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文明译丛》总序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于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字和中国黄河流域的汉字，是公认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三大古典文字的出现，表明在公元前3500年前这些区域就先后创造了伟大的文明，随着这些文字向不同地区和国家传播，又形成了多种语言的文字书写符号体系，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然而，除了汉字一直传承使用至今外，楔形文字和埃及圣书字都早已于公元1世纪和5世纪前后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公元16世纪之后，人们才重新发现这些沉埋千年的文字。19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两种古典文字的研究先后获得重大突破，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国外学者还对其他古文字进行了许多研究探索工作，如对印第安图画文字、玛雅文字和中美洲其他古文字的研究。汉字不仅持续传承发展，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对汉字研究的历史也甚为久远，至少在公元1世纪前后研究汉字的专门之学——中国文字学就已经产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研究积累，文字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科领域之一，各种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西方学者研究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字的同时，也开始逐步重视对古汉字的研究。

虽然汉字研究历史悠久且成果丰富，国外19世纪以来对古文字研究也取得许多成就，然而中外学者的研究彼此交流却仍然不多。中国学者在汉字和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的许多新成果，外国学者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在原始文字符号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的新进展，在我国近几十年来也很少得到介绍，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尚没能被译介出版。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外学者在文字与文明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外学者共同的期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与商务印书馆商定编译出版这套《文字与文明译丛》，以满足国内外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的需要。

这套译丛暂时选译有《文字起源》《古埃及圣书字导读》《文字系统：语言学方法》《宗教与文化记忆》《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印加结绳符号》等六种，都是海外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文字起源》（How Writing Came About），由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Denise Schmandt-Besserat）撰著，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2）出版。该书是国际著名陶筹研究专家贝瑟拉教授的成名作《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2）的精编本，由王乐洋博士翻译。通过对来自中东地区116个遗址8000多个陶筹的分析，著者提出了著名的“由陶筹而文字”的文字起源新说，明确指出：世界上最早的楔形文字起源于计数用的陶筹。这一观点被一些同行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能自圆其说的有关文字起源的新理论。

《古埃及圣书字导读》（How to Read Egyptian Hieroglyphs），由马克·科利尔和比尔·曼利（Mark Collier & Bill Manley）撰著，大英博物馆出版社（The British Museum Press，1998）出版，陈永生博士翻译。该书以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部分古埃及文物（以石碑为主）上的圣书字铭文为学习材料，循序渐进地介绍了铭文所反映的中古埃及语的语法要点以及古埃及人生活方式的相关方面，简明扼要，准确可信，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

《文字系统：语言学方法》（Writing Systems：A Linguistic Approach），由亨利·罗杰斯（Henry Rogers）撰著，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出版，孙亚楠博士翻译。该书多角度考察了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和历史上的文字系统，提供了这些文字系统翔实、丰富而时新的材料和观点。作为优秀的教科书，同行专家认为在该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一本教材能出其右。

《宗教与文化记忆》（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由扬·阿斯曼（Jan Assmann）撰著，该书的原文为德文版，英文版由罗德尼·利文斯通（Rodney Livingstone）翻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出版，此书由译丛主编黄亚平教授译自英文版。扬·阿斯曼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文化记忆的西方理论家，学者却认为他是使文化记忆理论系统化的第一人。阿斯曼之后，“文字与记忆文化”、“有文字和无文字社会”的区分、“文化记忆”等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讨论的基本命题，影响深远。

《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Picture-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由加里克·马勒里（Garrick Mallery）撰著，此书的出版已经超过百年。此次翻译我们依据的是多佛出版公司版（Dover Publications, Inc.，1972）。该版全二卷，第一卷由闵锐武副教授翻译，第二卷由孙亚楠博士翻译。该书是100多年前由美国联邦政府委托史密森学会对本土印第安人文明遗迹所做的调查报告，书中的1400余幅图画文字为研究前文字、文字起源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材料。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该书曾经调查过的图画文字遗迹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这使得它的价值尤为彰显。

《印加结绳符号》（Signs of the Inka Khipu），由加里·乌尔顿教授（Gary Urton）撰著，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3）出版，孙立新副教授翻译。该书运用二进制原理研究印加结绳（khipu），认为印加结绳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把二进制用于日常交流的奇特的文字，印加结绳不仅是一种记事文字，而且像今天用在计算机语言中的编码系统一样，是根据二进制排列的。该书也因此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印加记录系统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

到目前为止，收入译丛的六部著作，从不同方面展现了西方学者对人类发明的早期不同记录符号的考察和阐释。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新的原始符号和古文字资料，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对深化汉字研究以及推进文字与文明关系的研究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商务印书馆在译介西方学术名著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出版了诸多影响很大的介绍外国学术文化研究的译著，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套译丛计划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洪波总编的支持，出版社为联系译丛著作版权、组织编审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外有关作者和出版社对译丛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有的作者还专门为自己的著作中文版撰写前言或出任本译丛的编委，这充分显示出他们对加强与中国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良好愿望。译丛的翻译工作，因很强的专业性和参考资料的有限，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作。译丛主编黄亚平教授精心选择书目，他组织的翻译团队表现出执着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学风，力争使译作能准确地表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采，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借此机会，谨向收入本辑译丛的原著作者、出版单位和译者以及支持本译丛翻译出版的有关专家学者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期待并相信本译丛的出版对推进中国语言文字和古代文明的研究、对推进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能发挥积极的影响。

黄德宽

2013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