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代文明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形态和历史线索

关于中国古典学的概念，有四种较为典型的理解方式：

一是以学术论，认为传统的经学和国学即是中国的古典学。

二是以方法论，将考据、训诂、辑佚、考古等古典语文学视为古典学。

三是以经典论，认为古代六经、诸子等经典著作即为古典学，其中裘锡圭、刘钊和陈家宁等学者的意见颇具代表意义。

裘锡圭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在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2]刘钊、陈家宁在《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中认为：“虽然中国古典学的名称出现很晚，但实际上这种学问的产生却很早。传统的经学、古史学和先秦诸子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学的前身。它们在历史上是不断演进变化的，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主流。”[3]

四是以文明论，将古典学看作研究汉代以前中国文明的学问。日知（林志纯）先生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古典学的理论概念并作了大量实际研究的学者，他对中国古典学的定义更为准确，对古典学历史线索的描写也更为清晰：

太史公于《三代世表》，曰“自黄帝讫共和”；于《十二诸侯年表》，曰“自共和讫孔子”；于《六国表》，于《秦楚之际月表》，则自孔子讫陈涉、项羽、刘邦，盖接入汉帝国，秦是六国之一也。凡此诸阶段，皆属古典时代，共和之前，古典之五帝三代；共和之后，古典之春秋时代，前者属王政时代，后者属霸政时代，亦即公卿执政时代，执政之公卿发展为当权在位之国君，乃至称“王”，即战国之形势。然后由战国发展为帝国，汉帝国是矣。六国或战国，为向古帝国之过渡，皆属古典时代。[4]

日知认为中国的先秦时期即是典范的文明时代，他以司马迁《史记》中的《年表》为依据，清晰地描写了古典文明的历史线索：古典之五帝三代——古典之春秋时代——古典之战国时代。日知在研究古典文明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理念，即以城邦为核心。秦王朝的建立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的到来，失去了城邦精神，因此也就不在古典文明的范围之内了。

而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也颇有代表意义，颇具影响力。他说：“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指的是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的考察，其时代下限可划在秦的统一，甚或汉武帝以前。”[5]李学勤进一步强调这一时期的古代文明不仅在时间上有特殊的意义，在文明形态上和研究方法上也与后来的文明迥然有别：“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于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考古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样的。”[6]也就是说，以夏商周为主时段的中国古代文明不仅有特殊的时间区段，也有“文献与考古”并用的独特研究方法。曹峰先生则认为，古典学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清代为止的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和为学方式当作古典学研究的对象，而从狭义上讲，我们常常把最早期的古代文明当作古典学研究的对象。”[7]其实所谓广义、狭义之分，也是古典学的本体和衍生之分，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是本体的，发源的，而广义的古典文明则是衍生的、发展的。前者属于古典文明，后者属于古典学术，核心则是夏商周三代文明。在对中国古典学的讨论中，我们应该有几点清醒认识：

首先，古典学的意义是蕴藏在中国古典文明的深层结构中的。虽然中国古典学的名字是后起的，但其先没有命名，却有其本质，正如裘锡圭、刘钊等学者指出的，在传统的史学、经学、文学、诸子学等文化现象中，古典学早就存在了。

其次，应该看到，虽然经学、国学等古代学术是古典学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古典学的内涵远远大于经学和国学的范围，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古典学这一概念本质上含有对经学、国学的批判和超越的意义。传世经典、出土文献是古典学的重要文献载体，但这种载体依然只是古典学的部分，而不是整体。

再者，古典学研究需要历史、艺术、文学、哲学、地理、天文等知识储备，需要考据、考古、训诂、辑佚等证明方法，但是知识和手段本身并不是学术自身，因此，古典学这一概念，只能相对于整个古典文明和古典精神才有意义。在汉语语境中，以夏商周三代文明为代表的先秦之学才是中国古典学的本体形态。

