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数字经济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首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1998年,美国商务部公开采用“数字经济”一词来描述信息技术给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变革。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增长超越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期望，如赤字收缩、利率低位、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国际贸易活跃。许多观察家认为，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既推动了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又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一次听证会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最近几年一直在经历着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计算能力和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似乎是一个主要的力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进步将创造一个‘长期的繁荣’，在未来的25年将推动美国经济到新的高度”。其他经济学家仍然对数字经济对整体生产率的贡献持怀疑态度。“然而，有限的直接证据表明，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整体经济的两倍，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政府和企业早已开始在各个部门使用数字技术及其相关产品来削减成本、管理业务、简化流程、制订计划、组织生产，甚至直接提供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数字技术的利用不仅提升了人类收发、处理和存储大量信息的能力，而且创造出纯数字内容产品，改变了社会与经济的结构。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的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出现了，高3米、长45米，耗资数百万美元，可以执行每秒5000次的运算。现在，一台个人电脑就能够处理每秒1000亿个指令。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大量数字终端设备及数字内容产品出现了。数字终端产品包括DVD、电子阅览器、手机、个人电脑、数码相机等，数字内容产品包括在线文学、数字音乐、数字视频、网络游戏、手机游戏、数字动漫等，数字增值服务包括App Store等。

伴随着数字产品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正在迅速蔓延。数字经济是新经济的核心，将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数字经济活动并不否定经济集聚效应，相反，由于空间性的存在，这种经济集聚效应似乎更加明显，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更加显著，只是解读的视角不仅要考虑地理空间性，也需要关注文化、经济、人口等非地理维度的空间性，因此需要研究数字经济特有的空间增长机制。

人类对空间含义的认识和理解是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学者还是从绝对的地理含义上理解空间。他们把空间看作一个盛装经济活动的物理容器，让容器内的空间距离、位置决定了经济活动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到数字经济时代，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空间，它不但包含有形的(如光纤通信)或无形的(如卫星通信)网络，还包含许许多多抽象而复杂的非地理空间。数字经济相对于地理空间而言是虚拟的、抽象的，因而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是虚拟经济。数字经济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因此，本书从中国数字经济及其空间增长视角，侧重于模拟数字经济行为的动态性、空间性、机理性、区域性，并通过实证阐释数字经济空间贡献与空间增长的原因。

本专著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我国数字经济空间增长及西部发展带动机制的实证研究”（13XJL013）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