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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帕甫洛夫娜笑了笑，答应指导彼埃尔，她知道，他经由父亲与瓦西里公爵有亲戚关系。先前与我的姑妈坐在一起的上年纪的太太匆忙站起来，在前厅追上瓦西里公爵。她脸上先前的装作感兴趣的表情全都消失了。善良、多有哭泣的脸上流露出的只是不安和恐惧。

“您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公爵，关于我的鲍利斯？”她说着，在前厅追赶着他（她说出鲍利斯的名字时，特别把重音放在“鲍”字上[1]），“我不能再留在彼得堡了。请告诉我，我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去什么消息？”

尽管瓦西里公爵毫不情愿，几乎是怠慢无礼地听着上了年纪的太太的话，甚至表示了不耐烦，她仍亲切而动人地对他微笑着，为了不让他走，还抓住了他的胳膊。

“跟国君说句话费您什么事呢，那他就会直接调入近卫军了。”她请求道。

“请相信，我所能做的一切，我都会做到，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回答，“但我难以请求国君。我建议您去找鲁缅采夫，通过戈里岑公爵，这样更明智。”

上年纪的太太承名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来自俄罗斯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但她很穷，早已离开社交场，失去了以前的关系。她这次来，是求人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在近卫军中谋个差事。就为了见瓦西里公爵，她才自报家门来到安娜·帕甫洛夫娜的晚会上，就为了这个，她才去听子爵的故事。她被瓦西里公爵的话吓坏了；她那曾经漂亮的脸上显露出忿恨，但只持续了一刹那。她再次微笑着，把瓦西里公爵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请您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来没求过您，也再不会求您了，我也从来没有向您提起我父亲对府上的友谊。可现在，我以上帝的名义恳求您，为我的儿子办这件事吧，我会把您当成恩人的。”她匆忙补充道。“别，请您别生气，您就答应我吧。我请求过戈里岑，他拒绝了。请您做回从前那样的好孩子吧。”她说，勉强要微笑，尽管眼里含着泪水。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等在门边的爱伦公爵小姐说道，转过她古典雕像般肩膀上那颗漂亮的头。

上流社会的影响力是需要珍惜的资本，不能任其消失。瓦西里公爵知道这一点，所以，既然认识到，如果他为所有有求于他的人求情，那么很快他就无法为自己求情了，因此他很少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不过，在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的事情上，在她再次请求后，他感觉到某种类似良心上的责备。她所提醒他的是实情：自己在公职上的头几步要感激她的父亲。此外，他从她的做法上看出，她属于那种女人，尤其是母亲，她们脑子里一旦有了某种念头，不实现愿望就不会罢休，不然就准备每一天、每分钟都纠缠不休甚至大吵大闹。最后的这一考虑让他犹豫了起来。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用惯常的亲昵和厌倦的语气说道，“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您想要我做的事情。但为了让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并尊敬您已故的父亲，我会去做这件不可能的事：您的儿子会调入近卫军，我用这只手向您保证。您满意了吧？”

“我亲爱的，您是大恩人！我料到您会这样。我知道您多么善良。”

他想走了。

“请等等，就一两句话。等他调入近卫军……”她支吾着，“您跟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要好，请把鲍利斯推荐给他当副官。那样我就放心了，那样的话……”

瓦西里公爵笑了笑。

“这我可不能答应。您知道，自从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以来，人们是怎么纠缠他的。他亲自跟我说，整个莫斯科的太太们都商量好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他当副官。”

“不，请答应吧，我不放您走，我亲爱的大恩人。”

“爸爸，”美人用同样的腔调重复道，“我们要迟到了。”

“哦，再见，再见吧，您看……”

“那明天您就呈报国君？”

“一定，但请求库图佐夫的事我不能答应。”

“不，请答应，请答应吧， 瓦西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跟在他身后说，面带年轻女人卖俏的微笑，那是以往的她所特有的微笑，如今却与她憔悴的面孔如此不相称。

看来她是忘了自己的年纪，出于习惯把女人所有的古老手段一一搬了出来。但他刚走出去，她的脸上就又显露出先前有过的冷淡、假作的表情。她回到子爵继续讲故事的那个小圈子里，又做出她在听的样子，等待时机离开，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完了。

“您对最近这出喜剧《米兰的加冕礼》[2]是怎么看的？”安娜·帕甫洛夫娜说，“以及热那亚和卢卡人民的新喜剧，他们对鲍拿巴先生呈上他们最好的祝愿。鲍拿巴先生坐上了宝座，认可了各国人民的祝愿！可爱之极！不，这会让你发疯！让你认为全世界都丧失了理智！”

安德烈公爵直视着安娜·帕甫洛夫娜的脸，冷笑了一下。

“‘上帝把它给了我，谁要碰就会遭殃’。”他说，这是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据说他在说这些话时很气派。”他补充道，再次用意大利语重复了这句话。

“我希望，最终，”安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说，“这是让杯子满溢的那一滴水。君主们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威胁一切的人。”

