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 皇帝 门阀与军阀谁为“执刀人”？

第一个问题，何为执刀人？执刀人可以被看作掌权人、当权派或者手握权柄的人。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执刀人”无疑是皇帝。

皇帝之所以成为“执刀人”，理论上是因为董仲舒改造的儒学给皇权加上的一层神圣外衣。可惜到了魏晋南北朝皇帝的权威一下子跌到了谷底，这一时期的所有末代皇帝甚至变成了待宰羔羊。

开始这种转变是在三国时代，因为三国时代的皇帝基本都不是执刀人。魏国曹丕、曹叡之后，大权旁落，最后被司马懿的子孙取代。吴国甚至在孙权时代权力就开始被士族蚕食，内部反复绞杀争夺。最有意思的是蜀国刘备亲手把刀交给了诸葛亮，诸葛亮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把刀还给了刘禅。然而刘禅不要刀，反而把刀给了蒋琬、费祎、陈衹、姜维等人，仿佛政权这把刀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这样看来三国执刀人就代表了三种典型范例：一种是权臣干掉君主成功上位——魏国执刀人司马氏是后世弑君篡位、唯我独尊现实主义者的典范；另一种是权臣和君主两败俱伤——吴国执刀人之间相互屠杀就是短视主义者的典范；最后一种是权臣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国执刀人诸葛亮、姜维等则成为救世济民理想主义者的典范。要搞清楚这三类执刀人却需要从东汉说起。

东汉刘秀借助豪门士族之财力，幽燕军阀之战力，凭借自己大汉皇族的血统，15年之内一举取得天下。但东汉的天下到底谁当家，谁为执掌天下权柄的“执刀人”，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与起自草莽的汉高祖刘邦不同，光武帝刘秀出自豪门。他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也大多出自南阳豪族。用现代的管理模式来看东汉的权力架构，董事长（皇帝）看似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但是这个董事长持股比例不够，需要很多大股东（开国功臣、地方豪强）的支持。比如，开国皇帝刘秀为了获得问鼎中原的军事力量，就必须抛弃心目中的女神阴丽华，去娶有10万铁骑作为嫁妆的郭圣通。于是董事长（皇帝）通过联姻，把大股东中的一个变为自己的同盟者——外戚。到了后来，董事长为了限制这个大股东（外戚）的权力，开始启用没有资格进入董事会的代理人（宦官），打压大股东（外戚）。可惜的是，一个大股东被打压下去，另一个大股东又站了起来。于是东汉就在这样的不断折腾中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的状态。

当然，导致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东汉王朝的皇帝保健工作是历代大一统王朝之中做得最差的。除了开国皇帝刘秀享年62岁之外，汉明帝刘庄48岁，算是相对正常，紧接着汉章帝刘炟32岁，汉和帝刘肇27岁，虽然都是英年早逝，但是在位时间也都有10多年，不算太差。第五任皇帝汉殇帝刘隆创下一个纪录——大一统王朝中唯一没有过周岁生日的皇帝（百日夭折），甚至连自己的坟都没有——由于活的时间太短，他被直接和老爹葬在了一起。

汉安帝刘祜虽然在位时间不短，但也只有30岁。汉冲帝刘炳虽然混了个自己的独立坟头，可惜3岁就死了。汉质帝刘缵就干了一年，骂了当权外戚大将军梁冀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了，时年8岁。

紧接着就是诸葛亮《出师表》里叹息的“桓、灵二帝”。其实这两个皇帝相比较而言还算长寿，其中汉桓帝刘志活了36岁，汉灵帝刘宏活了33岁。汉少帝刘辩在位时间太短，甚至算不算东汉皇帝都存在争议，他也仅仅活了14岁。最具讽刺的是一生颠沛流离的亡国之君汉献帝刘协倒是活了54岁，竟然成了寿命第二长的东汉皇帝。顺带说一句，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刘协这位马伯庸笔下的“潜龙”和真正的“卧龙”诸葛亮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

很明显，在东汉王朝存续的近200年里，除了前四任皇帝外，后面的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真正执掌皇权的。于是就有了代理皇权的外戚和宦官。

最早出场的是外戚。他们凭借皇帝舅舅的身份，代理皇权，成为王朝的实际执刀人。能当东汉皇帝的舅舅，自然不太可能出自平头百姓家。他们大都来自东汉的门阀士族。比如，前面提到的“跋扈将军”梁冀，就出自安定梁氏。梁氏一门五侯，两位大将军，是冲帝、质帝和桓帝前期真正的东汉执刀人。出自门阀的外戚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门阀势力的领袖。比如出自扶风窦氏的窦武，他本人就是名士领袖。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中的一分子。作为门阀领袖的外戚当政之后自然与门阀沆瀣一气，勾搭在一起，成为一股可以左右天下的强大力量。

