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运富

汉字的本体属性可以从形体样态、结构理据和使用职能三个角度分别考察，形成汉字形体学（字样学）、汉字理据学（构形学）、汉字职用学（字用学）三维一体的立体汉字学。其中汉字形体学和汉字理据学已经研究得比较成熟，汉字职用学却长期被忽略而未形成体系。其实汉字职用学是汉字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因为创造汉字、学习汉字、研究汉字都是为了使用汉字，职用是汉字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不管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任何时候的汉字研究都是无法离开职用的。

所谓“汉字职用”，是指汉字的职能和使用。职能就字符立场而言，使用就用字者立场而言。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用字符表达语符或语符如何选用字符，也就是汉字的形体跟语言的音义形成怎样的关系。汉字职用已有悠久的研究历史和丰富的研究材料，只是缺乏理论的提炼和概括，但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

例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被学术史充分肯定了其说解汉字形体的方法及对汉字形体的具体解析，因而被看作“形”书。但我们认为，《说文》的更大价值其实在于“字用”，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六书”之“假借”“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概称大篆以前的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形体差异和字料的古文献来源；对文字“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立说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文献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某或作某”等是对“同词异字”用字现象的描述，而解释某字时用“一曰……”则是对“同字异词”用字现象的客观反映；《说文》还常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直接提供用字的语言环境。所有这些都说明《说文解字》是为解读经典服务的，它不仅规范字形、分析结构理据，还广泛关注汉字职用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已经呈现出“形体、理据、职用”三维一体的汉字研究格局。可惜这种格局长期被所谓“汉字形音义三要素”的观念掩盖。

“汉字形音义三要素”的说法并不符合古人研究汉字的实际，因为古人分析形的目的在求义，分析音的目的也是求义，形音义根本不在一个平面上。其实音义都属于语言范畴，语言的音义在文献中靠形表现出来。古人解读文献，关注的是用什么字形表达了什么音义，音义的结合体即为词，所以古人更重视“字”和“词”的关系。但古人并没有明确的“词”的概念，实际上都是在“用”的层面表述“字”的同用和异用关系，如“重文”“异体字”“古今字”“俗字—正字”“通假字—本字”等都是用来表述异字同用关系的，而“假借字”“同形字”则是包含两种及以上用法的同字异用现象。从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到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凡重要的训诂著作都包含着对文献中汉字形用关系及其变异现象的关注和论述。

现代学者也意识到研究汉字职用的重要，在古人训诂实践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字词关系的分析和用字现象的描写解释。李荣先生、裘锡圭先生、王宁先生等有过相关论述，黄德宽、李运富等学者也做了专门阐释。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一大批年轻学者投身于文献用字特别是出土文献的字词关系、用字习惯或用字现象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成果（专著或博士论文），如韩同兰《战国楚文字用字调查》（2003）、沈澍农《中医古籍用字研究》（2004）、肖瑜《〈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2006）、王彩琴《扬雄〈方言〉用字研究》（2006）、元镐永《甲骨文祭祀用字研究》（2006）、韩琳《〈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字词关系研究》（2007）、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2008）、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2011）、刘君敬《唐以后俗语词用字研究》（2011）、遆亚荣《宋元韵图五种用字研究》（2011）、朱力伟《两周古文字通假用字习惯时代性初探》（2013）、夏大兆《甲骨文字用研究》（2014）、张喆《〈易经〉出土本及今本用字研究》（2015）、李娟《景祐本〈史记〉〈汉书〉用字异文研究》（2015）、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2015）、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2016）、禤健聪《战国楚系简帛用字习惯研究》（2017）、陈梦兮《楚简“一词多形”现象研究》（2017）、何余华《殷商已见通今词的用字历史研究》（2018）、牛振《近代科技译词用字研究》（2018）、刘艳娟《秦简牍文献用字习惯研究》（2020）、郭敬一《〈石仓契约〉用字研究》（2020）、李美辰《清华简字词关系专题研究》（2020）、翁明鹏《秦简牍字词关系研究》（2020）、朱芳《汉字记词职能转移现象研究》（2021）、孙倩《上古器物类名词名实与用字考论》（2021）、宋丹丹《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用字研究》（2022）。至于硕士论文、期刊论文，与汉字职用研究相关的更多，初步统计在500篇以上，李运富主编的《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就收录了相关论文80多篇。这些成果标志着汉字研究从以形体、结构为 主要对象发展到了以职用为主要对象，标志着字词关系研究的全面深入和汉字职用学理论的日渐成熟。

为了反映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最新走势和前沿状况，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拟主编一套“中国语言学前沿丛书”，嘱咐我就汉字职用研究的情况拟定一个题目，编出一本专题论文集。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故欣然受命。汉字职用学主要研究汉字的职能和实际使用情况，包括个体字符的职能变化、个体语符的用字变化、类别材料的用字现象、不同类别用字现象的比较、不同时代的用字习惯与特点、汉字的超语符职用、字词关系和字际关系的描写、汉字职用变化的原因等。其中字词关系的研究是热点，也是基础，有些还不习惯“汉字职用学”这个名称的学者往往就用“字词关系”“字形与音义的关系”之类的说法，所以我把书名定为《汉语字词关系与汉字职用学》。

如上所述，汉字职用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成果非常丰富，而丛书分配的论文集篇幅是有限的（20万—30万字），所以如何选编是个伤脑筋的事儿。我在2016年主编的《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两书，主要收录我指导过的学生的论文，算是具有学缘关系的团队成果。现在要编反映学科发展的专题文集，当然不能再限于自己的团队，也最好不跟原来的集子重复。但汉字职用学理论由我们提出，我们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正是汉字职用，要完全回避可能不符合“专题”要求，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文章，如果不收的话，整个学术发展的过程就不清晰、内容就难以全面。所以我们决定理论性质的文章不避重复，即使是在2016年的《汉字职用研究》中收录过的文章，需要的话也仍然收入本论文集。而不同类型的描写汉字职用现象的论文除了我们团队的外，还有很多，那么凡在那两个集子中出现过的，本集就不再收录。本集收录的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性质的，一是现象描写的。理论发展是渐进的，前期考虑不成熟，后来会不断修正、调整、改善，因而也会不断引述以致部分内容重复，这是收录理论方面的文章所难以避免的。现象描写方面只收具有历时性或类别性的，特定语境中单个字词的训诂式考证暂且不收。其实这些数不胜数的字词考释类论文，虽然不一定标明“用字研究”或“字词关系研究”，却属于具体字词关系的考辨，是汉字职用研究理论建构的基石，但篇幅不允许，即使是历时性和类别性考察的论文也挂一漏万。很多好文章因篇幅太长、图形太多、发表时为手写或联系不到作者等缘故而没有收录。还有大量的专著、专论（博士、硕士论文）和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述都不在收录范围。所以这个论文集只是汉字职用研究领域极小的一部分，实际上难以反映整个学科的全貌。但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作为某个方面、某个角度的代表，大致反映字词关系和汉字职用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轮廓印象。欲详细了解和深度参与该学科领域的研究，还请由此出发，走进汉字职用学更广阔的天地。

文集编排上，理论性（总体性、规律性、普遍性）的搁在前面，现象描写（针对某种材料、某批或某篇材料、某组相关字词）类的接在后面，大致按文章性质和内容相连成序，考虑的是篇目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每篇在文章开头脚注标注原载刊物，如有修改，则加说明。注释统一为当页脚注，行文格式也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做了一些调整，尽量规范。原刊发表为繁体字版的一律转换为简化字版。感谢所有赐稿本集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