“君主们？我不是说俄罗斯，”子爵恭敬而无望地说，“这些君主们，夫人，他们为路易十六做了什么，为了皇后，为伊丽莎白夫人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振作了一下，继续说，“请相信我，他们要为背叛波旁王朝的事业受惩罚。君主们？他们派使节向篡位者道喜。”

接着，他轻蔑地叹了口气，再次换了个姿势。伊波利特公爵拿着长柄眼镜久久地看着子爵，听到这些话突然把整个身子转向小公爵夫人，向她要了一根织针，用织针在桌上画出孔代家族的纹章给她看。他向她解释这纹章的究竟，那颇有深意的样子，就好像是公爵夫人请求他做这件事似的。

“红色的条带，天蓝的红色镶圆边——这就是孔代家族。[3]”他说。

公爵夫人面带微笑，听着。

“倘若波拿巴在法国王位上再待一年，”子爵继续已经开始的话题，摆出一副不听从别人、在他比任何人都熟悉的事情上只顺着自己的思路的样子，“情况就发展得过于严重。阴谋、暴力、放逐、死刑会把法国社会，我指的是上流社会，永远消灭掉，而到了那时……”

他耸了耸肩膀，摊开两手。彼埃尔想说些什么，这场谈话吸引了他，但提防着他的安娜·帕甫洛夫娜插了进来。

“亚历山大皇帝，”她带着说到皇室家族时总是伴随她的忧伤说道，“宣布说，他听任法国人自己选择政体。我想，毫无疑问，整个民族在摆脱篡位者获得解放之后，就会投入合法国王的怀抱。”安娜·帕甫洛夫娜说，尽量亲善地对待这位侨民和保皇分子。

“这还是个疑问，”安德烈公爵说，“子爵先生完全正确地认为，情况发展得过于严重了。我想，要回到过去的一套是困难的。”

“就我所听说的，”彼埃尔红着脸，再次参与到谈话之中，“几乎整个贵族阶层都转到波拿巴一边了。”

“这是波拿巴分子们说的，”子爵说，没有看彼埃尔，“现在很难了解法国公众舆论。”

“这是波拿巴说的。”安德烈公爵带着冷笑说道。（显然他不喜欢子爵，而且，尽管也没看着他，但自己这些话是针对他说的。）

“‘我向他们指出了荣耀之路，’”他在短暂的沉默后，又重复起拿破仑的话来，“‘他们不沿着它走；我向他们敞开我的前堂，他们蜂拥而入……’我不知道他在何种程度上有权说这种话。”

“全然没有，”子爵反驳道，“杀害公爵之后，甚至连最偏袒的人也不再把他看作英雄了。即使他曾经是什么人的英雄，”子爵说，一边转向安娜·帕甫洛夫娜，“自从公爵被谋杀，天上多了一位烈士，地上少了一位英雄。”

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其他人还没来得及以微笑来评定子爵的这些话，彼埃尔便再次冲入谈话中，而安娜·帕甫洛夫娜，尽管已预感到他会说些不得体的话，却已经阻挡不了了。

“处死当甘公爵，”彼埃尔说，“是国家之必需；拿破仑不怕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个行为的责任，我恰恰在此见识了心灵的伟大。”

“上帝！我的上帝！”安娜·帕甫洛夫娜可怕地低声说道。

“怎么，彼埃尔先生，您认为谋杀是心灵的伟大？”小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手工活朝自己挪了挪。

“啊！噢！”不同的声音说道。

“好极了！”伊波利特用英语说，开始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盖。子爵只是耸了耸肩膀。

彼埃尔庄重地从眼镜上方看着听众。

“我这样说，”他不顾一切地继续说，“是因为波旁皇室逃离了革命，让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只有拿破仑能够理解革命，战胜它，因此为了大众的幸福，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性命止步不前。”

“您不想换到那张桌子去吗？”安娜·帕甫洛夫娜说。但彼埃尔没有回答，继续自己的发言。

“不，”他说，越发振奋起来，“拿破仑伟大，是因为他站得比革命更高，并且压制了它的滥用，保持住所有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言论和出版自由，正因如此他才取得了政权。”

“是的，倘若他取得了政权，不是利用它来杀人，而将它交给合法的国王，”子爵说，“那么我就会称他为伟人。”

“他不能这么做。人民将政权交给他，只是为了让他使人民摆脱波旁皇室，也是因为人民把他看作伟人。革命是个伟大的事业。”彼埃尔先生继续说，插入这句不顾一切的、挑衅性的话来表明自己伟大的青春和把一切尽快说出来的愿望。

“革命和弑君是伟大的事业？……既然如此……您不想换到那张桌子去吗？”安娜·帕甫洛夫娜重复道。

“社会契约。[4]”子爵带着温和的微笑说。

“我不是说弑君。我说的是思想。”

“是的，抢劫、杀人和弑君的思想。”讥讽的声音再次插了进来。

“这都是极端之见，但整个意义并不在此，意义在于人权，在于从偏见中解放出来，在于公民平等；而拿破仑保留了所有这些思想的全部效力。”

