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

李忠尚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我们是三十多年著一书：“‘新马克思主义’论”系列上、中、下共三卷，自成体系，即《“新马克思主义”论》（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崛起之真谛》（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迟到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从我1977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当时我参与翻译了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以及《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算起，至今本人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有45年了。1979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取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0年受教育部派遣到德国波恩大学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84年完成学业，通过题为《早期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第一名哲学博士”。1984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室，我被任命为建室主任。之后，就陆续出版了《“新马克思主义”论》（上下卷）、《第三条道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析要》、《早期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研究》、《异化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和“软科学三部曲”等中文德文著作300余万字。我先后带出了几十名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依托中国人民大学老牌子的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逐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对于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起了开辟道路的先锋队作用。

一、“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界熟悉而热门的理论命题和政治话题，自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引起了几代学者的强烈兴趣和苦苦探索。（“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以其“非正统”“非党派”“非政治意识形态”的面目和众多的著述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它原本是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党内一些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因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异议而发起，却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并由一些西方学者按照其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加以理论展开，而逐步成为一股世界性思潮。）“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和工潮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之后几十年，尤其是每逢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家间的剧烈冲突之时，总能引起各国理论界的再次瞩目和浓厚兴趣，成为人们时髦的研究对象之一。

特别是以霍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家自居，既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弊病，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传统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批判领域既主张扬弃异化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引入了系统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以及语言哲学，旨在构建他们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之间寻找“真正的第三种选择”。这种第三条道路思想尽管有种种局限和乌托邦特色，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新的理论启蒙的作用。由此联系当今世界的新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我们对“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上述社会批判理论再次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理论研究的冲动。而吉登斯等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设想则是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发和社会学建构，其理论的系统、深刻自然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不可同日而语。

“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就在于它要“重新发现”和“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它以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为口号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以人的解放为旗帜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19世纪的产物，自诩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文化和意识革命乃至交往行为等来实现理想，希望建设一个无压迫、无奴役、人本身能全面发展的理性社会。

德国百科全书中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那些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做的学术尝试的总称。”“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以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和弊病，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种使人异化的、剥削人的制度，主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批判，在于戳穿各种意识形态而使公民觉醒，从而使人们能在两大对抗性制度之外做出第三种选择：最终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和浪费、人能够真正实现解放的理想社会。客观地说，“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启发。

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曾经风起云涌、蜚声世界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或流派。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达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峰，与其地理上毗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它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维也纳的一个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麦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伦纳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其主要特征在于深受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理论体系上，它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社会学体系和“有关社会生活及其因果发展规则的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社会化的人类”或“社会联合”（阿德勒）。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而不是个体”，声称马克思主义所有探究的“唯一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的各种因果联系”。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就是分析近代资本主义各种因果要素的典型之作，它分析货币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分析银行业及其在托拉斯垄断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统治地位，从而得出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它虽在理论上有错误，但无疑为列宁后来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强经济干预的情况作了考察。伦纳曾说：国家已经渗入私有经济直至它的最基本细胞，国家权力和经济趋于合并，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强化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希法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工人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统治下建立联合国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都证明现代国家及其社会结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显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虽然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日益加强对经济干预的现象有所认识和作了一些有益的分析，但最终却得出了不同于列宁的结论。

同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还考察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结构，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阶级变质”，使无产阶级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三种阶层：一是工人贵族阶层，包括享受优厚待遇的技术工人和职员；二是有组织的普通工人阶层；三是失业工人阶层。他们认为，这种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阶层标志了“现代社会的变化”，从而宣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他们由此而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幌子下的官僚专政”的政治主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上述解释和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变化所进行的分析，曾受到列宁的批评，被共产国际批判为“无所作为的资产阶级的开明理论”。

我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探讨了诸多问题，笔记如下：

（1）“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它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还是……定性要谨慎贴切，似以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为妥。我们的研究态度及原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2）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曾担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总书记，他的政治主张及其思想包括实践值得研究，如重用知识分子、坚持中央集权思想、重组织纪律和建立秩序、强调党在群众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及团结群众的思想。

（3）格律恩堡（Gruenberg）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一代领军人物，曾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也就是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4）马克思非常关注奥地利革命，1848年8月27日他曾访问考察维也纳，在10天中作了三场演讲，关于雇佣劳动、剥削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为奥地利工人阶级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劳拉都先后参与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报刊编写工作（如《劳动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积极介入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主张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大众化；主张要独立思考，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要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被说成是中派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折中主义的哲学。

（5）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批判了希法亭，认为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表达了对剥削民族自诩为优等民族的批评。列宁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议会道路。

