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与发林相识于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2016年至2020年间我与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在书院共同负责《国际关系前沿问题》课程，发林博士在课程团队中负责联络和组织工作。在发林的协助下，我们邀请了许多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参与课程，如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教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教授、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外交学院前院长秦亚青教授、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新加坡华裔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王赓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苏格兰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爵士（Sir Danny Alexander）等，我们共同为才华横溢的苏世民学者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讲授了非常精彩的课程。当时新冠疫情还未发生，国际关系（IR）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处于全盛时期，正是从那时起，我与发林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发林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入职南开大学，他和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同事曾多次邀请我到南开进行学术访问以及参加会议，我后来还被聘为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发林还组织翻译了我的著作《建构全球秩序》（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我知道发林一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并在全球金融治理和货币政治等方向发表了很多中英文成果，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曾向我征询意见并最终发表于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ISR）的一篇英文文章。1我们也多次一起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旅行和调研，并经常在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等国际会议上见面，无论是私下交流还是在正式会议上，发林都曾向我谈到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以及他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权力的理解。即便如此，当得知他完成了这本国际关系理论专著后，我还是感到非常惊喜。

发林的新书试图为国际制度研究提供一种宏观的理论路径。国际关系学中的宏观理论研究非常具有挑战性，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宏观理论研究很难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十分稀缺的非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国际关系的研究仍然由西方学者主导，他们通常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经验事实中进行理论推导。第二，非西方学者确实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和研究路径，但其往往被西方学者忽视。语言障碍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在理论发展方面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有少数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学者能够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如阎学通、秦亚青、唐世平等。对于有中国背景的海外学者来说，情况也没有太大不同，如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贺凯，他在制度现实主义或制度制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与本书的主题有很多关联，但本书采用了更为折中或混合的方法。

宏观理论研究的第三个挑战是经验事实和抽象理论之间的脱节。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以几种主流“主义”形式存在的学术宗派主义，使得构建不同于这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尤其困难。在非西方学术界，许多国际关系研究往往是非理论的，部分原因在于学者们对理论和方法缺乏兴趣或缺乏更高水平的知识。因此，非西方学者的理论创新尝试是亟须的，也是值得鼓励的。

这本书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次宝贵尝试。基于从不同层面进行理论融合的既有研究，本书试图在宏观理论层面综合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主流理论流派（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融合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并由此提出“国际制度性权力”的概念，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理论——“现实制度主义”，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中的新变化，尤其是所谓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的演变。发林对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国际制度理论，因为国际制度是全球治理的关键支柱，但他对货币政治和货币权力的研究又更多地建立在权力政治的基础上。我很高兴看到他将自己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权力的理解融入到一个完整而综合的理论框架中。理论常常都是这样构建起来的，它不会突然进入我们的脑海，而是从我们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日常思考中逐渐甚至无意识地浮现出来。

我的国际关系理论偏好和理论体系明显不同于权力导向和基于国际制度的相关理论，但是无论与发林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想法相似抑或不同，我都欢迎他的这项成果，并在此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否具有普遍性？在本书中，发林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很难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普遍适用性。理论总是有时间、空间或文化背景的，西方理论所谓的普适性主张亦是如此，包括著名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分支，如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以国家为中心且具有批判性的建构主义。甚至连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批判理论也很难证明其普遍适用性，还常被公正地或不公正地指责为带有西方偏见。而后殖民主义则与非西方国家的现实困境联系得太紧密，因此在西方常常被视为理论大争论核心舞台的局外人。

这种情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但是，发展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或学派的尝试并非毫无争议，如被指责为文化相对论、文明主义者，或被认为在中国或东亚之外没有解释力。但是这种批评可能是不公正的，如果处理得当，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可以而且确实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和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就是实例，它们可以很好地概括和解释超出中国以外的文化和政治世界，2包括唐世平的研究（特别是他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中所呈现的成果），这些作品都应被视为是重要的、原创性的和极有价值的尝试，这些研究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使整个国际关系学界受益。3

此外，从地方经验（特别是非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和现实源泉。与所有政治相同，所有理论最终都是地方性的。大多数思想，包括支撑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都源自地方经验。例如，尽管均势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但其起源于欧洲或以欧洲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同样，抛开美国和欧洲的国内和地区竞争经验去理解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很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想法和方法在其他地方不存在。事实上，许多理论概念和方法论路径起源于不同的、平行的或相互关联的世界。但目前西方主导的理论争论和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往往掩盖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起源，将其非西方起源视为微不足道或“文化相对论”。这纯粹是认识上的虚伪，需要被直接挑战，这也正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目标。

进而言之，像所有一般的想法一样，当理论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时，它们从来不会被简单地采纳，而是在其传入之时被“改造”（adapted）或被“本地化”，甚至被“遣返”（repatriated）。4因此，当非西方学者借用源自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性的，并且经常将这些理论植入到自己预先存在的想法和知识主张中。这个过程可能是双向的：西方理论被非西方学者本土化，而非西方思想和实践被西方学者改造或本土化，无论后者是否被西方学者所承认。很多时候，在本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非西方）产生的思想会被输出到更广阔的世界。这种双向的动态互动在更宽泛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结构中创造了共性和差异。换言之，理论思想可能有不同的起源和演进过程，但它们也会相互交叉和借鉴，我将其称之为“多元普遍主义”（pluralistic universalism）。没有一种理论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文化，但它们之间有足够的相似、重叠和共同之处，这便为国际关系的理论化创造了共同的基础，这种理论化过程或者从本地到全球，或者是反过来。这正是发林在本书中所尝试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另一个亮点，他将本地视角和外部视角结合了起来。

发林的研究对于理解国际秩序的演变，以及进一步对演变过程进行理论化都很重要。他认为，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当前国际秩序的演进。关于这一点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已有大量证据表明，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同质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框架，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削弱，中美制度竞争正在加剧。换句话说，中美在战略层面、经济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已经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展开，这种竞争已成为重塑当今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发林还颇为犀利地提出，国际秩序正在“转向东方”。如果这意味着东方（或者说东方的思想和互动）将在塑造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是正确的；但如果这被解读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将与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等级秩序相类似，这一点将存在持续的争论。

发林博士在新书中提出的上述问题值得中国和国际学者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更多地反思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有必要理论化，如何开展理论工作，以及如何将本土理论与更宽泛的全球背景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本书应该被视为一项重要贡献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5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23年2月20日

注释

1. Falin Zhang, “Rising Illusion and Illusion of Rising: Mapping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Relocating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3（2021）, pp.1—29.

2. 参见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4 (Winter 2019), pp.467—494。

3．关于全球国际关系学，参见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4 (2014), pp.647—659；［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25—34页；［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4.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姚远、叶晓静译，张发林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5．阿米塔·阿查亚系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杰出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中心”主席、国际研究协（ISA）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