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蒙·麦卡锡：成就斐然的失败者

一

1919年1月，病痛初愈 （“拔掉一颗牙齿，加之精疲力竭，犯了头疼，我卧床了两个星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决定每天晚上记录一点身边朋友的事迹，聊以自娱。她打算记下 “他们的现状，描绘几笔他们的性格，再评估他们的工作，预测他们未来的作品”。关于戴斯蒙·麦卡锡（Desmond Mac­ Carthy），她是这样写的：

要写戴斯蒙，困难在于你几乎是要被迫去描写一个爱尔兰人。他怎样错过火车，仿佛天生缺少航舵那样，只会随波逐流；他怎样一直在希望和计划，却踟蹰不定，靠伶牙俐齿一路通行，编辑原谅他拖稿，店主原谅他赊账，还至少有一个贵族在遗嘱里留给了他一千镑……

伍尔夫说，麦卡锡懂得包容，懂得欣赏，可能是他们这群人里性格最好的一个，但他 “发觉玩乐太快乐，靠垫太柔软，闲混太诱惑，我有时候感到，他已经丧失抱负”。文章结尾，伍尔夫想象这样一出场景：某天，她翻检着麦卡锡的书桌抽屉，在杂乱的吸墨纸和旧账单中找出未完成的稿子，拿回去编成薄薄一本 “桌边闲谈”（table talk），证明给年轻一代看：戴斯蒙是我们中最有天赋的。——“但他为什么一事无成？他们会问。”

戴斯蒙·麦卡锡当然没有一事无成。在伍尔夫写下这篇后的二十年里，他是 “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中最有大众影响力的评论家，也是伦敦文艺圈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先在 《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当编辑，然后继戈斯 （Edmund Gosse）出任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首席评论家。他在富豪朋友布雷特 （Olive Brett，Lord Esher）的资助下创办月刊 《人生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刊载了罗素、阿道司·赫胥黎、马克斯·比尔博姆等一众名家的文章。更是身兼数职，为好几家媒体供稿，为海涅曼出版社审稿，为BBC定期录制节目，风光无限。他交际很多，日程很满，派对女主人都喜欢他、欢迎他，有他在，聊天就不会冷场；他的从容，他的儒雅，让所有人感到舒适。哪怕爽约，邀请者也会原谅他。据说他会同时答应梅费尔、布卢姆斯伯里和切尔西的三场饭局，最后不管现身哪一处，那边都为他保留了位子。从艺术家到政客，从运动员到学者，他都能交上朋友，哪怕是观念、信仰水火不容的两个人，也可以同时视他为知交。麦卡锡曾说，从十七岁到五十岁，每一年他都能收获一位挚友。

白天精力旺盛的他夜里却常常失眠，崇高的文坛地位并不能消除他的愧怍。那是一种永远在拼命赶路却总也赶不上的愧怍。他赶不上坐车，赶不上赴宴，赶不上交稿，最要命的是，赶不上写他想写的书。多年来，他相信自己能写出比肩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杰作，而且因为时常把雄心和灵感表达得天花乱坠，他的朋友比他更相信这一点。1931年，五十三岁的麦卡锡出版了《画像》初辑 （Portraits I），自序剑走偏锋，是一封写给二十二岁自己的信：“我把这本书献给你，年轻人，不过你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你会疑心我是在嘲笑你。我承认，我是有点不怀好意。”麦卡锡坦言，青年时代心比天高，可三十载春秋过去，付梓的只是区区评论集，完全不符合当年的自我期许。他说，这封信不仅写给1900年的自己，也写给所有梦想当文学家却不得不靠给报刊撰稿糊口的年轻人。撰稿人的职业固然不错，但危害也不小，因为 “思想的果实尚未成熟，就要采摘来招待客人”（must ever be cutting his thoughts in the green and serving them up unripe）。他向曾经的自己道歉：“我让你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