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阳造的诞生
1895年5月，制枪厂历经修缮，已基本恢复往昔运作模样，修缮工程共计耗费白银30万两。随后，制枪厂便开始试造洋枪。就在当年，厂内成功仿造出德国M1888式毛瑟步枪。在那个时代，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列强，其步兵所配备的主要武器大多还是单发黑火药枪弹步枪，而这一仿造的M1888式毛瑟步枪，在当时的世界轻武器领域，堪称极为先进的存在。由于湖北枪炮厂试造的这款洋枪是以德国M1888式为蓝本，因而被定名为“88”式步枪，其全称为“七密里九毛瑟步快枪”。1904年，湖北兵工厂又对“88”式步枪展开了一系列改进。他们移除了枪管的套筒，以上护木取代；刺刀庭改在前护箍下方；对步枪的照门进行改进；还把通条巧妙地安置于护木之中。经过此番精心改造后，这款步枪依据其生产地被重新命名为“汉阳式”步枪，而在民间，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它的俗称——“汉阳造”。
“汉阳式”步枪全长1250毫米，全重为4.06千克(不含刺刀)，弹头初速为600米/秒，表尺射程为2000米，由5发固定弹仓供弹，膛线右旋4条，瞄准基线长为655毫米，刺刀式样为单刃偏锋，刺刀全长为517.5毫米，刀身长为395毫米。该枪技术精良，应用无烟火药、全金属外壳子弹和弹仓三种新工艺，坚固耐用，易于制造，直至1943年停止生产，是旧中国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被誉为中国枪械之母。汉阳兵工厂也因此名扬天下。
1895年下半年，枪弹厂、炮弹厂及炮架厂也相继竣工建成，陆续开机小批量生产枪、炮、弹等产品。枪弹厂生产的子弹，每月达十三万粒。工厂基本建成后，设有枪、枪弹、炮、炮架、炮弹5个分厂，共有各种机器112种523部，其中：枪厂有机器34种364部，枪弹厂有机器44种73部，炮架厂有机器20种46部，炮弹厂有机器14种40部。工厂有总办及会办各1名，提调5名。总办统筹全厂事务；会办协助总办，侧重管理生产；提调则分别经理各分厂事务；其他还有司事、领工、工匠、艺徒、小工等共1200多名。并聘有洋匠一名，是张之洞委托驻外使臣招募的由克虏伯厂推荐的工程师。这名洋人有个毛病，他：“工夫尚好，唯性情奇傲，倘不如意，即以停工挟制。”而且垄断技术，“绝不思教养华人”。只不过苦于中国技术人员的极度缺乏，“鄂省枪炮厂乃系创设，委员未习制械，工匠多系初学，尚未得其精微。”所以，张之洞曾在致函许景澄时对倚重洋人无奈哀叹“现值用人之际，不得不稍示含容”。
随后，工厂边生产边进行扩建。1896年生产1300支步枪，至1897年共生产（1895-1897年）7.9毫米步枪2507支。工厂原聘有的那名洋匠，因病在夏季离去。续聘三名，只有一名到任。
1897年，清廷抽调湖北兵工厂的小口径毛瑟枪和陆路行营快炮、江南制造局的枪炮产品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给神机营官员的校枪演放试验，湖北枪炮厂提调汪洪霆电告张之洞：鄂厂产品“炮距靶六百弓，放二十九出，中十九。枪距四百八十弓，每放二三十出，中九成。胜于沪枪”。后来，时任清政府的总理大臣及兵部尚书的荣禄得到神机营禀告的试验结果后，决定以“扩充鄂厂为要务，各省无需添设厂，各处经费亦拨归鄂”。
1898年，总办蔡锡勇病故，瞿廷韶兼任工厂总办。1899年，工厂扩建了铜壳厂。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京逃避，张之洞拨湖北枪炮厂生产之小口径毛瑟步枪三千支，无烟子弹五十万发，洋制黑药子弹五十万发，运往陕西，交付于岑春萱，供其募勇勤王。同年，张之洞邀请徐建寅担任汉阳钢药厂总办，试制无烟火药。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命张之洞为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当年，湖北枪炮厂生产步枪2500支，马枪316支，抬枪53杆。3月，徐建寅试制棉质无烟火药成功，正拟大量生产时，不幸在配药时引爆，以身殉职，另有16名员工一起殒命。由岑春萱兼任总办。
1902年湖北枪炮局对1895年至1901年生产数量列出统计表：总共造成快枪2.25万支、马枪316支、抬枪53杆、枪弹1428.8万颗。
1903年，工厂先后扩建了机器厂、锅炉厂、打铁厂、打铜厂、翻砂厂、木样厂，共耗白银29.4万两。
二、张之洞调京离鄂
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称“枪炮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请改名为湖北兵工厂。”经清廷批准，工厂改名为湖北兵工厂。那时工厂已颇具规模，形成了从原材料到枪、炮、弹、药的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共建成枪、炮、枪弹、炮弹、炮架、熔铜、铜壳、机器、翻砂、木样、打铜、打铁、锅炉等13个大小分厂，拥有局员，司事，工匠、兵夫2000多人，总办为冯汝葵。每年可造枪5000余支，枪弹380万余发，各种炮150尊，炮弹4.5万余颗。
1907年，张之洞调京任军机大臣，离开了武汉。他督鄂18年，较之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早期洋务运动的干将在中国兴建的数家军工厂，张之洞兴办实业晚，但以“求新”、“求全”为建厂原则，有后来居上的优势，相比而言起点较高，技术也要先进得多，所以成效更为显著。当年，湖北兵工厂由高凌霄任总办，工厂达到了年产步、马枪13000支、枪弹900多万发、火炮100尊、炮弹7万多发的生产能力。陆军部通令各省采购湖北兵工厂枪械。除特殊需要外，不应向外洋采购，一律向湖北兵工厂购买，并依期付款。
1908年，湖北兵工厂与湖北钢药厂合并，改名湖北兵工钢药厂，由湖北善后局管辖。从投产到1908年，工厂累计制造步、马枪11.1万支，枪弹4900万发，各种炮862尊，炮弹98.93万枚，以及轻重机枪、手榴弹、地雷等兵器。最高年产达到步、马枪16900支、火炮179门、枪弹696万多发、炮弹27.6万多枚。此后，由于财力枯竭，经费缺乏，工厂日渐衰落，炮厂、炮架厂、炮弹厂、罐钢厂等相继停办。枪厂、枪弹厂和无烟药厂等也实行缩减，生产能力大大下降，步枪、马枪由过去的日产50支降到30多支。1909年，蔡琦任总办。工厂经费仍然紧张，铜壳厂等亦停办。
