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麦克斯·阿德勒的成长及思想轨迹

1873年1月15日，麦克斯·阿德勒诞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其父亲是位布商，有两个兄弟，长大后均从事写作活动。少年时代的阿德勒就读于维也纳的法兰茨·约瑟夫文科高级中学，除数学成绩不理想外，其他各科成绩良好，高中毕业后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

1896年阿德勒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通过律师考试后在维也纳弗罗列斯道夫（Florids-dolf）工人住宅区成为一名法院律师。1909年与出生于里加的医师燕妮·海茨马科结婚。次年生下女儿罗蕾，1913年又生一子，取名罗伯特。在汉斯·凯尔森的帮助下，麦克斯·阿德勒于1919年在维也纳大学通过了教授论文并担任副教授一职，逐渐退出律师工作。自此开始成为大学教师、作家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众多教育机构的教师。1934年2月起义事件爆发后他曾一度被捕，随后继续在维也纳大学执教。1937年6月28日病逝，享年65岁。

早在1893年时，阿德勒就成为维也纳社会民主党学生组织的一名成员。在此认识了卡尔·伦纳并结下友谊，直到20世纪20年代因深刻的政治分歧关系才破裂。当“社会主义学生自由同盟”（Freie Vereingung sozialistischer studenten）在维也纳建立时，阿德勒被选为第一届主席。随着投身政治活动，他开始大量研究社会民主党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从青年阿德勒的研究著作中发现，青年时期他的思想在许多领域就已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相违背。但在当时他并不敢公开同马克思主义及第二国际官方的正统解释相冲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采取马克思主义解释者的姿态。一般来说，他或者否认他与经典作家的思想差别，或者认为这只是次要的。事实上，阿德勒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大相径庭。这种差别的思想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的思想来源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思想来源。他还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新康德主义对康德的解释均在他的脑海里打上深深的烙印。此外，他还受到麦克斯·施蒂纳思想的影响。

1896年后，阿德勒完全投入职业工作、学生组织工作和党的教育组织工作以及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之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德勒的兴趣范围都非常广泛：有对当时戏剧的阐释、对多瑙君主制度下民族问题的评述以及对1848年革命传统的评述，还有论述教会与学校的关系、社会民主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社会民主党同德国工人运动的关系等。其重点一方面在于试图重建马克思的学说，另一方面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困难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自己学说所具有的“唯物主义”特征。阿德勒早在青年时代，在他尚未进行哲学研究之前就先入为主地否定了马克思同唯物主义的联系。在19世纪90年代他写道，“最后还必须澄清一个由于唯物史观这个表述所容易产生的误解。唯物史观手挽手地同唯物主义进行是完全没有必然性的。因而，唯物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不可分割也是完全缺乏必然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物史观毫无共同之处。前者是本体论的世界观，是假设。而后者则是如同生理学或者化学一样的科学”[1]。这番论断对于他一生的著作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在阿德勒的论著中，他始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运用社会生活领域的“精神一元论”。不管是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还是在反对列宁的过程中，他始终否认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间的联系。他把唯物主义理解为19世纪颇具影响的有关世界的本质及其意义的形而上学论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论述，他作了许多矛盾百出的说明，最常见的解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说成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拒绝，是站在经验的立场上，最终把马克思、恩格斯看成实证主义者。他认为，实证主义需要以认识批判论作为基础，唯有康德的先验哲学能够提供作为基础的条件。

但是，康德哲学没有说明社会知识的可能性。而阿德勒“先验社会化”的“伟大发现”正好弥补了康德的这一不足之处。“先验社会化”学说认为：“所有单个的意识就其自身的思维可能性而言，都不可能是作为单个人的意识，而是在自我中已经同本质上相同的其他许多自我联系。”[2]社会关系是由人来形成的，因而社会关系也即精神关系。阿德勒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学，将“先验社会化”理论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将所有经济学基本概念精神化并得到始终一致的贯彻。马克思主义所称的人类社会进程不再是唯物主义的进程，而是精神自然的进程：生产力的矛盾是精神的矛盾。社会关系只是根植于意识中的社会化的形式。

阿德勒从他1904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为科学而奋斗的因果性和目的论》直到他最后一部大部头作品《社会之谜》（1936），他的上述哲学思想一直没有改变，只是不断作新的论述和补充，并试图为它提供根据。

