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典时代与早期中国文学书写的特殊意义

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最早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以《荷马史诗》为主的古文献的整理与校订。西方古典学研究正是从这里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学起源于萌芽于古希腊的古典诗学和文学。

近代古典学建立于14—16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其核心是从文学和修辞学的角度切入。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作为拉丁古典学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拉丁文是优雅语言》（Elegantiae Linguae Latinae）试图在文体、修辞等方面恢复古罗马拉丁文的纯正、典雅、流畅等特征，以此纠改中世纪拉丁文的颓废与没落（A.Moss，Renaissance Truth and the Latin Language Tur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36—37）。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经院派对于中世纪拉丁文及圣经教义的专断解释，从而提升了古典修辞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并为随后的欧洲思想解放潮流奠定了基础。

现代古典学诞生于18世纪的德国，重返古希腊精神源头，重新阐释古希腊文学经典是现代古典学的主要方向。现代古典学学科创始人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著作《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1795）在梳理荷马本人的文学形象和史诗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奥德赛》、《伊利亚特》等史诗的文本思想，以此发掘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古希腊文学的人文精神。而另一位德国古典学家、考古学家奥特弗里德·缪勒（Otfried Müller，1797—1840）的《希腊起源和城市史》（Geschichte Hellenischer Stamme und Stadte，1820、1824）、《考古艺术手册》（Handbuch der Archaologie der Kunst，1830）、《古希腊文学史》（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1840）等作品，都侧重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研究，还原古希腊、古罗马文学文本内容和文学精神。

文学研究始终主导着西方古典学的前进方向。荷马、希腊、雅典、罗马、亚里士多德、诗学一直是古典学研究的中心语词。20世纪后半叶的古典学坚持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阐释为基础，以此追溯西方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和文艺复兴的时代思想，从而弥补二战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创伤。近几十年，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classical reception studies）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在古典学领域的热点，尽管学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有了新的变化，但是古典学以文学为本的基本特点却始终没有改变，多学科的介入并没有改变文学为主的方向。查尔斯·马丁代尔（Charles Martindale）1993年出版的《拯救文本：拉丁诗歌与接受史研究的诠释》是近年古典学研究代表性著作之一，作者强调了古典文明研究的方法论变革，但其研究方向仍然是以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接受为基础的。

在中国古典学建立过程中，文学关注和文学研究仍然是最敏感、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陈寅恪、钱锺书等都曾以理论的敏感和学术的实践，推进了中国古典学的发展，但他们核心的领域仍然是文学。因此，现代中国古典学的研究也应该坚持文学本位的立场，对早期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和书写方式进行全面描述和研究。

1.早期中国文学的恢宏开篇

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早期中国文学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其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

神话代表着人类的想象力和诗性思维。在中国古典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以及盘古开天等故事下面，潜藏着早期人类对世界神秘性的思考，旺盛的想象力反映着原始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和高昂的生命精神。在早期文学中，巫术也是艺术，祭坛也是诗坛，宗教活动也是文学活动。甲骨卜辞中许多祭祀仪式、祈祷仪式等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艺术活动。甲骨文中有“奏舞”的记载，于省吾先生说“卜辞‘奏’字，多用为乐舞之义”[18]，“奏”是一种且歌且舞的巫术仪式，而其中蕴涵着浓厚的艺术意味。问日、问雨、问梦、问年景等卜筮仪式中往往伴随着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活动。

礼乐歌诗是周代文学的代表样式。歌诗而不是诗歌，诗歌往往是即兴的、个人的，而歌诗则是集体的、宏大的，是一种出于宫廷的典乐制度。“典乐”一词在《尚书·尧典》中就已经出现，由专人掌管音乐教化天下。《礼记·郊特牲》记：“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按照《礼记》的叙述，殷人祭天，崇尚音乐，以乐歌的形式述说对上苍的祈祷感恩之情，激昂的乐歌回荡在天地之间。

周人完成了对乐歌的体系化建设，将乐歌与礼仪结合起来，形成了礼乐一体、诗乐相成的礼乐文化体系。围绕礼乐歌诗，周代宫廷建立了一系列严格而完备的礼乐制度体系。周代歌诗制度从上古的“典乐”制度而来，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集典礼文本、官制乐器、典礼仪式、艺术理论等于一体的一套完备的礼乐文化体系。《周礼·春官》谓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均”、“韵”相通，所谓“成均之法”，即是“成韵之法”，即职掌整个乐礼制度和音乐教育。汉代蔡邕所撰《独断·宗庙所歌诗之别名》中论述《周颂》三十一篇“皆天子礼乐也”[19]。

礼乐歌诗气势宏伟、气象博大，即兴的朴素的原始诗歌因为有了强大西周王朝的政治支撑而成为代表周代艺术的典型形式。但也应该意识到正因为歌诗的本质是一种宫廷艺术，其艺术风格、审美形态、结构样式都带有宫廷政治和礼乐文化的特色。