1910年，工厂可日产快枪38支，枪弹12000颗。工厂有厂房和辅房817间，机器1220部。有员工2038名（不包括钢药厂的553名）。其中，总办、会办、司事等共有114名，匠、徒、小工等1622名，兵役302名。另聘有洋匠2名。陆军部提案湖北兵工厂改造6.8毫米枪弹。8月领到上海制造局所制之沪68步枪，准备改造新枪。估计更换机具，需款银30万两。陆军部原拟由江汉关洋税负责20万，宜昌关洋税负责10万，但两关均无款可拨。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发。当晚，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及武昌均发生激战，革命军攻克湖广总督署和湖北藩署。10月11日，驻汉阳之新军四十二标第一营党代表胡玉珍起义，举右队队官宋锡全为指挥官，占领兵工厂，接收工众3000余人，步枪7000把，子弹500万发，山炮150门，炮弹6000发。并全力赶造枪械以助革命，每昼夜可出步枪60支，子弹3万发，炮弹1至2千枚。后清军南下攻打汉阳，进攻工厂，留守工厂的数十名工人与革命军敢死队并肩战斗。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守。工厂的房屋、机器设备遭受严重破坏，损坏机器价值约30万两白银，工厂基本陷于停工状态。
三、外国人眼中的湖北枪炮厂
在清末那个风云变幻的时期，世界上的列强们以一种极为全面且细致的视角，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一举一动，对这片古老土地上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化以及潜在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且透彻的研究。1899年，来自英国的贝思福爵士精心撰写了一本名为《细述中国》的著作，书中针对湖北枪炮厂展开了一番独特的评价，这无疑为我们回溯建厂初期的湖北枪炮厂，提供了一个别样而珍贵的观察视角。
《细述中国》得以出版，背后有着特定的历史缘由。1898年，英国总商会主席诺斯考爵士怀着“保障英国在华投资的安全性，同时探究中国政府维系其政权的实际能力”这样的目的，慷慨资助了已退役的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让其以具有军事背景的非官方身份，前往中国展开一场详尽的考察之旅，随后撰写了这份非官方报告。贝思福爵士肩负着所谓英国商业利益的使命，在1898年9月30日至1899年1月9日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深入中国大地，先后到访了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上海等诸多重要城市，几乎踏足了所有主要的海防要塞，还走访了7个主要兵工厂中的6个，并且与清恭亲王、李鸿章以及8个总督中的6个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交流。之后，英国人将他此番考察的丰富所得整理编写成《细述中国》一书，旨在作为英国总商会维护英商利益、规划在中国投资经营策略的重要参考依据。
《细述中国》这本书全方位地展现了贝思福爵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中，对于1898年的湖北枪炮厂，书中有着如下这般评价：
“汉阳的这座兵工厂，归两湘总督管辖。厂内配备的是一流的德制各类机器，其中诸多现代化铣床格外引人注意。这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步枪厂，每年能够生产8000支现代化毛瑟步枪。还有一处规模较大的炮厂，目前每年大约可生产200尊前文提及的1磅炮。然而，从该厂的生产状况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资源浪费于无用军械的现象。走进场内，能看到四处皆是昂贵的重型机械，原本是计划用于制造12寸口径、重达50吨的克鲁伯大炮，可惜没有一部机器是完整安装好的。同时，还能目睹大量制造火药的机器，同样也未安装到位。制造弹药所需要的火药，要么从德国采购，要么由江南制造局供应。现代化的步枪弹药厂，机器十分新颖，每日可产出1万发子弹。厂内设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焦炭厂，可用于燃料的焦炭却都是从北方的唐山煤矿购置而来。这里除了有许多未安装完成的机器外，还有大量处于闲置状态的机器。
“这座工厂给人的感觉是缺乏组织性，也似乎没有切实负责的领班。厂里聘请了一些德国人，从机器的维修情况以及产品质量方面，能够看出有外力提供的辅助。与其他兵工厂相仿，倘若这些工程师能够在管理与控制方面得到妥善运用，那么浪费的情形或许会显著减少，机器也能够被用来生产具有实际用途的军械。”
贝思福爵士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中国近代工业，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观察。这一观察，从特定角度映射出中国洋务运动进程中所历经的艰辛以及客观存在的种种不足。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晚清统治时期，封建专制已然腐朽没落，整个社会呈现出黑暗昏庸之态。国力渐趋衰落，人才储备极为匮乏，思想观念严重僵化，技术水平亦远远落后，近代工业基础近乎为零。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对于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极为有限，且在有效驾驭近代工厂方面，能力明显不足。张之洞在创业之时，所面临的艰难超乎想象，发展之路更是曲折坎坷，然而他始终苦苦支撑，这着实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其间所蕴含的种种酸楚滋味，实非一言所能详尽表述。对此，我们唯有对前人所展现出的勇气与执着，满怀深深的敬意与钦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