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任何一本新的拿破仑传记问世，作者似乎都有必要自圆其说。我的理由只能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根据英国档案馆以及欧洲各国历史学家最近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素材，修订对拿破仑生涯的传统论述。如果我要解释自己处理这些资料的方式，就需要煞费苦心地写出一篇详尽的前言来；但因为篇幅所限，我只能简单地提及最为重要的方面。

首先谈一谈已经发表的材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诸位先生的作品：法国的奥拉尔、许凯、乌赛、索雷尔和旺达尔，德国和奥地利的贝尔、德尔布吕克、富尼耶、莱曼、翁肯和韦特海默，以及意大利的伦布罗索男爵。我还从如下组织与个人的学术专著或文集中获益颇丰：法国的“现代历史学会”、陆军总参谋部、布维耶先生、科德里耶先生、“J.G.”莱维上尉、马德兰先生、萨尼亚克先生、西乌先生、齐维先生等，德国的拜洛、德梅里齐、汉辛、克林科夫斯特罗姆、卢克瓦尔特、乌尔曼等诸位先生。最近出版的同时代法国回忆录不乏价值，但此类文献需谨慎引用。莱昂·勒塞特先生和莱昂斯·德布罗托纳先生新近发表的拿破仑信件也为这位巨人生平的研究开启了新视野。万事俱备，我们也许可以放心地修正对他一生许多片段的评判了。

但是，如果我不能对拿破仑的文献有新贡献，就不应该投身于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中。此前，我曾为“剑桥历史丛书”中的一本著作而对这一时期进行了研究，确定了1795—1815年英国档案记录的巨大价值。除了海军档案学会、奥斯卡·布朗宁和赫里福德·乔治先生以及多伦多的鲍曼先生取得的丰硕成果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以这一时期官方档案为基础的英语著作，这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是种耻辱。这些官方档案非常有趣，也极具价值。当年，我们的外交官擅长在许多外国首都获取国家机密，即便这些国家正在与我们交战；此外，在英国陆军部与海军部的档案中，我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莱维先生在其《拿破仑秘传》（1893年）序言中说道：“拿破仑帝国战争的历史纪实尚无人编撰。若想准确地书写这段历史，全面了解外国档案比法国档案更为重要。”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档案多数已经做了研究；我想，我也许可以夸口，自己已经搜集了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战争时期的所有重要资料，以及圣赫勒拿岛时期的部分资料。我竭尽全力，希望在相对有限的篇幅之下，以叙事的方式体现这些研究成果，在我看来，讲述历史始终应该以叙事为主。

总体来讲，英国的政策效果越好，人们对其了解就越全面。英国常常显得虚弱和犹豫，但最终会变得坚定并赢得尊严；内阁大臣们以对法国人民宽宏大量的举动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战争，而那些要求我们为圣赫勒拿的殉道者流泪的人却故意视而不见。但是，即便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我们也不能忽视英国在1801—1803年、1806—1807年以及1809年表现出来的软弱，那使这个国家成为欧洲的笑柄。确实，1803年英国与拿破仑重启战端，究竟是出于后者内心的强大，还是对阿丁顿内阁的轻蔑，是值得怀疑的。再回想我们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犯下的大错，面对一位决心发动致命一击的超人，大英帝国能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幸存下来似乎是一个奇迹。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拿破仑在印度、埃及、南非和澳大利亚建立法国殖民帝国的计划规模多么宏大，决心又有多坚定。毫无疑问，1803—1813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不仅决定了欧洲和拿破仑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殖民化的总体趋势。

由于必须对拿破仑生平故事的某些部分加以压缩，我选择对1809—1811年（可以称作他生涯中的巅峰时期）仅做简略介绍，以便用更多篇幅讲述随后的决定性事件。但即便是对于风平浪静的这几年，我也将展示他的“大陆封锁体系”如何激发那些导致其垮台的经济力量，在1812年的溃退之后，正是这些力量使拿破仑和法国成为全世界的公敌。

我并没有忽视这位巨人个人生活中的细节，但主要详述的是他的职业生涯。在私人生活中，拿破仑除了谈话中流露的才气之外，并没有太多始终令人感兴趣的特征，这也许是因为他早就厌倦了约瑟芬的浅薄，以及兄弟姐妹们那科西嘉人特有的生硬个性。不过，根源也在他本人的性情之中。拿破仑曾对加卢瓦先生说：“我不太喜欢女人，也不喜欢赌博——我什么都不喜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我将他当作一位军人和政治家，至于他吃饭时狼吞虎咽、在音乐会上睡觉以及完全称不上浪漫的风流事，我就不对读者详述了。我的重点是讲述他最感兴趣的东西——简言之，我描绘的是他最好的一面。

现在这部作品虽有种种不足之处，但若无各方人士的慷慨相助，我也无法完成。我要衷心感谢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教授阿克顿勋爵给予的最为重要的建议；感谢公共档案馆的休伯特·霍尔先生对我的研究提供的指导；感谢罗马的伦布罗索男爵，身为《拿破仑时代的书目索引》主编，他提供了有关意大利和其他事务的线索；感谢波恩大学编外讲师、《奥地利与解放战争的开端》作者卢克瓦尔德博士对有关德国事务的章节做出了极富学术性的修订；感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文学硕士坎利夫先生对1800、1805和1806年战役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皮舍格吕》一书的作者、格勒诺布尔的科德里耶教授提供的有关保王派图谋的信息；感谢文学硕士J.E.莫里斯先生、文学学士E.L.S.霍斯伯勒先生提供的关于滑铁卢的详尽来往函件，已故牛津大学教授韦斯特伍德的子侄们慷慨地允许我复印新发现的拿破仑信件，并在上卷中呈现；此外，蒙洛小姐不弃，请我处理她父亲1813一1815年及圣赫勒拿岛时期的文稿。在此，我希望向所有提供盛情帮助的人士表达谢意，他们不仅使我免于坠入这类主题中存在的千百个陷阱，更为本书增添了价值。我不敢想象自己能完全避免这些错误，但可以真诚地引用已故伦敦主教的一句话：“我已尽一切努力撰写真实的历史”。

约翰·霍兰罗斯

（注：本书注解中引用的拿破仑《书信集》是在拿破仑三世赞助下出版的法国官方版本。《新编拿破仑书信集》是由莱昂·勒塞特编辑，玛丽·劳埃德女士翻译为英文的，只有少数情况下引用了莱斯·德布罗托纳先生的更新版本，书中将予以说明。“《外交部档案》，法国”和“《外交部档案》，普鲁士”指的是英国外交部档案中中部案中关于法国和普鲁士的卷号。为简洁起见，我用名字称呼拿破仑的元帅和高级官员，没有使用他们的头衔；不过，在全书的最后附上了带有头衔的名单。）