可是，皇帝成年后希望从舅舅手里夺回政权。他不可能依靠舅舅们自己的觉悟，也不可能依靠和舅舅们关系良好的官员，只能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但凡愿意当宦官的，家势基本都比不上豪门望族，他们属于寒门庶族，也有像曹操这样破落贵族的后代。这些人在出身上就和豪门望族有区别，另一方面又没有像士族“诗书传家”建立文化根基的需求，在士族眼中属于政治上的暴发户。暴发户和知识精英自然是谈不到一起的，相互之间的鄙视也是深入骨髓。于是原本借用皇帝权柄成为新执刀人的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相互砍杀，就构成了东汉中央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外戚和宦官除了夺权的一刹那，也没有斗得那么你死我活，更多的时候还是相互给面子，外戚可以独揽朝政，宦官则去贪污纳贿，两派共同享受荣华富贵。因为两个派系实际上是皇权的衍生品，本质上是皇权这柄刀的两面，无论刀柄握在哪一方的手里，最后都会回到皇帝手中。

东汉皇权真正的威胁来自门阀士族。这里的门阀士族不是一两家成为外戚的顶级豪门，而是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对皇帝的权威构成了威胁。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东汉帝国过于庞大，皇帝管事的时间又太短所造成的。帝国各个郡县的基层政权被各地的门阀士族把持。门阀士族成了帝国基层政务的主要操持者。“察举制”取代先秦的“世官制”和秦朝的“军功爵制”，用人的权力逐渐从皇帝手中转移到了门阀士族手里。到了东汉，官员的最主要来源完全被门阀士族垄断。“察举制”兴起于汉武帝时代，由地方的“贤良方正”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内容原本有很多科目，比如现代人熟知的孝廉、茂才等。而到了东汉，“举孝廉”逐渐成为士人最为推崇的入仕做官的途径。

于是，东汉后期的皇帝们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察举选官的权力，特别是“举孝廉”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里，而在某些风评家和世家大族手里。这些门阀士族自西汉以来就开始在乡里形成势力，并通过选拔官吏的“察举制”逐渐垄断了仕途。

当然，起初门阀士族和寒门的区别绝对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这些门阀贵族也并非一开始就出身高贵，大体需要连续几代的高官积累。比如，东汉末年的顶级名门汝南袁氏兴起于袁安。袁安本来仅是汝南郡汝阴县的一个功曹，“举孝廉”踏入官场后，一路直升到三公之一的司徒。《后汉书》记载，他曾公开批评皇帝，弹劾外戚窦氏家族多达数十次，为袁氏家族的崛起捞到了舆论上的“第一桶金”。袁安之后，袁家接连几代都坐到了三公高位。到了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已经迥然成为士族领袖。出自汝南袁氏的袁绍和袁术一度也是争夺天下的主要势力，甚至后人熟知的曹操和孙坚最早都只是袁绍、袁术手下的跟班和小弟。

这些门阀士族之间相互举荐，彼此之间开始结党对抗皇权，于是出现了著名的“党锢之祸”。表面上看，“党锢之祸”的起因是这样的：东汉延熹十年（167）汉桓帝决定搞一次改元大赦，他身边的几个宦官得知消息后，就让家人在大赦之前随意侵吞百姓田产。这引起了门阀士族和百姓的普遍不满：“你这不遵守游戏规则，怎么行？”于是李膺等年轻官吏顶着违背赦令会被砍头的风险杀了宦官的亲戚！这是在赤裸裸地打皇帝的脸。汉桓帝虽是著名的昏君，但是杀伐决断却毫不犹豫。继位之初，他就干掉了著名的“跋扈将军”梁冀，既然敢杀梁冀，此时面对敢藐视自己赦令的几个愣头青更没问题。他当即把这些官员抓了起来。谁知这下捅了马蜂窝。

门阀士族的代表陈蕃、外戚窦武联合起来为被捕的官员们求情，汉桓帝自然不干，双方先是打嘴仗。宦官集团指责李膺等名士“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还是要把他们革职赶回家。李膺等人也联名上书，要求桓帝信任陈蕃等人，诛杀身边宦官，最后发展到要干掉所有宦官。

传统史书喜欢将这类斗争归咎于双方道德水准的差异，采取一种褒扬门阀士族、贬斥宦官的评判方式。《后汉书》甚至直接评价陈蕃为首的门阀士族：“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虽然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真相。

“党锢之祸”从根本上说就是门阀士族藐视皇权，试图用所谓“社会舆论”和“精英阶层”取代或者限制皇权。在他们看来，皇权越小越好，最好就是当个傀儡，听任门阀士族的摆布，更不要随意干涉他们家族之间的利益分配。由于门阀士族的势力经过100多年的膨胀，原本依赖皇权的外戚集团想坐稳最高权力宝座，反而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于是出身外戚的窦武开始和陈蕃为首的门阀士族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宦官集团。