（6）“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认为文化变成了资本主义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赞同葛兰西认为的必须掌握文化霸权，即通过大众同意来进行统治的方式等。

（7）伦纳的“法律理论”包括：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异化，资本主义法律对人的控制与剥削，财产所有权对个体自由的侵蚀，雇佣活动掩盖了对人的控制的实质。而股份合作制则是更理性的机制，符合生产条件社会化的趋势，但是它也有剥削人的一面。

（8）“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不赞成苏共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不放弃改良主义，强调自己的国情与特色，主张尽可能和平地夺取政权，走第三条道路。这里就涉及民族理论、政治、政党，并且提出了民族共同体思想。我们现在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当时提出的民族共同体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鲍威尔和伦纳还提出了民族自治文化原则及纲领，强调民族文化和文化自治，表达了对单一大民族——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民族——明显的偏爱。这里还提到社会理论、阶级力量的军事论、社会力量因素论与防御。他们认为，改良的社会主义加上革命的社会主义，才能叫作整体社会主义，这就需要议会民主政治，需要民主议会道路的全面主张。

（9）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斗争与议会手段的调和，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庸俗化，其实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社会主义者路易斯·布丹（Louis Boudin）创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用于描述当时在维也纳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其中代表人物有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卡尔·伦纳（Karl Renner）——他们也都活跃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通过出版的书籍、发表的报刊以及参与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前20年对欧洲的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The term“Austro-Marxism”was apparently coined by an American socialist，Louis Boudin，a few year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to describe a group of young Marxist thinkers in Vienna—the most prominent among them being Max Adler，Otto Bauer，Rudolf Hilferding，and Karl Renner—who were also active in the Austrian socialist movement.Through their books，their journals，and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they ha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upon European socialism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om Bottomore and Patrick Goode，eds.＆ trans.Austro-Marx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SPÖ（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前身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Ö，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由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于1889年创建，1934—1945年被法西斯势力取缔，1945年重建为奥地利社会党（Sozialis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SPÖ），1991年改现用名至今。鉴于本书论及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凡谈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即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Austria（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SPÖ），until 1991 known as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ustria（Sozialis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SPÖ），has its roots in the original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SDAP），founded in 1889 by Viktor Adler，a young doctor.From 1934 to 1945，during the regimes of Engelbert Dollfuss（1932-1934）and Kurt von Schuschnigg（1934-1938）and the takeover by the Nazis，the SDAP was outlawed.In 1945 it was reconstituted as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ustria.In 1991 the party readopted the designation“Social Democratic.”

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理论及其政治实践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伦纳曾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奥地利总理，因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就被注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政治实践中。譬如，他们提倡社会伙伴关系，提倡国有化，提倡外交中立原则，提倡折中主义的现实等。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主张体现在探索和倡导第三条道路上。他们设想逐步用建立福利国家代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即无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社会伙伴关系，还是市场经济调节与国有化运动；无论是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还是在国际上采取永久中立政策，都体现为他们走第三条道路的努力。

卡尔·伦纳在其《现代社会变化》一书中指出，不仅每个时代，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曾寄希望于用知识改变奥地利的政治命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主张，认为不能盲目崇拜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并且将其圣经化、教条化，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应该重新分析资本主义，采取新的措施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等。

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一是在民族理论上提出了民族共同体思想，强调民族文化原则及纲领，表现出了对单一的民族（如德意志民族）的偏爱。二是在文化政策上强调教育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宣传，重视卫生政策。认为政府要进行社会主义的公共卫生改革，提倡社会福利制度。他们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认为出现了知识民主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现象，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斗会愈演愈烈，故应该努力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三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如希法亭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判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还有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就是一个新的现象，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所以列宁曾经称赞说，“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做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列宁全集》第2卷，2012年版第583页）。他们在经济政策上运用税收加补偿的政策，将大工业、大企业、大庄园等收归国有，认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应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大资本家手中。他们认为社会政策应是一种生产性要素，它可以减少贫困，缩小贫富的差距，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

显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试图打破革命与议会道路的对立局面，寻找第三条道路。其既不主张发动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又拒绝完全走资本主义民主议会道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还提出，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人国际，这就与其在民族政策上提出的民族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政治实践，其中一个范例就是红色维也纳。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在其新的政策实践中，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应该让青年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拿起暴力的斗争武器就可以顺利解决争端。其赋予新的社会阶层以充分的民主权利，为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提供了条件，吸纳知识分子入党，参加内阁。这个地方讲的新阶层是指白领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也与工人阶级一样，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要将知识分子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赋予其广泛的民主权利。可见，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

