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农抑商思想理论

中国古代社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基于简单再生产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可以把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固定在土地上，是全社会变化最少的一个生产部门，所以农民一直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维持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石。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大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并严格控制，才能方便进行劳役和赋税的征集搜刮。此即《汉书》所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尽管农业同国家的富强和专制皇权的巩固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然而无数史实却一再表明，作为王朝立国之基的农民却总是处于贫苦之中，他们必须负担沉重的田赋征役，忍受来自统治阶级的各种压迫。而商人的生活状态则恰恰与此相反，他们看上去终日游手好闲，似乎毫不费力就可以享受阔绰豪华的生活。这种道德标准与社会实践截然相反的情况很早就被一些思想家们所重视。前有司马迁：“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后有顾炎武：“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几乎历代思想家都普遍认为只有农业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工商业则妨碍农业生产，尤其是商业中的不平等交换、商人囤积居奇或高利贷等手段对农民的收益进行分割，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

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意味着君主政治对民众的有效控制，历代王朝对所有具有潜在反抗特征的社会集团都怀有很深的戒心。反观商人，他们不事生产，流动性强，不依附于土地，行为又诡诈乖张，极易脱离官府的集中控制，却偏偏拥有巨额财富，正属于令统治者最为棘手的社会群体。总而言之，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与抑商是一体两面的，是君主政治借以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手段。

将“本末”二词分指农与商并将其对立起来，这是首见于战国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近人罗根泽指出：“抑弃工商，提倡耕农，盖在荀卿之时。制为本农末工商之口号，则当在战国之末。”魏相李悝认为，“雕文刻镂”与“锦绣纂组”这两种奇技淫巧会损害农业，“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必须使农民有“劝耕之心”由于先秦时期的商业形式有很大一部分是专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贸易交换，李悝虽未明确表示反对商业，然而其实质却已经包含了一定的抑商因素在内。其后，商鞅将李悝所禁的“技巧之业”扩展为抑制一般工商业，并将“重农抑商”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和治国的大政方针，重农与抑商共同构成了其“农战”政治思想的主体，两者相互成为条件，缺一不可商鞅认为商业的发展会对农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破坏国家赋税、徭役、兵员的来源，动摇国本。他指出：“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农者寡而游食者重，故其国贫危。”因此统治者为了富国称霸，必须重征市利之租和关市之赋，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商人的收入，同时强制商人服劳役来节约农业人口，最终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各种抑商政策，“使商有疑惰之心”，“令民归心于农，为上守战”。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将重农与抑商两大概念合而为一的第一人，在他看来，此二者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从此之后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历代封建政权立国的主导思想，并对后世王朝的本末观念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商鞅更多地将重农抑商用作一种治国之策，那么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则更加明确地将农与商这两大范畴相互对立，并首开历代王朝从道德上对商人和商业进行贬低之先河。韩非对非农业活动的攻击比商鞅所及范围更广，程度也更激烈，他深刻地认识到商人逐利致富与农民的贫困尖锐对立这一社会现象是亡国之兆，“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在《五蠹》一文中，韩非明确表示“商工之民侔农夫之利”，是国之大害，并指出了商人所谓的“累累罪行”。其中包括：“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即原本身份低贱的商人通过买官提升社会地位，从而破坏社会等级结构；“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即商人进行投机倒把从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即商人侵夺农民利益并妨碍耕战。基于以上考虑，韩非认为统治者应针对性地打压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此外，先秦时期提倡重农抑商、本末对立主张的不只包括法家诸子，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认识到了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的损害，以及新兴商人势力对王权的隐隐挑战，基于这种于皇权不利的情形，他提出了“工商众则国贫”，统治者为求富强应当“省工商之数”等主张。

秦汉之际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富商大贾积财万千、交通王侯，甚至“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对大一统专制皇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当时有一些思想家基于先秦法家诸子的重本抑末理论，强调统治者应当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来重振皇权，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固，其代表人物是晁错和贾谊。晁错指出：“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而正是商人大肆兼并才导致农民破产流亡：“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蚕织，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乱象从根本上有害于国家，而富民强国之本则在于实行“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这样的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贾谊也对当时人民大量从商而忽视农业生产的社会现象进行了严厉批判：“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大贼也。”他进而指出统治者应当采取政治强力迫使商人转而进行农业生产，以此实现国家的富足和皇权的稳固：“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此后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们都或多或少地对崇本抑末这一论题有所涉及，直至清代中期之后，农村人口实际已经大量过剩，每人分得的耕地下降到只有两三亩，面对如此情形统治者却依旧担忧商业发展会威胁农业生产。清人程鸿诏认为重税征商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夫民有四，农为本，商为末也……农之利少而有定，商之利博而无定也。利博而无定，则征之非过也。”足可见这种农商对立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