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及其影响效应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不同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本身的效应有所差异，由其引致的产业结构或收入分配调整、就业格局变动、节能减排的实际效应等也不同。能源环境政策效果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研究现有能源环境政策实施或外生冲击效果评价分析，二是利用CGE模型仿真研究一个能源环境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可能效果。这里的能源环境政策实施或外生冲击评价与CGE模型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对一个已经实行多年的政策实施或外生冲击的实际效果进行估算（前提是必须存在处理组和对照组），而后者则是作者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动向以及自己的主观判断设置模型情景，以研究其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

首先，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或外生冲击效果评价分析方面。目前，政策效果评价在环境政策领域运用十分广泛，其计量研究工具主要是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DID）模型估计和倾向得分估计。Fowlie等（2012）估计了美国加利福利亚洲一项污染物排放交易计划的实行是否显著降低了NOx的排放。Hanna和Oliva（2011）以墨西哥城一个大型的炼油厂为外生冲击，研究了污染物排放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Knittel和Miller（2011）以美国清洁空气行动法案的事实为外生冲击，研究了类似问题。Greenstone和Hanna（2011）以印度为研究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污染物排放和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在国内DID估计和倾向得分估计方法运用得并不多，直到近几年才有国内文献运用这些计量方法做研究。如邓国营等（2012）考察了成都市成华区电厂搬迁带来的环境改善对该区域住房市场的影响；李树和陈刚（2013）利用DID评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对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包群等（2013）采用DID研究了环保立法对环境的影响；杨友才等（2016）运用DID模型估计了合同能源税收改革对节能服务业的影响；丁屹红和姚顺波（2017）采用DID比较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对黄河与长江流域农户福祉的影响；安祎玮等（2016）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宁夏盐池“退牧还草”生态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其次，能源环境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仿真研究方面。Dufournaud等（1988）最先将污染排放和治理行为引入CGE模型构建了环境CGE模型。OECD（1994）利用全球环境与能源模型（GREEN）模拟1985—2050年全球［尤其是欧共体（欧盟）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能源使用，分析削减CO2排放政策的成本。Hans W.Gottinger（1998）采用Patriquin模型分析比较了7种不同欧盟温室气体（GHGs）减排政策的“能源-经济-环境”效应。Patriquin模型的特点在于：①在SAM中引进了环境账户和能源账户；②在不考虑行为模式的情况下，将环境成分——CO2等量排放和吸收，以及地区的游憩收益，纳入CGE模型。所谓“不考虑行为模式”，也就是假设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是单向的。Allan等（2007）利用“能源-环境-经济”CGE模型研究了英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能源力量反弹问题。Ramer（2011）采用CGE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动态效果和结构变化。Beckman和Hertel等（2011）对CGE模型在能源领域应用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分析；Orlov和Grethe（2012）分别研究了在完全竞争市场和古诺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碳税政策对俄罗斯宏观经济的影响；Maisonnave和Pycroft等（2012）采用CGE模型研究了能源价格上涨、气候政策实行以及两者同时发生3个模拟场景对欧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气候政策和能源价格上涨均会对欧盟经济产生轻微的负向冲击作用；Thepkhun等（2013）采用AIM/CGE模型分析排放权交易、CO2的捕获和储存（CCS）技术在泰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效应。Mahmood等（2014）采用了一个20部门CGE模型分别探讨了碳税征收、碳税征收与能源效率提高协调实施2种情景对巴基斯坦经济的影响。Alessandro等（2015）、Delfin（2016）对环境CGE模型的能源替代弹性灵敏度进行了测试。Wei Li和Zhijie Jia（2016）构建了一个中国递推动态CGE模型，仿真研究了排放交易计划和免费分配配额比例的影响。Wei Li等（2017）基于CGE模型分析了中国碳排放交易计划对电动车和CCS的影响。