1932年奥地利全国已有65万名社会民主党员，这对于这个中欧小国来说已经充满力量了。伦纳担任总理后在其社会主义实践中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如其实施的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等社会改革曾经以“红色维也纳”而蜚声世界。但是由于其害怕革命会破坏经济建设，不敢发动群众，错过了反法西斯恶行的机会，使大批党员被迫害，红色维也纳的成果在战火中被摧毁，成员流落海外，功败垂成。他们的经验教训也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深刻启示。

四、“新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革命理论离不开革命实践，理论研究必须结合具体实际。关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2021年第四季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调，即新一轮稳增长来了，货币转向宽松，支持新基建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房地产软着陆。会议释放了九大重要信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一轮稳增长来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财政政策转向更积极，专项债放量，启动新基建；大宗商品保供稳价，但全球面临大滞胀；新消费、新基建；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共同富裕；满足合理住房需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软着陆”；推动新生育政策落地见效。上述会议要点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国未来的经济政策走向：第一，虚拟经济不可取，应回归制造业立国。第二，第三次分配扑面而来，在重视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导向，并倡导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对个人资源的捐赠进行分配，从而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补充，推动共同富裕进程。第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遏制资本野蛮生长，促进金融稳定发展，支持发展实体经济。

关于中美关系，我们应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们应如何面对美国的打压？美国奉行丛林法则，一贯弱肉强食，以武力征服别国。虽然中美关系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不同于它的大国的崛起，因此势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甚至没有底线地对华打压、遏制、分化、围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充分的准备，应对好中美关系今后的曲折、动荡甚至“坐过山车”的场景，提高警惕。坚决维护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好14亿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维护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既然斗争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战略全局，那么在斗争过程中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减少涉及利益和全局的代价和影响。原则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赌气之仗，不打消耗战。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革命实践更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内容，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党的二十大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不仅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智慧，也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我们理论创新的途径之一，可为我们提供国外的思想资料，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积极作用，为研判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与现代社会秩序提供理论借鉴，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

五、“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道路的理性探索

本人于1984年在德国获得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出版了《早期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研究》和《异化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两本德文著作。1984年10月回国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先后于198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马克思主义”析要》，201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修订升级出版《“新马克思主义”论》，此为本人“新马克思主义”论研究系列第一卷。于1994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第三条道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于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升级出版、2011年再版《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崛起之真谛》，此为本人“新马克思主义”论研究第二卷。经多年研究积累，2023年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此为“新马克思主义”论研究第三卷。我的此三卷著作问世，皆有书评，广有反应，为了便于读者诸君阅读，特将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教授的书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道路的理性探索》引用如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理论逻辑上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从早期的总体介绍，到中期的人物和专题研究，再到当下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总体反思和前沿问题的深度展开。在这一新阶段，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道路的理性探索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重新讨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这意味着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的转变，中国学者在理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同时，开始从中国现实情境出发来反思这种逻辑，使之成为理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资源。在我看来，这体现了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思潮时的理性自觉。李忠尚教授的《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崛起之真谛》（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全书共分十一章，有一篇代序和四篇德文附录。第二到第八章是关于马尔库塞的研究，主要论述了马尔库塞与批判理论的关系、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关系、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马尔库塞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为结题。第九章、第十章是关于哈贝马斯的研究，分析了哈贝马斯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思想、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意义。第一章和第十一章，分别构成了全书的总论和结论，既引导了本书的研究，又对这一研究的社会历史指向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即作者关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不仅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学术探讨，而且力图将这一探讨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结合起来，从理论深层上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理论整合中，“第三条道路”成为全书的理论旨归。

通读全书，以下三点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思考：

第一，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出发，从学理上揭示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三条道路原为欧美国家的中左政党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纲领，力图在老派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以解决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进一步确立资本主义在世界的领导权。这一理论得到美、英、德等国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成为当时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的政治主张。1994年和1998年，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先后出版了《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对这种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本书以“第三条道路”为标题，并不是要回到上述的理论，而是借用这个术语来表达作者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有其自身的双重理论语境：在其理论的直接语境上，是对马尔库塞相关论述的提炼。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马尔库塞在批评苏联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时指出：这种马列主义的缺陷恰恰在于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恶和弊病，只想到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斗争，从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还有真正的第三选择。这种真正的第三选择，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既要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弊病，也要批判资本主义，从而探寻现代工业社会的出路（参阅《第三条道路》第231-237页）。正是在对马尔库塞思想的分析中，作者借用“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来指称马尔库塞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思考。其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性确认。作者在书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即“中国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30多年来中国崛起之真谛”（参阅第292页），并进一步认为，在理论形式上，这应是一种“实践哲学”（参阅第293页）。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作者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展开了讨论。