中国古典学虽然历史悠久，涵盖广泛，却以夏商周三代之学为代表为最高成就。夏商周三代是典范的古典文明形态，三代之学以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生、器物演进、制度变化、经典书写、文化兴盛、哲学突破为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中国的古典学。三代文明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漫长的时间积累，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和文学突破，中国文化自此有了稳定的历史河床和历史趋向。近年来大量地下文献的出土为三代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支撑，使得三代之学的研究出现新的发展机遇。

三代之学是中国古典文明发展中的辉煌时期，“三代之文”、“三代之美”、“三代之盛”、“三代之德”等语词屡屡出现在古代经典中，虽然包含着托古，包含着夸饰，但却是华夏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记忆，代表着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理想追求。夏商周三代文明是一个古老的学术概念，而周代还没结束，也就是说三代文明还在进行中时，已经有人提出了“三代”的理论概念。《国语·周语中》记晋国的随武子聘于周，听到周定王纵论周代宴飨礼节，自己无言以对，回到晋国便“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随武子从周室归来，受到强烈震动，即以“三代之典礼”为蓝本，制定了晋国的国家礼法。韦昭注：“三代，夏商周也。”[8]“三代之典礼”即夏商周三代的典礼制度、礼乐文化、学术体系，这也是“三代之学”的原始形态。夏商周虽然有自身的兴亡盛衰，有治世、有乱世，但是三代连称的时候，往往强调的就是它的礼乐之盛、文明之盛。孔子对三代文明是高度欣赏的，他不仅提出理想的国家应该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以三代文明为中心，构建理想社会的文化体系，而且对三代时的人伦道德也称誉有加。《论语·卫灵公》中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三代，夏、商、周，用民如此，无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春秋以来三代一词流传更为广泛，而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文化与思想的意味，成为政治昌明和文化兴盛的代名词。例如：

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左传·成公八年》）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礼记·哀公问》）

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礼记·孔子闲居》）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三代文明不能概括整个古典文明，它从原始文明发展演化而来，有漫长的历史过程，却是古典文明时代具有典型意义、最具代表性的时代。三代文明寄托着孔子的政治和文化理想，《史记·孔子世家》谓：

孔子之时，周室衰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面对着宗周衰微、礼乐废弛的政治局面，孔子力图以三代文明作为蓝本构建理想社会模式，“追迹三代之礼”，就是要重建三代文明，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之盛。孔子言“夏礼”，言“殷礼”，言“周礼”，还是把三代礼乐文明看成是一个连续的不割裂的整体，而根本目的还是强调文明之间的相互继承，以建立强大的周代礼乐文明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三代之学的开创者，是古典文明的倡导者。

《三代世表》是《史记·年表》中的是第一篇，虽然《三代世表》中有五帝的内容，但是相当简略[9]，最清晰最完整的还是三代。在历史叙事上，司马迁也将三代作为历史年代叙事的基点，足见其意义重大。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左传》、《国语》、《礼记》，还是孔子、孟子、司马迁，他们的三代的起止年限都止于西周，司马迁《三代世表》止于共和，即公元前841年的厉王奔彘、周邦无君、周公召公“二相行政”的时期。经史学家们的三代概念是不包括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东周时代的，因为他们是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东周以来的政治、文化的态度是批判的否定的。而从古典学的立场上看，一方面是因为春秋战国还属于历史上的东周时期，是周文化的延续；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正处于历史的“轴心时代”，是中国古典文明发生质变的时期，三代文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历史跨越，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以夏商周文明为代表的古典时代，无论如何是不能缺少春秋战国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据此，可以将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历史发展脉络作如下表示：

从整体上说，中国古典学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从历史性质上说，古典文明是本体是发源，是经典创立的时期；而古典学术则是派生是发展，是经典阐释的时期。中国古典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这样描述：古典文明时期包括整个先秦时期，以三代文明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达到高潮；古典学术时期是以整理和解释古典文明时期的经典文献为重点的，而划分为两汉古典文献的整理集成、宋明理学的义理阐释和清代朴学的考据与证明等三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