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教养的两个悖论带来的有害后果

就在你拿起这本书的几天之前，四部手机的闹钟在黎明前响了起来，把四位父母吵醒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雅各布的父亲叫醒了13岁的儿子，让他去洗澡，吃掉半根蛋白棒，然后去弹奏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并把录音发送给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老师。

在德国柏林郊区，布鲁诺的父亲叫醒了11岁的儿子，把两袋食物塞进了他的背包。然后，布鲁诺就要乘坐大巴去参加奥林匹克少年跳水队的第三轮选拔。

在中国深圳的市中心，金苏的妈妈叫醒8岁的女儿，叫她去阅读英语卡片，然后吃米粥早餐，再和奶奶一起步行去上学。

在印度德里，16岁的卜纳姆已经醒了25分钟了。这时她妈妈敲了敲门，打开了她和妹妹的卧室门。笔记本电脑发出的光芒让卜纳姆的脸呈现出幽灵般的色彩，让她的眼袋在抬头的时候显得更加明显了。卜纳姆的目光回到屏幕上，继续和美国大学招生顾问进行视频会议，她的妈妈露出了微笑。

每天早上，父母们在醒来之后，都会催促孩子去做他们的事情。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去上学。还有些孩子则没那么幸运，他们要去工作，给家里帮忙。最贫困的孩子要到外面寻找食物，其中有些人没有父母或其他照料者来帮助他们开始一天的活动。有些年轻人会去到处寻找，看看有没有成年人会给他们扔下一枚硬币，或者付钱让他们提供服务，不管这种服务有多丢人、多危险。

就和孩子的家庭、文化和照料者一样，孩子感受到的压力也千差万别。填饱肚子与填写履历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然而，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那就是他们需要爱。事实上，孩子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值得被关注、被喜爱（尤其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情。因此，父母给的压力尤其有效。

年轻人会本能地渴望和争取父母的爱，只有父母保护孩子的动力才能与这种本能相提并论。这两种力量共同创造了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亲子联结。与身体虐待、被遗弃相比，父母给的不健康压力似乎微不足道，但同样可能对孩子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年轻人渴望和争取父母认可的本能，让他们特别容易受父母施加的压力影响。

父母也会在生理上感受到与生俱来的压力。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提高后代生存与成功的机会。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赞的，至少在促进生存的方面是这样的，因为生存是很容易定义的事情。成功则更难以定义，因为对未来的担忧会影响我们对成功的理解，而文化的特点（由我们所塑造，有时还是在无意间塑造的）也会扭曲我们对成功的看法。因此，父母施加的压力是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父母如何定义成功。

作为父母，我们会不时修改我们对成功的定义，通常是为了让这些定义与我们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例如，当我们儿子的运动队主教练开始用严厉而武断的训练方式时，我（克里斯）和妻子就会和儿子们坐下来谈论这种现状。我们一致决定，在赛季结束后不再参与这项运动，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音乐上——练习乐器，参加学校的男生乐队和管弦乐队。我们选择不把成功定义为名次和奖杯，也不会为了成功而放弃快乐与文明礼貌。像这样的决定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家庭面临的选择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有意避免告诉读者该怎么做。（至少我们努力不提强制的要求。）用你家的价值观、你们面临的选择来塑造你对成功的定义，用你的内心决定你会如何向孩子传达这种定义。然后，再让本书的后续章节来引导你如何给孩子施加压力，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长久以来，善意的父母一直在用狭隘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方式定义成功，这在无意中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为孩子灌输这种“高风险”的思维模式，就会开始为他们施加有害的压力。与其他有害压力结合在一起，父母对成功的狭隘、“高风险”定义就可能把年轻人推到惊恐、绝望、丧气甚至自杀的地步。对于学业成功尤其如此。尽管促使孩子自杀的想法和感受从来都不是一定的，但学校咨询师认为家庭冲突和学业压力是孩子自杀的两大主因——这两方面的数据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隔离期间都有所增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