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千佛洞在鸣沙山，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甲午（二十年）之顷，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浭阳端方曾藏敦煌出土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二十五年）所得，又乌程蒋氏曾藏沙州曹氏二画像，乃为光绪甲辰（三十年）以前叶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然中州人皆不知，且有视为废纸者矣。至光绪丁未、戊申之岁（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斯坦因与伯希和，先后至敦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画卷子本至夥，正与汉晋简牍同时发见，亦斯坦因二次来游之曰也。木简以人工发掘而得，而此次出世之卷轴，则于无意中得之，斯氏已得约三四千卷，伯氏所得约六千卷，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国文字无算，俱携之以去。此项写本，初为一王姓道士所发见，乃砌置一密室中，且呈报于兰州官署，谓共有七车之多，而官署则仅令其封闭而已。斯氏已先知千佛寺贮有此藏，至则以甘言诱之，比于玄奘取经，可以恢弘佛法，王道士遂许其尽窥密藏，斯氏遂假涉猎之名，将其佳者，加以盗窃。道士知之，亦无可如何，盖斯氏并已贿买道士，许其装运出寺，当时地方官署视若无睹，且多方为之援助，以示好感于外人，遂为吾国古物上最大之损失。迨斯氏回英发表之后，我国人始稍稍知之，乃取其余，犹得万余卷，载至北京，置诸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复经盗窃，散归私家亦当不下数千卷，市中亦有流传出售者，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十五，可据以补藏经之阙，及校勘误字，世所谓唐人写经是也。其四部书为宋以后所久佚者，经部则有未改字《古文尚书孔氏传》，未改字《尚书释文》，糜信《春秋穀梁传解》，《论语郑氏注》，陆法言《切韵》等。史部则有孔衍《春秋后语》，《唐西州沙州诸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以上俱伯希和所得，今在法国）。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经》（京师图书馆一卷，法国一卷，英国亦有残卷，书于佛教 之背），《景教经》（德化李氏盛铎藏《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各一卷，日本富国氏藏《壹神论》一卷，法国国民图书馆藏《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集部则有《玄谣集》，《杂曲子》及唐人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玄谣集》藏伦敦博物馆，通俗诗及小说，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种）。而已逸四部书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经论》，尚不在此数，此其搜集之大力略也。宣统元年（戊申）之冬，罗振玉就伯希和所寄景本，写为《敦煌石室遗书》，排印行世；越一年，复印其景本，为《石室秘宝》十五种；民国二年（癸丑）复刊行《鸣沙石室逸书》十八种；七年（戊午）刊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四种；十年（辛酉）伯氏复以陆法言《切韵》三种景本寄罗氏，未及精印，而王国维先临写一本，石印以行世，此皆巴黎所藏书也。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经》，亦经罗氏印入《国学丛刊》。至伦敦所藏，则武进董康、日本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羽田亨诸氏，各钞录景照若干种。王氏《观堂集林》中，如《唐写本残职官令》，《灵棋经残卷》，《太公家教》，《大云经疏》，《韦庄秦妇吟》，《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等跋，皆为审定石室遗物而作。近顷留心及此，而勤于探讨者，亦大有人在，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并参以他书）。此属敦煌写本者三。
内阁大库在北平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通路，素为内阁典籍厅所掌，凡大楼六间，其中书籍居十之三，档案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档案则为清代诸帝之朱谕敕谕，臣工缴进之批摺、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盖清之内阁，自明永乐至清雍正，历两代十五帝，实为百政从出之地，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故政府之重要档案，悉储于此，盖兼宋时之宫中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能窥见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其露积库垣内者尚半。时南皮张之洞方以大学士管学部事，乃奏请以阁中所藏书籍，别设京师图书馆以庋置之，其档案则移置国子监之南学，试卷等置诸学部大堂之后楼。民国以后，又以学部及南学之藏，移于午门上之历史博物馆，移馆之后，即堆置于端门之门洞中。越十年，馆中费绌，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诸故纸商，以麻袋计者九千，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得银币四千圆，时民国十年（辛酉）冬曰也。先是罗振玉官学部参事，已得见大库之档案，偶抽一束观之，则管榦贞督漕时奏摺，又取观他束，则阿桂征金川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盖已心识之矣。