能源与气候经济建模在中国的起步较晚，应用也非常有限。中国目前的能源与气候经济模型一部分以CGE模型为主，主要开发中国的CGE模型，用来分析中国能源、环境及气候政策模拟以及社会经济影响（Zhang，1996，1998；郑玉歆、樊明太，1999；李善同等，2000；武亚军、宣晓伟，2002；王灿，2003；魏巍贤，2006；Liang et al.，2007；王林秀等，2009；石敏俊等，2010，2012）。还有一部分“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主要引进国际上著名的MARKAL/TIMES、LEAP、MESSAGE等模型（Cai et al.，2009；王克等，2006；陈荣等，2008），在此基础上进行校验和改进，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分析中国能源与气候问题的能源技术模型，并利用这些模型开展了相关能源发展战略、排放路径、减排成本及减排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少的混合模型（胡秀莲、姜克隽，2001；Chen，2005），利用这些模型对能源、环境、气候政策相关议题展开分析。此外，郭正权（2011）、邓祥征等（2012）、李钢等（2012）、牛玉静等（2012）、李猛（2011）、刘宇等（2015）、王克强等（2015）、张晓娣、刘学悦（2015）均采用CGE模型仿真研究了不同情景下的能源环境政策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效应，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效果。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CGE模型在MBIs政策效应评估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刘婧宇等（2015）建立了一个加入金融系统的CGE模型，刻画绿色信贷政策的传导路径，定量测算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系统性影响。周晟吕（2015）基于上海市“能源-经济-环境”CGE模型，模拟了在不同的就业条件下，上海市碳排放交易机制对经济的影响和对传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汤维祺等（2016）借助区域间CGE模型（IRD-CGE）对不同减排政策机制对排放主体的激励作用进行模拟和验证。刘宇等（2016）基于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TermCO2对天津碳交易试点的经济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估。徐晓亮（2015）、梁龙妮等（2016）基于CGE模型分析了能源资源税的改革效应，徐晓亮（2014）、时佳瑞等（2015）还具体分析了煤炭资源税改革的影响。原毅军等（2016）基于CGE模型分析了水污染税的开征对污染减排效果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绿色发展过程中，能源环境政策变动带来的宏观经济和节能减排效应迫切需要科学的计量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其中，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来评价不同政策工具的研究主要基于CGE模型。之所以应用CGE模型定量评估能源环境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的几个重要特征。①CGE模型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即有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能够刻画政策变化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②CGE模型在分析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时，考虑了市场出清条件和经济约束，这样更符合现实情况。③致力于减少污染的环境政策对价格、数量和经济结构中的生产者行为及消费者福利会有显著影响。CGE模型可以将经济理论和应用的环境政策联系起来，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环境政策，更好地理解政策工具对生产和福利的影响结果（Bergman，1990a，1990b）。④CGE能够分析不同经济体和行业间的联系，因此可以更好地体现经济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点是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具备的（Conrad and Schroder，1993）。⑤动态CGE模型可以分析基于动态基线政策冲击的变化并且比较不同政策措施的优劣，这样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经济。

尽管在能源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了各种CGE模型，但是“能源-经济-环境”CGE模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①缺乏可将能源、经济和环境3个不同系统等值折算到一个统一系统内的方法。国内现有大多数研究缺少能源、经济和环境涉及各子系统的内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关系的综合研究，在界定能源、经济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时未能完整刻画3个不同系统的复杂关系。②缺乏金融模块的刻画。现有绝大多数CGE模型偏向对所谓的“实物经济部门”的描述，对金融市场没有进行明确的描述，甚至没有考虑金融部门，忽视了金融部门与其他实物部门之间的作用。随着绿色金融的兴起，对绿色金融政策的评估亟须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金融CGE模型。③中国自主开发的大型CGE模型仍然匮乏。尽管已经有一些CGE模型被应用于现实经济的能源环境问题，但是在发达国家成形的CGE模型基础上建造的，参数的设定和基线情景的各种假设通常不符合中国能源环境系统的现实状况，很少是中国根据自身经济社会特征尤其是“新常态”背景建立的能源环境CGE模型。本书着力针对以上3个方面的问题，在课题组前期开发的中国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GE模型和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MCHUGE模型进行模型的应用扩展、环境反馈、函数扩展和结构衍生等方面，构建一个具有“新常态”转型期特征的动态环境MBIs-CGE模型，通过设置MBIs不同政策情景，仿真研究这些政策调适对各经济主体的冲击及其引发的反应相互间的作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