术机关，而地质调查所又其主要机关之一也。至于外人自行在中国发掘之成绩，亦有可述之价值，如日本人在旅顺牧羊城、大连附近囗子窝等处，亦发见史前之遗迹，所获石器甚多；据安特生、步达生诸氏研究之结果，则谓仰韶村与沙锅村二址所得之器物，同属新石器时代，且为同一之民族所留遗。又谓仰韶村、沙锅屯二处居民之体质，与近代华北居民体质为同派，亦与史前甘肃居民之体质相似，盖此三处古代人民之体质，均似现代华北人，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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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鉴别之旨在求史料之真确。无论纪某一人或某一事，古人所述虽甚简略，而今人致其搜集之功，则变简略而为丰富者有之矣。梁氏所举之例，谓《史记》记墨子事迹于《孟子荀卿列传》，不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二十四字而已。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其文多至数千言，此善于搜集史料之效也。搜集之法，应先立某人某事为纲，遇有关于某人某事，随时纪于其下，积时既久，不能再有所得，然后加以排比，即成一长编式或年谱式之纪载，而搜集之功毕矣。次则就所搜得之史料，加以辨别，某者为正为真，某者为误为伪，正者真者宜取，误者伪者宜弃。譬如榨油，应先去其渣滓，又如制米，应先去其糠壳，然后得其精华，而成可用之品矣。《尚书》为极可贵之古史，而其中之伪古文，必须删弃，然后二十八篇今文之真面目，乃焕然复明。又如今人谓《左传》中有刘歆掺入之文，不尽可信，是其极可珍贵之史籍，而含有少数之伪史料矣。究竟刘歆能否作伪，作伪之后何以汉博士不即为之发覆，又何以近二千年之后始有人言其作伪，而在前者反无人疑及于此，此又辨别古书真伪一待决之问题也。至于古书之记载，因传闻疑似而未尽得真者，是谓之误，如宋将康保裔因兵败而降于辽，《辽史》载之甚详，而《宋史》列于《忠义传》，此盖南北传闻之误，待后人刊正也。梁氏所举之例，曰，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何人所筑，则必答秦始皇时，不知秦始皇以前，燕、赵、齐皆筑长城，秦以后北魏、北齐亦筑长城，而秦长城不过占其一小部分，曷能举全城以傅诸秦耶，此即所谓误也。因长编式或年谱式之记载，而辨其伪，刊其误，则鉴别之功，亦具于此矣。盖搜集不丰富，则无以发见真确之史料，鉴别不真确，则将为伪误之史料所混淆，二者之功，固缺一不可也。又梁氏之所谓鉴别，即吾之所谓整理，鉴别者，整理之始功，整理者，鉴别之终事也。故不精于鉴别者，不能侈言整理，盖自罗、王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于此，搜集整理之功，可谓著有成绩，而梁氏又详言其方法，以为搜集整理之准，最近史学之趋势，此盖其一端也。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
梁氏论旧史之短，尝曰，私家之史，自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盖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又曰，旧史家之史，盖十九为死人而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入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而主旨则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励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属，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亦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至梁氏所谓新史之创造，基本条件有三，一曰史以生人为本位，二曰史应近于客观性，三曰史学范围应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所谓以生人为本位者，即史为生人今人而作，而非为死人古人而作是也。其义理至明，无待详解，孔子作《春秋》，朱子作《通鉴纲目》，或在拨乱反正，或在褒善贬恶，先有一种主观见解，而后以古人成事为我注脚，此非为史而作史，所谓借著书以垂戒万世也。史之本质，有若绘画人物，须各还其本来面目，以存其真。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乙之不能似甲，亦犹丙之不能似乙，持鉴空衡平之态度，而不杂入丝毫之己见，是之谓客观。然纯客观之史，实际未必作到，故又谓之近于客观，此新史之条件，应近于客观者也。旧史之体，或为纪传，或为编年，虽非尽属陈腐，而不尽适用于新史。且近世新著，凡专言某一种学术者，谓之某学，进而研究其所术之历史，谓之某某学史，如研究天文，则所撰天文学，而别有所谓天文学史，推之地理、社会、政治、经济诸学，莫不皆然，天文学与天文学史，各有其一定范围，而不相侵越，凡属于学术上之研究，皆属天文学之范围，而学史中则不必详述，两方严守其范围，则无广泛之病，而收缩之效见矣。然学史之种类至多，非旧史儒林、文苑诸传之所能限，故自他一方言之，又时时扩充其领域，故又谓之以收缩为扩充，即以正史之列传而言，记各个人之籍貫、门第等事，此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扩之以资矜式，此教育家所有事也。皆与一时代人类之总活动无大关系，而旧史皆不惮烦而述之，此即以谱牒、教育二学混入其中之故也。新史则不然，一面将其旧领域划归专门各科学，使其日为发展，一面则以总神经系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未入版图之事项，亦吞纳之而无所让，此又新史之条件应重新规定范围者也 。
何炳松曾取美国鲁滨孙博士之《新史学》，译为汉文，书凡八章，其第一章曰新史学，第二章曰历史的历史，第三章曰历史的新同盟，第八章曰史光下的守旧精神，以此四章为最重要，其他四章，概论西史，可以从略，其所述新史学之意义，则谓历史之功用，在助吾人明了人类之现在、将来，又可根据历史之知识，以明了现在之一切问题，而以历史上事实，为吾人前车之鉴。吾则以为不然，盖现代社会之改变，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对社会欲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之状况，而于现代状况之来历，尤须澈底明了，此新史学一辞所由来也。其次则历史须具有科学化，对于史料，应为严密之批评；对于著述，应秉笔直书；且研究历史，不但须究其当然，并应究其所以然，是之谓历史的历史。历史具有科学化，故趋重于分类研究，然其结果，不惟不能瓜分历史之本身，而反因此将概括人类活动之全部，以及融会贯通之责任，须由史家独负其责，此即新史学之意义也。再次则历史与各新科学之关系，所谓新科学，即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例如研究史前史或上古史，非以人类学，古物学，抑或动物学为之基础，必致茫然无所措手，此则显而易见之理矣。再次则研史之士，不可守旧，勿为旧日文化所束缚，而应利用旧日文化，以树改革之精神，用以改革现代之社会，此又新史学最后之目的也。寻其总义，在消极之一方，为破坏旧史学之思想，在积极之一方，为建设新史学之方法，所谓以综合社会科学之结果，而写过去人类生活之实况者也。校以上文梁氏所论，初无不同之处，此云历史之功用，以明了现在为职志，其以生人为本位可知矣。又云，非以历史上之事实为吾人之前鉴，则为客观，而非主观可知矣。又云，研究历史趋重于分类，是亦以收缩为扩充之说也。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吾故乐为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