“自由和平等，”子爵轻蔑地说，好像终于决定严肃地向这位年轻人证明他的言辞极其愚蠢，“全是些响亮的空话，早就名誉扫地了。谁又不喜欢自由和平等？我们的救世主还宣扬了自由和平等呢。难道革命后人们变得幸福了吗？正相反，我们想要自由，但波拿巴消灭了它。”

安德烈公爵带着微笑时而向彼埃尔，时而向子爵、向女主人望一望。最初，彼埃尔的狂妄之举让安娜·帕甫洛夫娜惊呆了，尽管她对上流社会早已习惯。但是，她发现，尽管彼埃尔说了些亵渎神灵的话，子爵也并没有光火，而当她确信现在想要岔开这些话已经不可能，便集中力量，附和子爵，攻击演说者。

“不过，我亲爱的彼埃尔先生，”安娜·帕甫洛夫娜说，“您又怎么解释一个伟人会不经法庭处死公爵，总之是处死一个不经审判也没有罪过的人呢？”

“我要问问，”子爵说，“先生如何解释雾月十八日[5]呢？难道这不是欺骗？这是魔术伎俩，丝毫不像一个伟人的行事方式。”

“那他杀掉的那些在非洲的俘虏呢？[6]”小公爵夫人说，“这太可怕了！”她耸了耸肩膀。

“他是个庶民，无论您怎么说。”伊波利特公爵说。

彼埃尔先生不知该回答谁，看了看所有的人，微笑起来。他的微笑不像别人那样，混杂着似笑非笑。他则相反，当微笑来临，突然之间，严肃，甚至有些阴沉的脸色瞬间消失，出现了另一种——孩子般的、善良的，甚至愚钝的表情，就像在请求原谅。

第一次见到他的子爵弄明白了，这个雅各宾分子[7]完全不像他说的话那样可怕。所有人都沉默了。

“怎么，你们想让他一下子答复所有人吗？”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在政治家的种种行为中，应该辨别哪些是个人的，哪些是统帅或者皇帝的行为。我这样觉得。”

“是的，是的，当然了。”彼埃尔附和道，很高兴有人帮他一把。

“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在雅法的医院里把手伸给鼠疫患者时[8]，是个伟人，但……但还有别的行为，就让人很难为他辩解。”

安德烈公爵显然想缓和一下彼埃尔言辞的尴尬，他欠起身子准备离开，并示意了妻子。

突然，伊波利特公爵站了起来，用手势拦住所有人，请他们坐下，开口说道：

“啊，今天有人跟我说了一桩绝妙的莫斯科趣闻，我应该以此款待你们。请原谅，子爵，我必须用俄语讲。否则故事就没味道了。”

于是伊波利特公爵开始用俄语讲了起来，用那种在俄罗斯待了一年的法国人的发音。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伊波利特公爵那样活跃、执拗地要求大家注意听他的故事。

“莫斯科有一位贵妇人，一位太太。她非常吝啬。她需要找两个跟马车的仆役，个子要很高大的。这是她的喜好。她有清扫室内的女仆，个子也很高大。她说……”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迟疑了，显然在费力思索着。

“她说……对了，她说：‘丫头（室内女仆）穿上制服跟着我，在马车后面，出门去拜访。’”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扑哧一声，远在自己的听众之前哈哈大笑起来，对这位讲故事的人产生了不利影响。不过很多人，包括上年纪的太太和安娜·帕甫洛夫娜都微笑起来。

“她坐车走了。突然刮了一阵强风。丫头丢了帽子，长长的头发松散开了……”

这时他再也把持不住了，爆发出一阵不连贯的笑声，又边笑边说：

“于是整个社交界都知道了……”

趣闻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它，为什么一定要用俄语讲，但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其他人都赞赏伊波利特公爵社交上的殷勤客气，他就这样愉快地终止了彼埃尔先生不愉快、不客气的狂妄之举。趣闻之后的交谈分散成零碎的、无足轻重的闲聊，有关将来和过去的舞会、戏剧，以及何时、何地有谁要见面。

[1]“鲍利斯”的正确读音是重音在“利”上，重音的改变表现出人物的矫揉造作。

[2]拿破仑自封意大利国王，一八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米兰加冕。

[3]伊波利特弄混了纹章术语，因而说辞荒谬无稽，难以理解。真正的孔代家族纹章实为三朵金色百合花衬在天蓝色盾牌上，花朵上压着一条倾斜的红色条带。

[4]卢梭的理论著作《社会契约论》发表于一七六二年，引起巨大反响，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该书主张合法的政权只能由人民授予，亦必须依照被统治者的普遍意志来实现统治。

[5]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共和历八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大革命政府任第一执政，独揽大权。

[6]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夺取巴勒斯坦的港口城市雅法，背弃承诺下令屠杀了全部四千名土耳其士兵，据称是为了报复法国和平特使被杀。

[7]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极端激进和暴力著称的政治团体，因其聚会地为雅各宾隐修院得名。

[8]一七九六年十一月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军队作战时，曾亲自举着旗帜率部队夺取阿尔科拉桥；法军攻克雅法时，鼠疫肆虐该城，当地民众和法军士兵也罹患疫病。拿破仑曾与贝蒂埃和贝西埃元帅赴医院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