宦官集团本质上无法和门阀士族完全达成妥协，因为他们的出身天然地被门阀士族鄙视。这种鄙视一方面根植于门阀士族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门阀士族对皇帝的鄙视。因为宦官无论如何都是代表皇帝传达旨意的，李膺等人公然蔑视皇帝的赦令，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主持正义，站在汉桓帝的角度看，李膺等人当然是混蛋。但是由于外戚和门阀势力相结合，皇帝的旨令得不到执行。以窦武、陈蕃为首的全体大臣上书反对，陈蕃甚至公然拒绝执行皇帝逮捕党人的命令。最后，汉桓帝的逮捕名单不是想抓人抓不到，而是大家争先恐后地想被列入“党锢”名单——时下当官的人都以被列为“党锢”为荣，一个叫皇甫规的将军，甚至以自己不能被列入“党锢”为耻辱。当皇帝当成这样，真的很失败。

眼见外戚、门阀士族联合起来，汉桓帝和宦官们都害怕了。皇帝虽然敢杀梁冀，但是不可能把所有党人都杀光。于是双方妥协，结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12月，桓帝病死。因汉桓帝死时无子，11岁的宗室汉灵帝刘宏继位。汉桓帝的皇后窦氏和汉灵帝没有血缘关系，皇权实际由外戚窦武和门阀代表陈蕃掌握，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除掉宦官。原本这是很简单的事，因为身为外戚的窦武军权在握，已经成为太傅的陈蕃又是舆论领袖，他们联手如果只想杀掉几个罪大恶极的宦官，估计宦官集团自己都会争着当帮手。坏就坏在他们想杀了所有宦官，这和后来何进、袁绍的密谋如出一辙。更蠢的是，窦武竟然把要消灭宦官的奏章交给宦官，让他们呈给皇帝！要知道11岁的刘宏根本不能主事。窦武明明自己就可以说了算，却非要玩文字游戏。

结果传来传去这份奏章就传到了宦官王甫、曹节手里。没什么可说的，既然要玩命，那就干吧！宦官集团立即假传圣旨，当晚就杀掉了窦武、陈蕃，并且大肆捕杀党人，先前仅是禁锢取消做官资格，现在直接砍了。一时间李膺、范滂等一大批知名士族领袖被杀，宦官彻底掌握皇权。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充分暴露了门阀士族在面对危难时的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之后的历史中，这一场景将不断重演。

建宁四年（171），汉灵帝加冠，正式执政。此后，对门阀士族有了阴影的汉灵帝在宦官集团的帮助下娶了出身寒门的何皇后，重用外戚何进，进一步打压门阀士族。但几年后就出事了——光和七年（184），东汉帝国的底层民众在张角三兄弟组织下，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黄巾军农民起义——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军，汉灵帝和宦官集团被迫取消党锢，任用门阀士族，同时派出何进统率的中央军精锐攻击黄巾军，黄巾军的主力被迅速消灭了。在扑灭黄巾军的过程中，门阀士族的势力逐渐抬头，原本出身寒门的何进也自诩为士族领袖，“四世三公”的袁绍成了他最为倚重的心腹。这可能是因为袁绍是名门庶出，出身也有些瑕疵，刚开始不太受正统的门阀士族待见。他和何进有共同话题，谈着谈着就成了好朋友。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驾崩后，何进就和袁绍沆瀣一气，立何皇后之子刘辩为帝，史称汉少帝。紧接着两人出手杀了汉灵帝的亲信宦官蹇硕，彻底控制了朝政。于是这两人又和当年的窦武、陈蕃一样想联手杀光宦官，但是又怕这事不好摆平何太后，于是决定找人进京壮胆。找谁呢？袁绍向何进推荐了出身寒门的西北军阀董卓。

两汉长时间对外用兵，军功出仕是寒门走上仕途的重要门道。这次镇压黄巾军起义又一批寒门崛起，这里面就有东汉末年建立魏、蜀、吴国的三位领袖曹操、刘备、孙坚，当然也包括董卓。黄巾起义成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后来，他们逐渐成了“军阀”。这就是东汉末年的第三股势力。

但是，董卓还没到洛阳，宦官集团就再次抢先动手杀了何进。这时袁绍爆发出了极强的求生欲。他没有像陈蕃那样恪守规矩，反而借口宦官诛杀大将军何进，率军打进皇宫！这就等于造反。结果汉少帝被宦官张让等人劫持出逃，其余大部分宦官被杀。袁绍如此一闹的结果是皇权严重发生动摇，因为原本铁杆保皇的宦官集团彻底覆没。

紧接着，外戚集团也被根除。董卓迎回少帝，进入洛阳。之后，董卓用计用钱收买了吕布，杀掉了丁原，夺了洛阳军权，又废杀汉少帝刘辩和何皇后，改立汉献帝刘协，吓跑了门阀士族新领袖袁绍，掌握了东汉王朝的中央政权。

门阀士族和外戚宦官及其背后的皇权斗了这么多年，结果胜利果实被董卓这个“少好侠”的乡里恶霸拿走，他轻而易举地成了东汉王朝的执刀人。门阀士族哪里会甘心。于是袁绍挑头，关东各地的门阀士族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组成联军，共同讨伐门阀公敌董卓。

初平元年（190），乱世大幕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