2.早期中国文学的历史演进

以先秦文学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学不仅自成风格，而且有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繁荣、总结的演变规律。一般的断代文学发展常常表现出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特征，而先秦文学却是在繁荣中进入总结期，是在经典文化、诸子文学与楚辞屈赋等文学形式充分发展的高潮中结束的。就其历史演进而言，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从英雄向君子的形象转变。早期历史的书写通常是宏大叙事，历史的书写者往往以一种俯瞰苍生的姿态出现，对历史作出英雄式的全知全能的判断和预言，其描写的笔法也是史诗式的庄重与神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史诗（epos，epē，epopoiia）是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其产生年代早于一般的或现存的希腊抒情诗和悲剧。希腊史诗的前身可能是某种以描述神和英雄们的活动和业绩为主的原始的叙事诗。”[20]英雄叙事是史诗的思想和艺术土壤，英雄人物是史诗描写歌咏的主要对象，英雄成为以史诗为代表的早期文学叙事的主角。英雄史诗深刻影响中国早期的经典书写，《尚书》、《诗经》等经典文献记载了许多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英雄人物。英雄史诗所表现英雄人物常常具有“天命神授”的神性、传奇的生活经历、非凡的历史贡献、某种悲剧式的生命结局。《尚书》也记载和描写了以尧舜为代表的早期英雄的群像，他们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集人类的真善美于一身，具有半人半神的品格。与西周以前的英雄叙事不同，以《诗经》、《左传》、《国语》、《论语》为代表的春秋文学描写了君子人格的群体形象。他们不像“半人半神”的英雄那样高居云端，完美无缺，而是充满人间的烟火气。他们属于日常生活，并不完美，有现实的喜乐忧伤，却代表了一种文学的新形象、新人格，君子群体形象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二是从旧体文言向新体文言的语言转变。三代的文学历史产生了从笔语到口语，从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语言革命。商周通行的是一种凝重庄谨的旧体文言，而春秋时代完成了先秦时期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转变。与商周以来的古体文言相比，春秋时期的“新文言”呈现出表现方法自由灵活、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特征。新体文言的成熟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各种文体逐渐完备，文学创作出现繁荣局面，“建言修辞”成为时代风尚，独立的文人阶层趋向形成，文学理论表现出体系性成熟。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全面成熟和自觉的历史时期，古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说了什么，而且表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因此，思想考察应该从语言的物质载体和物质表现入手。《尚书》体的古体文言语言简奥朴素，不尚修饰，修辞方法的运用相对简单，句式古拙，较少变化，罕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比起商周以来的古体文言，春秋时期的“新文言”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是：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善于修饰，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

三是由“书写”到“文本”的形式转变。书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念，包括从主体产生创作意图，直至形成文本并持续演变的全过程及其所有结果，文本是书写的一种结果。从文本上来看，则经历了以王官之学为指导的六经文本，到以诸子之学为内核的诸子文本的转变。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文本的书写方式上来看，早期文学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我们可以从写本的具体形态，内容的流传与变异，版本考察等方面，梳理这一变化的具体细节。

经典是一个过程，经典的形成本身也是一个文献不断整理、选择、写定的过程。远古的历史文献是经典的原初形态，经典是对文献的总结整理和思想升华。“轴心时代”以前的历史属于文化的前经典时代，前经典时代为经典时代的成熟做了资料和思想的准备。这一过程总体上表现为从底层向宫廷集中，从纷纭累积向集约精粹发展。

《周易》形成的过程最有典型意义。《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周易》的产生过程时说：“人更三世，世历三古。”即以汉代为坐标，经历上古、中古、近古时代，而以伏羲氏的八卦、周文王的六十四卦、最后到孔子的《易传》为标志。从伏羲到孔子不仅历时久远，也是历史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从远古到近古，原初《周易》是卜筮的、宗教的，而到孔子为《易传》，则将《周易》从卜筮带入了哲学的领域，实现了从神学到哲学的思想跨越。

3.经典时代与文学书写的历史突破

中国古典文明总体上呈现出连续性、整体性的特点，但中国古典时代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波澜壮阔的，是有历史高峰和历史突破的。轴心时代是古典文明的历史突破期，也是文学出现革命意义变化的历史突破期。

轴心时代这一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而轴心时代又以经典的出现为重要标志，因此轴心时代又称为经典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是以“六经”的完成为标志的。“六经”之名，始见《庄子》，《庄子·天运》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是传世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六经”的概念，但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产生却是在“前经典时代”两千多年间的文化土壤上生长期孕育而成的，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逐渐完成。《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也在这一时期成书，从而支撑起中国古典文化的骨架。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典时代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春秋末期相继完成的六经，一是在战国时代完成的诸子著作。六经与诸子时代的哲学经典不仅完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突破，也实现了文学突破。

经典带给中国学术以深刻的影响。孔子、墨子、子思、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都征引《诗》、《书》等文化经典，“六经”既是哲学家的思想武库，也是文学家的艺术引领者。“六经”的诗性品格既决定了诸子哲学的诗化倾向，也决定了整个古典哲学的艺术品格。孔子重视诗乐教育，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他对《雅》、《颂》做了文献整理，“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他赞同向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诗化人生境界。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步其踵武，不断强化儒家思想的诗学精神。

而道家哲学则在逻辑与秩序的反叛中，建立起一种自然畅达、不事雕琢的哲学品格。老庄哲学表面看是反美的、反艺术的，却又是极美的、极艺术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说：“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上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上系由此一思想系统中导出。”[21]在徐复观看来，道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既表现为人格的，更表现为哲学本体的。老庄哲学在反艺术中建立了新的艺术审美原则，在反诗中建构起新的人生诗性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