第二，作者对马尔库塞的分析，有其特定的理论视角。马尔库塞是新马克思主义中颇为著名的理论家，他早年受教于海德格尔，后来又转向黑格尔，并通过黑格尔转向了马克思，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重要成员。在20世纪50年代，马尔库塞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批判苏联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60年代后期，马尔库塞以美国为蓝本，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展开批判，提出了单向度的社会与单向度的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推动1968年“五月风暴”的重要力量。虽然马尔库塞一直是国内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趣点，但有关其整体思想的论述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在这方面，《第三条道路》对马尔库塞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国内研究不够的但对了解马尔库塞思想又非常重要的早期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早年的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弟子，但他意识到海德格尔思想在历史理论上的贫乏性，从而通过黑格尔的中介，转向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历史性，这也成为马尔库塞后来批判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三条道路》通过对早期马尔库塞的文本的解读，敏锐地揭示了这一理论主题。这也是《第三条道路》一书分析马尔库塞现代工业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根据我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历史性”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内核，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示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作者抓住马尔库塞早年的这一思想，并以此作为分析后期马尔库塞思想的基础，揭示其工业社会批判理论与第三条道路的关系，在我看来，这在学理上是颇为重要的。

第三，这是本书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的问题，却是当前学术研究中需要大力探讨的问题，即如何从理性出发，确证并反思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作者以“实践哲学”来揭示这一理性探索，但这种“实践哲学”到底如何展现，这在本书中还没有展开。按照我的理解，哲学问题虽然有其普遍性的特征，但特定国家、特定民族的哲学家，却是从自己民族特殊的情境出发，来关注并推进哲学问题的进展的。比如，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英国的经验论、法国的唯理论，都涉及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但他们进入问题的方式却有其民族的特性。当德国学者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他们又在新的层面提出了合乎本民族历史情境的哲学思考。如在康德看来，英国的经验论和法国的唯理论，都没有真正地达到理性的思考，还停留在知性层面。他对知性与理性的区分，为德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到黑格尔那里，对绝对理性的思考，不仅体现了对过去哲学的批判，而且从哲学层面提出了德国发展道路问题。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感性确定性的反思、关于知觉和知性的批判，就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重新审视。他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从理性形而上出发，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相应的理念的批判，提出了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另一种发展思路。这也表明，哲学的真正活力，源自对社会历史情境的批判性反思，从而从更高的层面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柏拉图是这样，亚里士多德是这样，黑格尔是这样，马克思更是如此。本书作者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度展开，还有待于作者和学界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此书评原载于澳大利亚《BQ》杂志）

总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和流派，曾受到列宁的部分赞许和激烈批判，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讨论，却也建构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理论及其政治实践。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构成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曾经全球传播，风靡世界，客观上引起了许多国家学者的理论兴趣，向世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它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奥式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对其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合适的，符合实际的。

我主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组开题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曾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在此再次表示感谢。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从德文原著及其他中外资料中系统梳理、研究和评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陈晓锋埋头学研、坚持不懈并以研究麦克斯·阿德勒的论文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并赴德国留学，现已是研究员和企业家。当时还有一位硕士生提供了阅评希法亭的草稿，但我修改加工稿件时却找不到署名更找不到人，无奈之下在此表示匿名感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有关同事参与了资料翻译工作。我的博士生杨戏戏入校不久即在我的指导下阅研了我们1980年后半期已完成的研究初稿并于2011年完成了题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吕育晓补充研写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及其“红色维也纳”部分。邓华硕士参与研写并协助我的编修等工作，使我才能边工作边治疗眼疾，终于两不误胜利完成本书的写作。在此，对40多年来先后参与我们科研团队的全体成员、助手和友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离不开外国专家的帮助。在此，对40多年来始终不渝支持和帮助本人从事教研的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施密特（Gerhart Schmidt）、坡斯特（Werner Post）、萨斯（Hans Martin Sass）、科本（Erwin Koppen）、特劳蔡特（Rolf Trauzettel）、奥瑟梅尔（Jesef Aussermair）、宽特（Michael Quante）、马耶尔（Lukas Meyer）、奥夫德海德（Enno Aufderheide）等教授、专家包括AvH和DAAD表示衷心的感谢，可谓时光匆匆过，友谊恒长久。

作为中国石化的顾问，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石化的有关领导和中国石化出版公司的周志明书记和毛增余总编辑，他们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眼光、有水平、有党性、高风格。还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贺静等同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本书如期出版。

李忠尚

2023年1月于北京西城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