十一年二月罗氏至京，于市肆见洪承畴揭贴，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遗物，因跟踪之，得诸某纸肆，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纸，已载数车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易之以归，贮于彰仪门之善果寺，拟别建库、书楼，属王国维为之记，而历史博物馆之剩余，亦为北京大学取去，此其发见搜集之大略也（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罗氏以其所得，分量太大，仅整理其十分之一，取其要者，汇为《史料丛刊》十册。其余半归德化李盛铎，贮于天津；又以其半移置于旅顺。近年又从事整顿，印成目录数册，而原件未及刊行。北京大学之所得，亦逐渐整理，发表其目于《大学日刊》中。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李氏之大库残档，几经整理，前后刊行《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册，其整理未竟及未及整理者，尚未刊行。又自民国十口年，清逊帝出走后，设故宫博物院于清官，搜集其所旧藏，又获得大量之史料，已取其重要者，先后刊为掌故、文献两《丛编》及《史料旬刊》等以发表之，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阁库档案者四。
吾国汉族以外之各族、各属国，如契丹、女真、蒙古、西夏，皆曾自制文字，以代表其语言，其他各族，亦多类此，所遗留者，多在西北、东北两部。元时耶律铸见突厥阙特勒碑及辽太祖碑，元末陶宗仪亦曾见契丹文字，著录于《书史会要》，而元人赵嵊《石墨镌华》著录之《乾州大金皇弟郎君行记》，名为女真文，实则近于契丹国书之石刻也。蒙文石刻，著录尤夥，明代所修之《华夷译语》，于女真、蒙古语外，尚有多种之殊方语，可谓研究各族语文之珍本。光绪十五年（己丑）俄人拉特禄夫访古于蒙古，于和林故城北，访得突厥阙特勒碑、苾伽可汗碑、回鹘如娃可汗碑三种。突厥二碑，皆有中国、突厥二种文字，回鹘碑并有粟特文字。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入新疆，所得各族文字写本尤夥，其中除梵文、结卢文、回鹘文（即畏吾儿文）外，更有三种不可识之文字，为伯希和所发见，其一种为粟特语，而他二种则伯氏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兰语 ，此正与玄奘《西域记》所记三种语言相合。粟特即玄奘之所谓窣利，吐火罗即玄奘之睹货逻，其东伊兰语则其所谓葱岭以东语也。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耳。宣统二年（庚戌）俄人柯智禄夫大佐，于甘州古塔得西夏文字，其中有一种名目《掌中珠》，盖即西夏图书之译语也。而元时所刻之河西文（即西夏图书） 《大藏经》，后亦出于北京，上虞罗福苌（振玉之子）乃始通西夏图书之音读，以撰《宋史 西夏传考证》，苏俄使馆参赞伊凤阁博士（Iuanobb）更为《西夏语言之研究》（以上据王氏所记）。近则陈寅恪、王静如二氏精通西夏图书，尤过于罗福苌，凡河西文《大藏经》，悉能译读，是则继起者，有青出于蓝之誉焉。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发掘辽陵之事，辽圣祖、兴宗、道宗三主，皆葬于庆州，即今热河林西县西北之白塔子，而三陵又在白塔子之附近，土人称为阿里曼哈是也。此陵早经有人发掘，明器业已无存，惟其哀册石刻尚在，凡十七石，俱经汤氏掘获，运存沈阳之居第。先是有法人牟里（Mull）（一译作闵宣化），以宣教师资格，游历至辽陵所在，发见之哀册石刻凡二，即为辽兴宗帝后二哀册，皆契丹国书也。而汉文哀册，则未之见，此民国初年事也。汤氏所发见者，为圣宗及仁懿皇后、钦爱皇后 汉文哀册，又道宗帝后汉文及契丹国书两种哀册。契丹国书之二石皆五六百字，此为近年重要之发见，其中之字，多可与《郎君行记》石刻互相印证，愚曾汇刻发见各石，为《辽陵石刻集录》，并撰序文以详其始末，然自是以来，研究契丹国书，虽大有人在，而不能明其音读，至今犹为悬而未决之问题，盖缘无《掌中珠》《华夷译语》一类之字典，为之审释，欲强通之而不能也。近年发见女真国书，凡得数石，一为河南开封之《宴台碑》，二为吉林石碑崴子之《金太祖誓师碑》，三为辽宁海龙杨木林山之《收国二年碑》，四为柳河界之《金太祖大破辽军息马立石碑》，皆汉文与女真国书并刻，此亦研究女真国书之瑰宝也。近人丁文江等，考究西南夷之语文，是为爨史，著有专书详之。盖以中外人±数十年之努力，于各族文字悉能求通，其中尤不乏重要之发见。最近吾国学术之进步，此盖为其一端，未可自为菲薄者矣。此属于各族文字者五。
吾国吉金文字之发见，汉代即已有之，许慎《说文 序》所谓，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是也。宋代出土之古器物尤多官撰之书，有《博古图录》，亦称《宣和博古图》，凡三十卷，或谓此书为王黼承徽宗之命而作，未知其审，要为官撰无疑也。私撰之书，以吕大临之《考古图录》十卷，阙名之《续考古图录》五卷，薛尚功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以及欧阳修之《集古录》、赵明诚之《金石录》，为最著。著录各古器物，皆有资于考史，特以是时重在赏鉴，藉以娱耳目之观，为斋堂之清供，不足以言学问也。清代官撰之书，有《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乙编各二十卷，著录之品，颇多珍异；私家之作，则以阮元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之《筠清馆舍文》，吴大澂之《愙斋集古录》为最著。大澂尝因金文，以撰《说文古籀补》十四卷，以订补许氏《说文》之阙佚，孙诒让《续古籀拾遗》，实开后来治甲骨文字者之先声。近人以金文治史者，首推王国维，所撰《鬼方昆夷严狁考》，悉以金文为证，足以订补经训；其他以金文证古史者，尤不胜枚举，而郭沫若更撰《两周金文大系》，以文字鉴定古物时代，颇有发明，盖近人于此用力既劬，故较前阮、吴二氏为进步。至其鉴定之法，亦有多端，或以称谓，或以制度，或比其事，或属其辞，或考字形，或详书体，如董作宾所论以鉴定甲骨文者，亦可借用以鉴定金文。例如殷代器文，未有子孙二字连举者，而周器中则“子子孙孙”、“子孙永宝”之文，随处可见，此由宗法制度，创自周公，有宗法而子孙之观念始重，此殷世所未有也。又如殷代视其先公先王之名，上一字为称谓，下一字乃为名，如祖庚、兄丁是也。周初天下未定，尚无谥，故武王元年之《师旦鼎》，尚称文王为周王，迨周公立谥法之后，始有文王、武王之称，如《毛公鼎》“丕显文武”之语，一望而知为成、康时所制器也。此皆就其称谓制度，而可以辨其时代，金文之可以证史，此其最著者矣（此文间采李氏《方志学》）。此属于吉金文字者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