与阿德勒的哲学思想相比较，他的政治思想则变化较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还很难察觉他的激进思想。他对1848年的欧洲革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旗帜鲜明地赞美革命，但他把革命理解为人们意识内新的精神原则，是真正精神的诞生，而不是街垒巷战、断头台和警钟硝烟等。革命的动力是对文化的兴趣，是对意识更新的兴趣。这样，革命就被他限制在意识领域。阿德勒对革命的支持态度，使他同当时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逐渐疏远开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阿德勒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同党内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尖锐化。当时他的理论反思的重点在于批判形形色色为战争辩护的思想，批判那些借助德国古典哲学和达尔文生存进化论来颂扬战争的必然性及德国优越性的论点。他认为，社会主义与和平是一致的。阿德勒坚决同工人运动内部为战争辩护的思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士和奥地利以卡尔·伦纳为代表的人士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德国工人阶级和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同轴心国的胜利连在一起的。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挑动各国的工人阶级进行自相残杀。阿德勒坚决地同这种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们的论战一直持续到1934年。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是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同阶级利益为前提去说明政治问题，就是忘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

阿德勒对十月革命起初持热烈欢迎的态度。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深深激励着他，使他试图把俄国革命的光辉照射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上。同时他又积极地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在奥地利的思想代表。阿德勒认为，奥地利的客观条件与俄国不同，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与社会民主党敌对的农民阶层，因而在奥地利革命的前景暗淡无望。他又以西欧社会民主党论调，否定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和行动符合马克思主义。这种论调断言：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革命具有暴动的特性，因而有可能转变为恐怖主义并最终成为少数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与俄国相反，阿德勒试图设计出一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其行动的主体应是工人阶级，并在全国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由于奥地利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阿德勒从中得出了与党的领导完全一致的政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反对阶级合作转向战后赞成联合。

阿德勒对奥地利革命发展之可能性的设想在他关于委员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作了表述，这也是他的国家学说的第一个表述。与社会民主党右翼对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的崇拜和共产党人要求把委员会作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组织机构不同，阿德勒主张委员会制度和议会制的结合。他把这种结合看作他的设想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使用了一个对今后影响广泛的术语：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其组织力量是社会民主党。阿德勒起初把委员会看作战斗机构，而不是新社会的组织原则。同时他又认为委员会具有教育培训的作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准备掌握政权的学院。除了委员会之外，旧的国民大会将继续保留存在。工人委员会管理经济、交通及财政金融事务，同时对国民大会具有动议权和否决权。政府由国民大会和工人委员会共同决定。国民大会是所有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决定机构。这是“过渡时期必不可缺的工具。它能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恐怖主义并保证一个稳定的、避免国内战争风暴的不断发展”。[3]

阿德勒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阿德勒把政治民主称为资产阶级民主，它的特征是在阶级社会内经济不平等下的所谓政治平等。在阶级社会，统治是靠维护不平等来强制实现的。因而阶级社会的统治形式是专政。专政与民主绝不是对立的，一个体现了统治的内容，另一个则是形式。社会民主只有在消灭阶级对立的条件下，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内才有可能。阿德勒的这番理论遭到党内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由他们共同缔造的第一共和国绝不是资产阶级专政。

阿德勒的思想同党的领袖和大多数成员相冲突。他是党的章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然而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丝毫没被党纲所采纳。

在1926年和1927年召开的两次党代表大会上，他的论点遭到大多数成员的反对，阿德勒成为孤立的少数派。随后在党的下一届大会上，他没被选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阿德勒以此积极地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接触、联系，他担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的《战斗》杂志及《红色书刊》丛书的编辑。他再次热情赞颂俄国革命，认为在俄国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必然和必要的，“要毫不留地铲除一切其他政党，即使他们也以社会主义为目的”。[4]他呼吁社会民主党人承认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又认为这种俄国模式只对苏联适用。他对西欧共产党仍保持距离，否认他们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适合西欧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只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是最终的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存在，是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产物，是政治民主的专政形式。在此阿德勒证实了他的民主和专政统一的思想，只有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统一行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西欧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社会民主党左派必须使广大党员了解到当时党的路线方针并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前提下左派获得党的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是一个暴力革命。

阿德勒在构思他的国家学说时，一直致力于为社会科学铺设认识批判论的基础，他在晚年，仍不断努力研究哲学社会理论，其成就表现为1936年出版的《历史之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